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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三二 82．欧荣.同为赠别诗,情境各不同——约翰·多恩的《别离辞: 莫伤悲》和柳永的《雨霖铃》的对比.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5(1)
《别离辞: 莫伤悲》为英国17 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1571-1631）离英赴法与妻子临别时所做得一首离别诗。《雨霖铃》是宋代诗人柳永著名的代表作，是诗人仕途失意，不得不离开京都（今河南开封）时写的。这两首诗已成为中英文学中爱情离别诗的千古绝唱。两首诗写作背景相同，都是诗人在与爱人离别时所作，但这两首诗的基调和表现的情境却大相径庭：多恩的《别离辞》自信乐观，充满哲理，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希冀，而柳永的诗则忧伤悲戚，充满离愁别恨，读来给人迥然不同的感受。笔者拟从诗人生活的时代背景, 两首诗体现的文化价值观和诗人写作手法的差异等角度对这两首诗进行比较
分析。
一
多恩生活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后期和詹姆斯一世时期，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对神学、医学、法学和古典文学无不涉猎。伊丽莎白时期由于英国国教正处于上升时期，朝廷对天主教徒多方限制，多恩的前途也屡屡受挫。他在詹姆斯一世时期皈依国教，受到国王的赏识，事业上开始有所起色。根据沃尔顿（Izzak Walton ）所写的《多恩传记》中记载，本诗写于1611 年，多恩追随德卢爵士出使法国前为妻子所写的[1]。诗人虽要远赴重洋但大好前程就在眼前，因此全诗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绪。
柳永生活在北宋前期宋仁宗统治时期。他出生于世代习儒的仕宦之族，由于自身特有的音乐秉赋，年轻时便才华横溢，成为汴京娱乐圈的领军人物。“教坊乐工，每年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 在市民社会获得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永词”的声誉。但由于他生活放荡不羁，“好为淫冶讴歌之曲” 遭正统社会排斥而一生命运多褰。曾被仁宗皇帝贬为“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吴曾《能改斋慢录》卷十六）因而在仕途上一再失意，直至年届五旬才考中进士，开始了离京赴任各地的宦游生涯。政治上的不得志再加上与恋人的离别是《雨霖铃》充满离愁别绪的主要原因。
二
两位诗人在这两首爱情诗中表现出的情绪差异也体现了中英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由于基督教对英国文化的影响, 英国诗人大多相信灵魂永生。多恩出生于天主教家庭, 四十多岁被授予英国国教圣职, 后来又荣任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 多年的宗教熏陶使多恩相信灵魂会超越肉体而永存， 这种信念在他的《死神， 莫骄狂》（Death Be Not Proud）中尤有体现，诗人在结尾骄傲的宣称：“短暂的小憩之后，我们永远醒来/死亡将永不存在； 死神，你将死去！”死都不怕，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呢？因此诗人在《别离辞》中想象了与爱妻在灵魂上的交相融合而对别离抱着从容超脱的姿态，因为空间的阻隔对灵魂而言是毫无意义的。然而, “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相信永生之说.道家寻求的是对自然的返归,并不重个人的生存; 佛家崇尚万年俱灭; 而孔夫子的信徒则’不语鬼力乱神’, 诗人不能够从道教或佛教的教义中得到慰籍, 于是只有感叹光阴的流逝,对不可避免的末日的到来感到恐惧。”[2]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诗歌充斥着人生短暂、命运无常的忧伤情绪。如孔夫子”逝者如斯夫”的感伤; 曹孟德”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的感慨; 李后主”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叹在中国诗歌中是一脉相传的，由此到柳词中的“多情自古伤离别“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中英两个民族地域观念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英格兰的民族发展史——从日耳曼部落越洋跨海来到不列颠岛建立新家园，其后的诺曼底征服，到文艺复兴时期“发现新大陆”——都使得英国人的血液中充满对航海、游历和探险的好奇和渴望而少有“背井离乡”的哀叹。与英国人相比, 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更为浓厚。悠久的农耕传统使得中国人忠实于土地，向往着“安居乐业”。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父母在，不远游”）和家国观念（“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已固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所谓“故土难离”；即便为生活所迫离开家乡，那总有一天也要“叶落归根”。因而中国诗歌中有“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的无奈, 有“断肠人在天涯”的凄美、有“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悲凉。
此外, 英国人的爱情观受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精神之恋”思想的影响，自中世纪骑士文学盛行的时候，英国知识分子便推崇骑士与贵妇的精神之爱，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十四行诗中更是充满了风花雪月的理想爱情。莎士比亚在著名的爱情哲理诗《真正的爱》里面精辟地讲到“爱不随光阴荏苒改变，它将延续到生命终点”[3]。因此，离别是暂时的，相聚是永恒的。彭斯在《一朵红红的玫瑰》中对爱人乐观地说到“再见吧，我唯一的心上人！再见吧，让我们暂时别离！我一定要回来，我的爱人，哪怕要走千里万里！”[3]多恩虽然年轻时纵情声色，是一浪荡公子，曾极度宣扬肉体享乐（这一点从他写给情妇的 The Flea 和To My Coy Mistress 中可见一斑）但当他阅历渐长，尤其是和心上人结合后, 对爱情的态度日渐改变。虽在诗歌创作手法上独具一格，多有奇想与悖论，但在本诗中却表达了英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爱情观: 灵魂是永存的, 理想的爱情应是灵与肉的合而为一；真正的爱情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对比之下，细读《雨霖铃》可体会出中国人传统的爱情观。深知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就谈到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更重实际而少玄想。传统的中国人虽偶有“两情若是长久时，岂在朝朝暮暮？”的豪迈，但更多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希冀, 对爱情婚姻的理想是相亲相爱、花好月圆、百年好合。早在诗经中就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诗句。相爱的人多发誓“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对离别终报悲观的态度。李商隐写下了“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李煜写下了“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柳永的《雨霖铃》更是道出了传统的中国人对于“相爱不能相守”的怨艾。
