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语三二 75.李国文.因《锦瑟》而想起的. 文学自由谈,2005(1)
　　《锦瑟》是唐人李商隐的一首名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天鹅之歌，约作于公元858 年，不久，诗人就在他的家乡河南郑州荥阳，抱恨离开人世。人故去，诗长存，一千多年来，口碑流传，家弦户诵，任何一个读点旧诗的中国人，无不知道这首绝唱。
　　如此的身后声名，大概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不朽。
　　文学这东西，别人吹，不作数，自己吹，更不作数，甚至当代文学史的吹，也是作不得数的。因为，当代文学史都是当代文人写的，活着的人写活着的人，就难保绝对的公正和公平。
　　说来可怜，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其实很小，而我们厮混其中的所谓文坛，那一亩三分地就更为局限，芸芸众生，抬头不见低头见，即使素未谋面，互不相识，不用拐上三个弯，就会发现，倘不是观点相同看法相近的战友，便是营垒对立互不相能的劲敌，都能排上转折亲。所以，极有可能，被写的那位传主，说不定与写史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为朋友，同学，亲戚，邻居；或为上级，恩公，领导，债主；或为情人，姘头，知己，相好；甚者，或为仇人，死敌，宿怨，对头。这样一来，那就保不齐笔杆子底下，感情因素发酵，往这边歪一歪，一头驴夸张成一头骡子；或者往那边偏一偏，一匹骆驼硬说不如一匹马大。
　　由此可知，所谓当代文学史，别看琳琅满目，荦荦大观，通常都是某个文学圈子里的，有特定吹捧目标和特定排斥对象的私学，或是门户偏见之学。可以翻翻，不必当真。由此逻辑推论，按照李商隐在唐代敬、文、武、宣诸朝的口碑，无论当时相牴牾、相争拗的牛、李二党，其中不论哪党的好事之徒，要来撰写李唐王朝中叶之文人状态，之文学活动的话，绝不会对他有好声气的。
　　这位可怜见的诗人，尽管他的诗写得非常出色，非常优美，是中晚唐诗坛的领军人物，可他的名声可是臭得要命。两边都不讨好，都觉得此君在人品上，在私德上，大成问题。因为，他早年间，是赖牛党的中书舍人令狐楚，赏识提携，名列门墙，着意培养成材的。后来，翅膀硬了，改换门庭，偏偏投奔到李党的泾原节度史王茂元那里，当起幕僚。找一份差使，混口更好的饭吃，尚有可以鉴谅之处，而他竟娶王女为妻，插门为婿，登堂入室，就令人不能不齿冷了。这种朝秦暮楚，首鼠两端的行状，诗写得再好，又如何，挡不住大家唾弃他。最后，驼子跌跟头，两头不着实，就这样把自己一生交待了。
　　在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命运，飘泊不定，落魄异乡，流离失所，妻孥无着，仰人眼色，寄人篱下，情思难托，绮梦难圆，真是难做人，做人难啊！那颠沛的生涯，一点不值得羡慕。这样，经过千年以后，一直到大家忘了他本人的如何如何，而只记住他的诗如何如何的时候，才在川流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河里，凸现出他的存在，他的价值，奠定了他的不朽。
　　文学史，就是这样要经过时间的反复验证，方能得到认定。而且，这种认定，仅仅数年工夫，是不行的，数十年工夫，也是不行的，必须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沉淀过程，这才能当得起不朽二字。因为，在漫长岁月的澄清过滤以后，人们对于文人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善恶忠奸，也就渐渐地淡化，不必，也不会太当一回事了。这样，文学史也就能够回归到文学的判断上。然后所得出来的结论，才算接近于正确。
　　李商隐就是这样，当年那些意气用事的牛李党争，不过狗咬狗一嘴毛的文人无聊而已，大家对这件事本身都觉得不值一嗤，那诗人年轻时的苟且，或者投机，或者别有说不出口的隐衷，或者不得已的所作所为，已经是历史的一个小注脚，还有谁会在意和在乎呢？
　　说到底，文学史，不相信自吹和人捧的牛皮，只相信时间。拂去历史上的污烟浊雾，诗人的丰采光照，诗篇的夺目璀璨，那形象永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以至万世不能湮没，这才是真值得我们衷心敬仰的。说实在的，唐代诗歌数万篇，唐代诗人上千名，能够如李商隐，如《锦瑟》，被人记在心里，咏在口中者，又有几多？
　　所以，我的那些同行们，或者被人吹成，或者自己吹成，那副永垂不朽的大师状，都有把话说得太早之嫌。只有像李商隐这样，千年以后，还有人吟诵他的诗，玩味他的诗，被他的诗感动，为他诗中的意境，悬想不已，揣测不已，那才是真正的一点不打折的永垂不朽。
　　我也一直纳闷，这几十年来，世界文学走向式微，中国文学一蹶不振，而我所谋生的这一亩三分地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师，那么多的不朽？简直到了“大师满街走，不朽砸死狗，放眼文坛上，无人不泰斗”的盛况空前，总不会是造物主对这块文学土地的格外垂青吧？
