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语三一.徐玲英.从《静女》看《诗经》研究范式的差异.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云： “ 所谓《诗》无达诂， 《易》无达占， 《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 “ 诗无达诂”既指诗语字面的无通释，也指一首诗诗义的无定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取决于解诗者的个人尚好，同时也受解诗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影响。《诗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具有原创性意味的文化经典，由于这种独特的地位，它吸引了千百年来无数华夏学人不断地对它进行研究和解释。在浩如烟海的《诗经》著述中，最有影响，最受人推崇的当推汉人毛亨的《毛诗故训传》（ 简称《毛传》），宋人朱熹的《诗集传》和清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 简称《通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解释同一部经典的著作，它们在内容上却各异其趣，大相径庭，不仅对同一诗句作出的解释常常互不相同，在解释的整体风格和特色上也相去甚远。本文试图以《诗经·邶风·静女》首章为例，通过具体比较三者不同的诠释，对比性地探讨《诗经》研究范式的差异，并进一步解释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这里所说的研究范式，就是指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学研究的特定模式。
        一、对《静女》首章的不同诠释
        《静女》首章： “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毛传》的解释是： “ 静，贞静也，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 悦）也。姝，美色也。俟，侍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言志往而行正。” 《诗集传》： “ 静者，闲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处。不见者，期而不至也。踟蹰，犹踯躅也。” 《通释》： “ 静女其姝， 《说文》‘ 竫，亭安也。’凡经传静字皆竫之假借，若之本义， 《说文》自训寀耳。静、竫又与靖通用。文十二年《公羊传》‘ 惟諓諓善竫言’，王逸《楚词注》作‘ 靖言’。《广雅》‘ 竫，善也。’ 《艺文类聚》引《韩诗》‘ 有静家室。’静，善也。郑诗‘ 莫不静好’， 《大雅》‘ 笾豆静嘉’，皆以静为靖之假借。此诗‘ 静女’亦当读靖，谓善女，犹云淑女、硕女也。故‘ 其姝’ ‘ 其孌’皆状其美好之貌。《方言》‘ 齐魏燕代之间谓好曰姝。’ 《韩诗外传》‘ 居处齐则色姝。’是姝为有德之色。《说文》‘ 袾，好佳也。’盖本《三家诗》。袾则姝之同音假借字。‘ 俟我于城隅’， 《说文》： ‘ 隅，陬也。’ 《广雅》‘ 陬，角也。’是城隅即城角也。《考工记》‘ 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郑《注》‘ 宫隅，城隅，谓角浮思也。’贾《疏》‘ 谓浮思为城上小楼，则角浮思即后世城上之角楼。’段玉裁谓城隅即阇，为城台，非也。‘ 俟我于城隅’，诗人盖设为与女相约之词， 《传》《笺》并失之。‘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爱者，薆及僾之省借。《尔雅·释言》‘ 薆，隐也。’ 《方言》‘ 掩、翳，薆也。’郭《注》‘ 谓蔽薆也。’引《诗》‘ 薆而不见’。又通作僾。《说文》‘ 僾，仿佛也，’引《诗》‘ 僾而不见。’《礼记·祭义》‘ 僾然必有见乎其位’， 《正义》亦引《诗》‘ 僾而不见’。爱而，犹薆然也，故《广雅》云‘ 爱，僾也。’ 《离骚经》‘ 众薆然而蔽之’，义与《诗》同。爱又通偎， 《字林》‘ 偎，仿佛见而不审也。’ 《玉篇》‘ 偎，爱也。’薆、隐、偎俱双声，故同义而通用。诗设言有静女俟于城隅，又薆然不可得见。..踟蹰，双声字。《韩诗》作踌躇， 《章句》‘ 踌躇，踯躅也。’ 《说文》作歭躇，云‘ 歭躇，不前也。’又曰‘ 蹢躅，逗足也。’ 《广雅》作跢跦，云‘ 蹢躅，跢跦也。’又作踌躇，云‘ 踌躇，犹豫也。’ 《礼记·三年间》‘ 踟蹰焉’， 《释文》作踶蹰。字异而音义并同。《传》言‘ 志往’者，谓忧其不见， ‘ 行正’者，谓其踟蹰不前也。”
        二、研究范式的差异
