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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难道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杜郎口中学,新绛中学。
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山西;一个是薄弱学校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有被撤掉的危险,一个是曾经的百年老校遭遇办学危机——教师被挖走,生源质量、教学质量明显下降。
进行课堂改革,彻底改变教学模式是两所学校的共同选择。
现在,他们在课改中声名远扬。
有人说杜郎口中学,“没了讲台,课堂乱了,学生反了,墙壁四周都是黑板了”。有人称新绛中学,“每天只上半天课,下午全是自习”。
无论是讥笑还是凝练,形式尽管各异,但“神”却是相似的——让学生动起来,让课堂活起来,师生互动,共同发展。学生拥有他的表达权、话语权、选择权……
“预习、展示、反馈”是杜郎口中学课堂教学的三环:即先让学生预习,然后把学习成果展示出来,最后围绕问题组织反馈。
“自主课”和“展示课”则是新绛中学对传统课堂进行的流程再造,也就是半天上课,半天自习,但“学案”贯穿始终,学案编写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学习目标问题化。
这正是以“自主、探究、合作”为主要目标的新课程改革所传达的:开放、解放换来释放、民主,自主换来了做主。
“教改等于成绩下降的怪圈”在这两所学校被打破:中考率、高考升学率不降反升。
两所学校的变革告诉我们:只有发自内心的教育改革,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
不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课改在逐渐延展,课改被人们接受:已有100万师生参与的由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发起的新教育实验，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在宁夏、甘肃、新疆、安徽、云南十个农村县区超过100所县区学校推广的“跨越式试验”，华东师范大学熊川武教授发起的“自然分材教学”实验，青海吉美坚赞进行的民族教育改革……
但任何教育改革都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
一位来到杜郎口中学参观的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到杜郎口中学,就好像在百花丛中采摘了一朵非常鲜艳美丽的花。结果我发现这朵花在我的花瓶中很快枯萎了。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仅仅是采摘了一个枝条而已,没有把根移植过来。”
在现实中,课改却往往是反反复复,样子学是学了,却没有效果。折腾来,折腾去,老师、学生早已是身心疲惫,课堂反成了痛苦、受罪。
其实,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基点在哪里?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储朝晖用“四重门”来阐述: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课堂之所以是这样的课堂,相当于多重门起了阻碍作用,第一道门就是学生能不能做学习的主人,接下来教师能不能做教学的主人,后面一道门是校长能不能做学校的管理主人,最后一道门是师生能不能做评价的主人。四道门同时起作用,只要冲破四道门,每个老师就知道怎样教、每个学生就知道怎样学。
课改,期待的是什么
“课堂教学改革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这曾是杜郎口中学校长崔其升一直追寻的一个问题。
“是尊重。”他解释,这个尊重不是表层意义上的,是真正打动心灵。他能够走出来站在讲台上,把自己对问题的总结、解析、解读,把他的思路、才智演示出来、讲解出来让大家欣赏。
如果继续十年前的追问,我们关注课改,关注的是门类、课时、内容、教材,关注的是教学方式、学习方式、评价方式、管理方式,但这不是全部。
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线教师、校长关注课堂问题、关注教研问题、关注文化问题,通过课程改革影响学校、通过学校向全社会传达文化的追求,我们期待新的课程文化。
“我愿意用这样的词汇描述,就是民主、开放、科学、平等、对话、协商,这些文化的诉求可能是新课程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刘坚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一定伴随制度重建、一定冲击文化传统、一定触及人的心灵。教育方式改变可能要五到八年,但是文化改变需要二十年甚至更长。
“这次改革非常奇怪、非常奇妙,是从课堂教学改革开始,完全要寻找全新的课堂介入。”在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看来,这一新模式从课堂必然走向学校,从教学走向教育,引发一系列教育变革:课堂,由学习的起点变为学习的中间环节,学生学习起点不是老师开始讲课,是学生自主学习,而且那个起点决定后边整个学习环节,包括最后中考、高考质量。课堂由听讲的场所变为交流、探究、共享的场所。
对教育而言,很多东西不可丈量,也不可能即刻显现,却能够渗入我们的肌体。比如,对每个人而言,我们都不是旁观者,是平等的参与者。在学校如此,在社会上也是如此。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有其他原因吗?”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引用乔布斯之语表示:各种改革实践仍然处在探索之中,远非完美,人们对各种不同模式都有批评和质疑,我们需要通过交流和讨论凝聚共识,提升和超越。需要从课程改革走向素质教育,从教育方法的变革走向真正的变革。（记者 靳晓燕）
背景链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单位日前发布的“教师对新课改的评价”以及“2011年中小学教学公众满意度”网络调查显示:
新课改的理念深入人心
74%的教师认同“合作、自主、探究”新课改的理念,对“您所在学校新课程改革开展得怎样”的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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