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语三二 72.周吉本.悲情愁绪的一种抒情模式—— — 杜甫《 登高》的一种解读.名作欣赏,2006(4)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悲与秋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代诗人们每每将悲情愁绪与草木摇落、万物凋零的秋景联系在一起，以萧瑟的清秋意象传达所感的人生的愁烦、生命的忧患，人称“悲秋”作品。“悲秋”始于宋玉：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 《九辩》）作品中，诗人将登山临水的送别之情、羁旅孤苦的寂寞之心、文士失意的忧愤之怨，以及时光匆匆、生命将尽的惶恐等种种人生悲情通过叶落草枯、山川寂寞、大雁南翔、蟋蟀悲泣的清秋意象，出神入化地传达出来。自宋玉以后，悲秋成为古代诗词“原型”， 被历代诗人广泛接受和普遍传唱。从曹丕“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抒思妇之怨，到李煜“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写亡国丧家之痛；从岑参“千念集暮节，万籁悲萧辰”的生命悲叹，到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表羁旅无涯、游子之苦，产生了数不胜数的悲秋作品。古代诗人们每每将自己感悟的人生千愁百绪表征为“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秋的意象，将悲与秋两种性质相异、形态相远的东西紧紧联系、粘贴在一起，形成了秋必含悲，悲必言于秋的诗学模式，成为古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诗学景观。杜甫的《登高》则是言秋作品中一首“拔山扛鼎”式的悲歌。
　　秋天的物色原本是多姿多彩的，既有“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如歌的金秋，也有“草木零落，百物凋悴”如愁的残秋，还有“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的自然原色之秋。杜甫的感觉世界选择了秋色如愁。在《登高》中，诗人倾力描绘了一幅典型的万物萧瑟、山川寂寥、生命冷落的清秋图画。构成这幅图画的是秋风凉、猿啸哀、山枯水瘦、草木凋残等“肃杀寒凉”的意象群。首联“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诗由写秋风迅急，秋气骤至开始。秋天到来，秋风猝起，天高气清，秋气凛冽，寒霜始降，砭人肌骨。但在古人观念中，秋风不仅带来天气的寒凉，更主要它还暗藏杀气，包含着作为自然生命之源的阳气衰竭而肃杀生命的阴气盛行：在古代“阴阳五行”思想中，秋属“金”。金即金属，可用于制作兵器，其基本功能主“杀”。说“仲秋..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 （《礼记·月令》） 。为此，朱熹解释： “秋者， 一岁之运，盛极而衰，肃杀寒凉。阴气用事，草木零落，百物凋悴之时。”（ 《楚辞集注》） 面对萧瑟的时节，生命发出长啸哀鸣。“猿啸哀”着重点不是对诗人登高时所见所闻的写实，而是对秋的一种写意。但凡古代诗词中“秋景”的意象，除秋风、秋气、秋色、秋容外，通常包含对秋声的描写，而构成秋声的常常是一些生灵的哀叫：如宋玉笔下鶣鸡的悲泣，曹丕诗中别鸟之哀叫，陶渊明《挽歌》中马的仰天长鸣以及柳永的“寒蝉凄切”等。《登高》中的猿啸所发也是一种秋声，旨在渲染、凸现生命末路的悲切与哀伤氛围。面对秋的萧瑟，生命的另一选择就是远走高飞。于是，候鸟迁徙、大雁南飞在言秋的诗作中反复出现，成为秋的一种象征， “鸟飞回”的主旨，并不是雁鸟迁徙行为本身，而在于表现作为生命象征的雁鸟离去后所留下的那个世界，意在言说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所透露出的死寂与凄凉。深秋九月，烟霏云敛，山枯水瘦，物色惨淡，生机的世界变得冷落。山涧潭寒水肃，沙洲小渚，孤零冷落，所以说“清”；风霜高洁，水落石出，所以说“白”。