        从他们对首章的诠释，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出三者研究范式的不同。毛亨以政教功用模式解经，强调《诗经》的社会政治价值。他认为《诗》可以“ 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 “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诗大序》）所以他常常借助经文，发掘微言大义，进行政治说教。在解《静女》首章时，他在“ 静，贞静”之后， “ 以意逆志”，补充一句“ 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 悦）也。”这正表现了他把《诗经》作了政治的教科书，在解经过程中说教的特点。《毛传》强调女子“ 贞”才为“ 静”，有“ 法度”才可说（ 悦），因而，他在“ 静”这个比较宽泛的词的义域里，找到了另一个词根“ 贞”，与它构成偏正复合词来限定和明确“ 静”这个词在语境中的临时义。他对“ 城隅”这个词的解释是“ 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很显然，这样的解释并不是“ 城隅”这个词的概念意义，而是语义学中所谓的“ 内涵意义”!"#。内涵意义是一种附加意义，它具有不稳定性和无限性，这给解释者的“ 以意逆志”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毛亨认为，本句中“ 城隅”以其内涵意义象征了封建礼教下男女之间非礼而不可逾越的森严界限。在这种解释背后隐藏着的解释者的意思便是：只有通过“ 媒约之言”才能明媒正娶，否则便是“ 男女授受不亲”。于本章最后两句，毛亨揭示了他所认为的隐藏在诗句之后的“ 言外之意”：言志往而行正。他认为“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是说这女子很喜欢这个男青年，也很想去和他见面，但他却能克制自己的感情，按照封建礼教的规范行事，虽然“ 志往”，但能做到“ 行正”，不私自和男子约会。从根本上讲，毛亨是在利用经文，对女性进行道德说教，用封建道德规范，引导女子的言行。
        再看朱熹的解释，他采用的是理学参照范式。它的准则是，以理学的纲常原则，与《诗经》作品进行比较，合则扬之，不合则斥为“ 淫佚”、“ 淫诗”。他将《诗》划分为雅正淫俗，这在客观上便承认了《诗经》风格的多样性，对一些“ 里巷歌谣之作”作出更切实际的解释。他在解释《静女》首章时，能从文本出发，以《诗》解《诗》，他训“ 静”为“ 闲雅之意”，设身处地地把本诗断为男女“ 相与咏歌”的情诗，从男女相互吸引，相互爱慕的角度，指出男子看中的是女子文静娴雅的内在气质。他把“ 城隅”训为“ 幽僻之处”，这便紧紧扣住了他所断定的这首诗的男女在幽僻之处约会的主题。他更是抓住本章最后两句来证明他对全诗主题的判断： “ 不见者，期而不至也。踌躇，犹踯躅也。”这分明道出了男子在女子故意躲起来而误以为她还没来的情况下，抓耳挠腮，不知所措的生动场景。由于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朱熹没能跳出“ 媒约之言”的封建观念，把这种约会称作“ 淫奔”，从而损害了全诗的审美效果，但从整体上来讲，他毕竟能用文学观点来解读这炙手可热的经典。
        马瑞辰采用的是实证主义范式，他摒弃宋明儒者空谈心性的风气，求真务实。他所求的“ 真”不是凭空去求，而是从历史中寻求答案。这既包括对《诗经》研究史的反思和继承，也包括对《诗经》创作的历史文化氛围的考证。具体的研究途径便是：对诗文文字及其涉及的人、事、物进行详实的证明，企图使诗歌超越时间的隔膜，而达到正确理解。基于其本人的分析能力和对前代及本朝治经成果的继承，他常常把前文只用数语解释的词字，广征博引，触类旁通，洋洋洒洒地考证到几十甚至几百文字。他在解释《静女》首章“ 静”字时，引用了字书《说文》，古书《公羊传》，古注《楚词注》，三家诗《韩诗》，最后得出“ 静”为“ 靖”之借字， “ 静女”犹云“ 淑女，硕女”的结论。对毛亨、朱熹不屑注释的“ 爱”字，他不厌其烦地考证了一百多字，他广征字书《尔雅》、《方言》、《说文》、《广雅》、《字林》、《玉篇》的训释，并征引《礼记》《离骚经》里的语例，证明“ 爱”乃“ 薆”或“ 僾”字之假借，并非“ 爱憎”之“ 爱”。正是依靠这种实证的方法，他常常能求出经文本意，从而纠正清以前诸学者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解释，使一些扞格难通之处涣然冰释。
        三、不同写作风格的形成原因