　　后来，我逐渐觉悟到，一是中国文人，好文人相轻，看不起他以外的任何同行。因此，他不当大师，还有谁能当，又有谁敢当？二是中国文人，好畸性自恋，总觉得自己完美得简直无可挑剔（他嘴上不一定这样表白，但心底里肯定是这样想的）。所以，他要是不能永垂的话，中国就无人可以不朽了。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夜郎国主呢？在我们这里，凡有点名气的文人，有点声望的文人，写出说得过去的作品，也有点读者的文人，甚至，人五人六地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居然有点权位的文人，往往缺乏将自己的成就，放在一个中外古今这样大格局里，进行横比和纵比的清醒。
　　当然，他们不是不比较，而是喜欢在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里，譬如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地区，一个不大的文学圈子，用矮子跟侏儒比，用侏儒跟三寸丁比，用三寸丁跟狗尿苔比的办法，甚至连狗尿苔也能跟羊齿科苔藓植物比，觉得自己是参天大树的。所以，以这种比出来的高度，找到大师或者准大师，候补大师的感觉。或者找到不朽，已不朽，将要不朽的感觉，遂造成我所目睹过的一大堆五光十色的文学泡沫。
　　所有这些“大师中毒症”或者“不朽综合症”的患者，都如同一句广告词所说的，那“感觉好极了”的样子，在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地区，一个不大的文学圈子中间，把自己看成是那位到美国"#$ 打球的姚明式的小巨人了。自我拔高，立地成佛，神气活现，像巴尔札克先生笔下的外省士绅，要到巴黎闯荡，要走向世界了。
　　一位经常到国外的朋友，回来时对我摇头不迭，感叹系之，这些年来，一些高鼻子的汉学家，也断不了受到这些某个省，某个市，某个地区，某个不大的文学圈子里的某某大师，自我感觉格外良好的频频骚扰，没完没了的与国际接轨的强烈欲望，而不堪其苦呢！
　　然而，文学史告诉我们，标榜大师者，未必能成大师。而“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鸟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凤不来”的玉溪生，内心未必想成为大师，他哪敢有这一份奢望呢？倒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他的不朽篇章。（唐人崔珏《哭李商隐》诗）
　　也许，“文章憎命达”，李商隐的这一辈子，活得很尴尬，很艰窘。《旧唐书》说他“坎壈终身”。“坎壈”，大约为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沟沟坎坎，连滚带爬的意思。所以，才高命薄，屡受挫折，郁郁不得志的他，便盛年早逝了。
　　他只活了47 岁，当然，太短命了一点；否则，会有更多的好诗，留存后世。
　　这首七律，凝缩着诗人匆匆一生里的，跌宕流离的命运，失落沮丧的际遇，讳莫如深的情感，梦幻绮丽的爱恋..，这一切，又如同他名姓中的那个“隐”字一样，影影绰绰，朦朦胧胧，依稀仿佛，似有似无，感觉得到，捉摸不住，可以意会，不可言传，那美学境界吸引着千百年的中国读者。
　　凡读过此诗，并稍稍了解李商隐生平者，无一不在煞费心思，绞尽脑汁，希望能从这首诗中更多地发现诗人，更深地理解诗人。于是，这首《锦瑟》便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斯芬克思之谜”。
　　谜，要是一猜即破，也就没有什么耐人寻味的了；要是总猜不开，也就无法使人生出破解的兴味。而李商隐这首显然有着难言之隐的《锦瑟》，既有猜想价值，又有猜想余地，是一个使猜解者错以为不难找到门径的谜。然而，深入堂奥，接踵而至，便是更多的迷惑和茫然。因此，宋、元、明、清，揣度了一千来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所有答案，无一不被诘难，被质疑，被否定，被推翻，几乎没有一个论点能够站得住脚。
估计，再猜上一千年，一万年，大概也休想解开这个诗谜，仍旧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分歧着。“诗无达诂”，也许永远也得不出一个结论。一篇永远有话好说的作品，一篇永远耐人寻味的作品，这便是《锦瑟》的生命力了。
　　因此，近人梁启超的读李商隐法，值得我等深刻体会的。他说：
　　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饮冰室文集·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
　　只有这样.峙磊落的大师，才敢率直说出来。一，他坦承自己并不“理会”诗中“讲的什么事”；二，他还坦承自己“解不出来”“一句一句”的“文义”。但是，他又说：一，“我觉得他美”，“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二，“美是多方面的”和“含有神秘性的”。