        颔联从大处落笔。秋风劲吹，黄叶飘落，本是秋天典型景象，也是言秋诗中原型意象。但是， “无边落木萧萧下”则气象阔大，秋意似海。放眼望去，天地之间，目之所及，树叶飘落，万物萧瑟，山川寂寥，一派“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的萧瑟悲凉。“不尽长江滚滚来”。此处长江意象的喻意有二。一是作为永恒、无限的象征意象，与短暂、有限的生命相对。长江水从远古一直流到今天，经过悠悠岁月，无始，也无终，恒常不变，与“萧萧下”陨落的万千生命形成强烈对比，以此来反衬生命“草木一秋”的短暂。二是， “流水”具有奔流不息的易逝性，和一去不复返的不可逆性。因此，在传统文化中，流水常作为时间和生命的一种隐喻。古代墨客骚人总喜欢登山临水，从眼前奔流不息的江水中去观照时间的流逝，感悟生命的易逝和不可逆性。李白感慨“逝水与流光， 飘忽不相待” （《古风》） ，李煜悲叹“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 。此诗刻意将滚滚长江放置在清秋的时空背景中，与“无边落木”、满目的生命陨落相映衬，从而彰显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生死隐喻，凸现出生之须臾、大化无穷的生命悲剧的沉重。
        如是，一年岁暮，在凛冽的秋风和寒露霜降下，百草折断，树叶飘落，万物萧瑟，山川
寂寥，春夏的繁阴翠绿变得枯黄惨淡，原本生机盎然的世界变得萧条冷落；原本鲜活的生命
化为尘土。秋气所演示的正是强大的死亡力量对生命的断灭否定。正是在这种万物凋残、生
命衰微的悲凉背景中，杜甫以这种具有凝重时间意味、生死意味的清秋意象，抒写了自己的
人生千愁与生命百恨。
        古代诗人悲情愁绪的根源主要有二。一是源于“逝者如斯夫”的生命感伤。在传统诗歌中，对时光流逝、青春不再、人生易老的生命悲叹被历代诗人反复抒写传唱，历久不衰。生死情结时时缠绕古代诗人的心性，成为他们挥之不去、抑之难平的人生长恨。早在《诗经》中就可看到“心之忧矣， 于我归处”（《曹风·蜉蝣》） 这种对生死的高度觉醒和殊深忧患的诗句。《古诗十九首》中诗人们悲叹“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抒写了向死而在的难以抑制的感伤。面对生命的“逝水流光”，王羲之感慨万千：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兰亭集·序》），刻骨铭心的生死之忧溢于言表。李贺要“賅碎千年日长白” （《官街鼓》）。李白则“恨不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 《惜余春赋》） ，对死亡的惶恐无以复加。即使是豪放旷达的苏轼也说“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前赤壁赋》），对生命的有限深深焦虑。二是源于“天涯沦落”的人生苦绪。其中又包含了“离愁别恨”和“文士不遇”的人生双重之悲。对古代诗人来说，骨肉分离、飘泊异乡最让人柔肠寸断，伤悲动情。屈原感叹“悲莫悲兮生别离”。江淹说“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 （《别赋》） 。因此，绵绵乡愁又成为古代作品一以贯之的常见主题。古代文人群体多心存高远，志向宏大，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以实现“济苍生” “安社稷” “安黎元”的理想。但事实上，他们命运多舛，人生艰难。由“家”到“国”不仅存在自然距离，这就必然有一个“游”的过程，而且还有更大的制度距离需要跨越。加上人生价值选择的单一化，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古代文人选择“宦游”，也就选择了悲剧人生。鲍照有“自古圣贤皆贫贱”，李白有“自古圣贤皆寂寞”，杜甫有“自古圣贤多薄命”的感慨。由此产生的怀才不遇的怨愤，壮心未酬的失落，再加上天涯漂泊，世态炎凉，岁月蹉跎的种种人生苦涩汇聚成一种殊深的感伤情结，使文士不遇成为古典诗人最常见的悲情愁绪。