三
诗人写作手法的不同也使得两首诗表达的情境不同，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而诗人写作手法的不同又取决于当时诗学传统的不同。英国诗学在浪漫主义诗歌运动之前有着悠久的摹仿理论和功用理论的传统。文艺复兴的诗学从锡德尼的的《诗辩》到琼森的《西洋文学批评史》由强调想象到讲求讽喻和技巧。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以多恩为首的“玄学派”诗人追求哲理思辩，以奇思妙喻征服读者。中国诗学也有功用论的传统，从《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到东汉的“诗大序”；但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诗论逐步摆脱功用论的束缚，表现理论影响渐重。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南朝钟嵘在《诗品》把”吟咏情性”作为诗的本质特点，到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更是提出了”思与景偕”的原则，[4]对唐宋以后的诗人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柳永在《雨霖铃》中运用了中国诗词融情于景、虚实相生、白描、反衬等传统的写作手法，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和动人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使人读后“黯然销魂、意夺神骇和心折骨惊” （江淹《别赋》）。而多恩则在《别离辞》中以西方文人特有的哲理思考和智力论证发表了自己的爱情观演说，读后引人深思爱情的本质。
《雨霖铃》全词以“惜别离”构思，以“寒蝉凄切”起首，一个“寒”字，达到了绝佳的“移情”效果。接着层层铺叙，萧瑟凄冷的秋天,十里长亭以及雨后阴冷的黄昏, 通过这些景物的实写, 融情入景, 准确地将恋人分别时难舍难分的凄凉心情反映了出来, 为全诗定下了悲凉伤感的基调。“都门帐饮无绪”写出了不忍别离又不能不别的心境。但”留恋处,兰舟催发”透露了现实的无情和诗人内心的痛苦。 到“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时，诗人运用白描手法把一对恋人悲痛、眷恋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写得淋漓尽致。“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承上启下, 由上阙实写转向下阙虚写：兰舟启碇开行,就会越去越远,一路上暮霭深沉，烟波浩淼，离愁之深、别恨之苦溢于言表。“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道出了古人的“悲秋、离别、失眠”的三大愁苦[5] 后句也暗示了诗人离别后的借酒浇愁。“清秋、杨柳、晓风、残月“等意象更是营造了离人凄楚惆怅、 黯然销魂的心绪.。“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诗人运用反衬，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本是令人向往的乐境,可诗人与心上人分别后,乘一叶孤舟,形单影只。“便纵有风情,更与何人说?”满腔的悲愤油然而生。
如果说柳词重在“表情”, 那《别》诗则重在“说理”。多恩的《别离辞》以突兀的节奏、冷峻的思维以及奇特的意象而闻名，与其说它是一首爱情诗不如说它是一篇爱情演说词。诗人运用对比、类比、夸张、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来论证诗人的观点： 诗人与妻子的爱情是神圣的，真正的爱情是能经历住任何考验的。在诗的开头多恩把自己与妻子的离别比作“有德之人”( virtuous man )的弥留之际：宁静、安详、没有俗人的呼天抢地, 并由此过渡到第二个比喻，夫妻二人就像灵与肉的融合, 离别时刻，不需要哭泣涟涟，否则是对其神圣爱情的亵渎。 第三个比喻是地震与天体的运行，其后又运用了对比：世俗之爱是感官之爱( whose soul is sense)，而我们的爱情是精神之爱，是 “refined love, inter-assured of the mind”，不在乎距离的阻隔,不在乎感官接触的缺失( care less, eye, lips and hands to miss )； 我们的爱情是黄金般的爱情, 距离的捶打只是使之延伸而不是断裂。 最后诗人把自己与爱人比做一副圆规，体现了诗人巧妙的哲思，也体现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宗教信仰，这已是玄学派诗歌中的经典比喻。诗人把相爱的人比喻成圆规的两只脚，圆心角看似不动，其实是随着圆周脚的运动而运动。圆心角的坚定不移使圆周完美( Thy firmness makes my circle just )，此处的firmness 语带双关；同样妻子对他的忠贞不渝也使他最终在事业完成后回到她的身边。
爱情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而恋人的别离则是其中最令人伤感的话题了。同为与爱人的惜别之作，多恩的《别离辞》和柳永的《雨霖铃》表达了作者不同的情绪。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传统价值观的不同决定了作者对离别持完全不同的态度。英国诗人重哲理、重思辨的传统及宗教文化的浸染使得《别离辞》充盈着安详、达观和超越的情绪。汉诗中儒家文化、乡土为本观念的影响，形成中国人对离别多抱有悲观的态度。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指导下，在不同诗学理论的影响下，诗人运用了不同的写作手法，达到了不同的艺术效果。同为赠别诗，多恩的《别离辞》和柳永的《雨霖铃》读来却给人不同的美学享受。
参考文献：
[1]Walton , Issak Life of Dr. John Donne[M]. The World’s Classics . London: Oxford U.P ,1927:36
[2]刘若愚.中国诗学[M].赵凡声,等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90.
[3]刘若兰.英国名诗解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424,437.
[4]狄兆俊.中英比较诗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79.
[5]杨海明.柳永:世俗词人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况味[J].阴山学刊,1997,(4):13-17.
作 者 简 介：欧荣，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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