　　不求其字句上的甚解，而领略其通体之美，得精神之享受，这才真是阅读文学作品的不二法门。中国人讲做学问，而做学问的中国人，是一点一滴，句栉字比，认真求实，探赜索隐地做起来的，这种治学态度，毫无疑问，当然是极其正确的。但用在文学作品上，这样死抠深挖地做起来，只能将文学的想象力越做越死，最后大家成为僵尸为止。
　　说到底，诗词歌赋，小说演义，唱词话本，杂剧戏曲，从来也算不得什么正经学问。即使在封建社会里，虽然孔夫子删定的三百篇古代民谣，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但对那时的读书人来讲，也是属于小菜一碟，有它可，无它也可的东西。《红楼梦》中那位严肃的家长贾政，绝对规行矩步的正人君子，也不把《诗经》当经看。他对贾宝玉的奴仆领班李贵说：“哪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他还说：“你去请塾里师老爷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显然，有两种读书方法，一种是可以“虚应故事”的，一种是必须“讲明背熟”的。既然贾老爷都认为文学作品不过“虚应故事”，我们干吗要像做学问那样“讲明背熟”呢？
　　因此，梁启超的理解《锦瑟》的方法，才是读或者写文学作品的门径。
　　只取其总体上的感觉，领受，颖悟，融通，而不斤斤于字句的铨释，词义的解析，要旨的体认，典故的实证，宁可失之于细部的推敲而获得整体，宁可失之于枝节的深入而把握全盘，宁可失之于末端的探究而得窥完豹，你被作品的美学意境所感动，所共鸣，所吸引，所呼应，你的阅读任务，也就完成了，你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清人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提到了另一种死抠字眼的读书法，那就更不足为训了。
　　东坡近体诗，少酝酿烹炼之功，故言尽而意亦止，绝无弦外之音，味外之味，阮亭以为非其所长，后人不可为法，此言是也。然毛西河诋之太过。或引“春江水暖鸭先知”，以为是坡诗之佳者。西河云：“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此言则太鹘突矣。若持此论诗，则《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鸠， 鸠皆可在也；何必“睢鸠”耶？止丘隅者，黑鸟白鸟皆可止也，何必“黄鸟”耶？
　　这位毛西河，即毛希龄，明末清初的经学家，善解《易》，他的著作在乾隆朝收入《四库全书》者，达四十多种，可见其学术上的权威地位。这位活到"# 岁的老先生，存驳反心理，好逆向思维，纪昀说他“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大概属于北京人所说的喜爱跟人“搬杠”，无理搅三分的老顽童。一个人，读经读多了以后，就死性了。一个死性的人，根本不能体贴到文学作品中的灵韵何在？率真何在？朦胧的美感何在？神秘的魅力何在？他一定故作悖谬，一定要唱反调，抬“鹅不知耶”的杠，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文学世界里，碰上这样的认死理的左撇子，你要不想气得上吊，也只好由他排揎了。
　　所以，老农最爱说的一句话，别听蛄叫唤，此言大有深意存焉。
　　作者也好，读者也好，千万不要被那些权威专家，教授学者，牵着鼻子走。阅读文学作品，写作文学作品，一怕乡夫子的迂腐，舍本逐末，顾小失大；二怕方巾气的穿凿，郢书燕说，歧路忘羊；三怕章句儒的刻板，咬文嚼字，胶柱鼓瑟；四怕恶讼师的偏颇，鸡蛋挑缝，苍蝇下蛆。
　　以上这些所谓的评论家，注解家，研究家，编纂家，很大程度上类似《水浒传》里孙二娘和张顺在一字坡开的那爿黑店里，所雇佣的操刀伙计，无论什么文字，什么作品，只消到得这班职业杀手的刀下，犹如摆放在案子上的那位吃了蒙汗药的武松，等待着的便是大卸八块的命运。
　　一部文学作品，经得这等人的剖解，肥肉用来剁馅，瘦肉用来切臊，骨头扔进锅里熬汤，杂碎推去案下喂狗，支离破碎，零七八糟，血肉横飞，不成样子。试想，美，没有了，文学的生命何在？庄子在《秋水》中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以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这就是梁启超和那些做学问的书虫子，对于文学作品根本不同的认知态度。
　　文学，这种形象思维的艺术产品，其中梁启超所说的美的神秘成分，很难说得清，讲得明的。要是能够说清讲明，还有什么神秘可言？正是这种无法用语言能够表达的体验和感觉，才构成文学的灵魂所在，精华所在。
　　因此，梁启超读《锦瑟》的高见，倒是文学作品的写家和读家，应该记取的。
　　追求通体的完美创造，体验共鸣的音外之响，捕捉智慧的霎那光彩，感受神韵的销魂一刻，欣赏形象的艺术魅力，获得美学的深层享受，这也是古往今来的精神产品，人们在编织或者鉴赏时，所必然有的审美过程。
　　然而，在这美不胜收的时刻，要是谁在脑海里，浮现出那爿黑店，浮现出一张张屠夫面孔，尽管很斯文，很优雅地冲着你笑，我估计阁下一定要三魂出窍，七魄生烟，那可怜巴巴的一点灵感，早吓得飞到爪哇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