        在《登高》的悲凉秋景中，诗人通过自己那种“多薄命”的人生苦痛的抒写，不仅汇聚了古代士人所普遍感悟的生命不济和人生不遇的双度悲情，而且把每一种悲情都写得至深至悲，彻骨透心，形成了浓重的悲剧情调。诗的颈联、尾联由上文写景过渡到抒情。五、六两句写出自己暮年多病，长期万里漂泊、孤苦伶仃的艰难处境和秋景萧瑟触景伤情的愁苦心情。“万里悲秋常作客”，是就空间方面说；“百年多病独登台”，是就时间方面说。两句承上启下，凸现全诗主旨。在其中，诗人采用了情感叠加蓄势手段，将千愁百绪之感集于诗行，造成一字一悲，一句三叹，让情势层层叠加，愁绪步步递进，将悲情的抒写发挥到极致，产生动人心魄的震撼力。宋人罗大经说：“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鹤林玉露》乙编卷十五）身在异乡作客，已有游子之痛，再加上相遥万里。望乡之路，天涯之隔，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和通讯的古代，无异于相隔于“生死两茫茫”的两重世界，两重天。这种“天涯涕泪一身遥”（ 杜甫《野望》）的痛楚就不是寻常的作客之悲。更进一步，山遥路远，万里漂泊的别离之苦对于诗人不是一种短暂小别，而是一种长期的生活常态。它意味着天涯之别，漂泊流离的生活没有尽头，意味着回乡归期未有期： “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 杜甫《天边行》） 使人黯然消魂的离愁，在空间上的“万里”、时间上的“常作客”的语境中被深度化，强势化，使离愁倍添新愁，达到悲不自胜，感人殊深。
        同样，年老体衰，垂暮之年，本已有“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杜甫《杜位宅守岁》）的惊惧和“百年秋已过，九日意兼悲”（杜甫《九日曲江》）的迟暮之恨，更加上了“多病”的长痛。杜甫在长安为官时就为疟疾、肺病、风痹等病所困扰。但现时的诗人已年老体衰： “牙齿半落左耳聋”（杜甫《复阴》）， 连行路也困难： “缓步仍须竹杖扶。”（ 杜甫《寒雨朝行视园树》）人生中有千般痛苦，但对生命有深重影响的则为数不多，佛学中将其归纳为“八苦”。年老和疾病就是其中的两大人生之苦，每一种苦都是生命难以承受之重。“百年多病”是病老交加，垂暮与长病两重相叠，将悲情升级到人生大痛大悲。但诗人似乎并未就此满足，又乘势再下一层：“独登台”再将一种飘零远方、举目无亲、只身孤独的凄楚叠加于垂暮之恨、长病之痛当中，直把生命不济演绎得哀婉九绝，椎心泣血。尾联抒写“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 白居易《序洛诗》） 的贫士的忧愤怨伤：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上句写自己艰苦备尝，白发弥添；下句写自己贫病潦倒，末路穷途的人生悲剧结局。“艰难苦恨”四个字不仅指诗人为了“济苍生” “安黎元”的志向，万里作客，长期漂泊，历经人生冷暖，遍尝世态炎凉的苦苦求索，同时也指诗人天涯沦落、衰年多病、孤苦伶仃的艰辛境况和身世遭遇。而这一切“艰难苦恨”的执著，所得到的除了一身的劳顿、满头的白发和贫病潦倒外，一无所有。高远志向的破灭，一生追求的徒劳，由此产生的怀才失意的怨愤，壮心未酬的失落，更加上天涯沦落、时光不再、岁月蹉跎、贫病潦倒的种种人生苦涩，汇聚成一种殊深的感伤。而这种生命难以承受之悲因诗人衰年多病，戒酒停杯，无法排遣降解，使悲情更加酸楚和沉痛。两联四句， “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胡应麟《诗薮》） 。从天涯飘零到白发弥添；从垂老多病到穷愁潦倒，诗人写尽了自己人生的大悲大痛，浓缩了生命的百恨千愁。并且将每一种悲情都演绎得荡气回肠，至深至极，成为“拔山扛鼎”式的悲歌。