        一个学者写作风格的形成，不仅取决于他个人的好尚，还受他所生活的文化背景的影响。毛亨的《毛传》大体成书于西汉景帝、武帝时期。由于汉代离《诗经》年代不远，汉儒基本上承袭了先秦以《诗经》功用为主的阐释模式。在先秦人眼里， 《诗经》是缘政治而生，为政治服务的。《伦语·阳货篇》记载： “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言，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讲的观、群、怨，意即诗具有社会功能，能够泄导民情，反映民志，可供在上者参考政治。孔学的《诗经》观是先秦《诗经》观的集中体现。到了汉代，汉人更是把《诗经》看作是周王朝政治教化的产物，又是经圣人孔子删定的，是一部蕴含了微言大义的经典，与《春秋》《书》《礼》《乐》《易》一样，都是“ 王教之典籍，先王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又由于大汉帝国的建立，中央集权的巩固， “ 士”的自由与地位都无法与“ 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的战国时代相比。士人失去了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由，汉儒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利用六经发挥儒家道德思想，借以引导世人的言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亨为《诗经》作传，除训释字词外，还挖掘经文的微言大义以阐发儒家思想，也就不足为怪了。
        宋代是个充满变革气息的时代，在学术领域里，一股疑古思潮席卷了文人学士，它波及到《诗》学当中，便表现为怀疑《诗序》，疑经疑传之风大兴。加上魏晋以来人们文学意识的觉醒，学者们纷纷偏离经学，从文学的角度去解读《诗经》。另外，宋代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兴起，为了满足他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以呼唤爱情为主要题材的话本、小说应运而生。这对传统的封建伦理和价值观念多少有一定冲击。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的朱熹，他企图按照时代和自己对宇宙万物的认识，重新建立儒学体系，表现出一种追求和探索的精神。他重新审视《诗经》，认为“《诗序》实不足信..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讽他人？” “（《国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者也。”所以《诗集传》虽然未能完全摆脱理学思想，但已部分地将《诗》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了。
        文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传承性，清人摒弃宋明空谈理性风气，把关注点投向经籍文本，顾炎武提倡以考据治学，他说： “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答李子德书》）把经学的研究与文字、音韵、训诂诸方法联系起来。开启了清代《诗经》研究的学风。满清统一中原后，大兴文字狱以加强思想控制。康熙一朝文字狱尚少，雍正王朝渐多，乾隆朝文字狱最为频繁。吟诗作文乃至属联拟题，都有可能被随意引申曲解，遭致杀身灭族之祸，文人普遍怀有忧谗畏讥的心情，形成了畏惧郁闷的处世态度。在文字狱的恫慑下，学者们纷纷丢掉经世致用的精神，不关心当世之务，只埋头于古文献里进行文字训诂，名物考证，古籍校勘，辩伪，辑佚等工作。马瑞辰《通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所以才表现为多是字义的考证，而少有义理的阐发。《通释》既是这种学术氛围的产物，也反映着这一时代经学研究的特色。
        毛亨的《毛传》、朱熹的《诗集传》和马瑞辰的《通释》分别是《诗经》研究三大阶段—— 诗经汉学、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代表性著作，体现着各个阶段《诗经》研究特色。结合它们创作的时代背景，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它们的精神实质。面对这些不同诠释模式的著作，我们应采取何种态度？清人戴震在《读〈诗〉记》中云“《诗》之说无从定矣。苟非大远乎义，兼收而并存之可也。”采取这种兼存并蓄的宽容态度，对我们解读和欣赏《诗经》会大有俾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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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玲英（1972-），女，安徽无为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诗经学的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