        抒写悲情愁绪本应有多种传达方式，那么，诗人为何要“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 宋玉《九辩》）？ 为何要选择万物萧瑟、天地冷落的清秋意象作为生命悲情的“客观对应物”？在长期的农耕生活过程中古人经验到，庄稼植物按时季节更替，呈现出春生、夏荣、秋凋、冬残而完成一个生命周期。“时，期也，物之生死，各应节期而止也”( 《广雅》) 。而人的生生死死也像自然生命一样，按春秋代序，有生机勃发的青年，有精力强旺的中年，也有年老体衰的暮年和生命断灭的人生终点。秋是一年之暮，属时序中万物冷落、萧条的季节。《月令》表述秋“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天地始肃..霜始降、草木黄落”。当秋天到来，生命万物经夏日的繁茂由盛转衰，绿草枯萎变黄，树叶飘飘落下；秋风乍起，天气转凉，秋气凛冽，寒霜始降，砭人肌骨；秋天到来，燕翔辞归，蝉声凄切，蟋蟀悲泣，原来喧闹的生命世界变得萧条；秋季烟霏云敛，昼短夜长，山枯水瘦，物色惨淡，生机的世界变得冷落。朱筠说： “大凡时序之凄清，莫过于秋。”( 《古诗十九首说》) 面对这种显示时序变化，满目冷落，万物生命周期行将结束的季节，人们自然会触景悲怀，推物及己，由此联想到自我生命短暂，人生终点将近而生“逝者如斯”之感慨。
        作为对“生命”的观念把握，汉文化认为“气”是生命之本，自然生灵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聚化而生： “鸟得而蜚，鱼得而流，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 《道原》) 气又有阴阳盛衰之分， “升谓之阳，降谓之阴”( 阮籍《达庄论》) 。因此，生命盛衰与气的消长相对应：气升，万物生，生命强旺；气降，万物衰，生命阳萎；气散，万物死，生命断灭；人乃是大地之子，属自然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生命也必然受动于自然气数的变化，与万物的生命节律同步。在汉文化传统中，一年节气中的秋季，自然之气由阳转阴，生命节律由强变弱，因而是万物凋残、生命衰微的时节。“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 (《管子·形势解》) 。人的生命受动于自然之气，因而秋季也是人的生命节律由盛变衰，人的生命周期行将结束的时节。中国民间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之说就是将人的生命律动比喻为荣于春而衰于秋的草木变化。这样，自然之秋包含了生命之秋；叶落草枯言喻了人生暮年。
        由此可见，在农耕生活中形成的古代文化观念中， “秋”并不是一种纯客观的物候现象和农时季节，而是包含了丰富的时间意识和凝重生死意味的文化原型和生命符号，成为时间将尽、生命临终的表征。在这种文化心理下，一方面，生命意识赋予了秋以浓厚的死亡意味和感伤情调A 秋作为与生命倾向相背的感伤世界，最能汇聚多愁善感的古代诗人的人生感悟，引发他们强烈的生命感动，使他们触秋生悲、落叶伤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秋士悲，而知物化”之说。刘桢悲叹： “秋日多悲怀，感慨以长叹。”( 《赠五官中郎将》) 另一方面，在“草木摇落露为霜”的悲凉情境中，习养了古代诗人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情感，使诗人们从中找到了内在生命情结与外在秋景相融的契合点，找到了对生命悲情恰当的审美感受和抒写方式。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朱光潜《诗论》引) ，古代诗人悲秋，原本就是在传达生命大限的困惑和感伤，古代诗人言秋，就是倾诉人生百恨千愁。
        悲秋作品承载了古代诗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感伤世界。无疑，生死的尖锐冲突，对大限的
忧患和惶恐是“悲秋”最为深层的抒情动机。农耕生活的习俗和观念习养并赋予了秋以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死意味，使秋与逝“同形同构”，形成了古代诗人触秋伤悲，以秋抒情的心理定势和审美反应。由此，秋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诗学意象成为时间的象征和死亡的隐喻，而借这种具有生死之悲的极致形式来抒写人生种种愁绪，便形成了古典诗词抒写悲情的一种普遍诗学模式。如是，杜甫《登高》则是这种以秋言悲诗学模式的典型样本。
（四川宜宾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