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鲁迅,同时也展示了鲁迅并不为人熟知的一面:隐藏于“呐喊”之后的深深的孤独。

朱正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记录了他在绍兴会馆抄古碑时与前来为《新青年》约稿的钱玄同的一段对话。他把那时的中国比作一间铁屋子,把愚昧的民众比作正在熟睡的不久将要闷死的人们。在经历了许多事件特别是《新生》杂志“流产”的阵痛之后,鲁迅对铁屋里行将就木的人们已然失望。然而,在钱玄同的热情感召下,他寂寞的心被激活了,写下了《狂人日记》等小说,最后结集为《呐喊》。他期望以如匕首和投枪的笔,为“已经做稳了奴隶”以及“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们呐喊,以期惊醒“较为清醒的几个人”,然后带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毁坏这铁屋子。

　　可以说,“呐喊”是鲁迅作品的全部主题。在日本弘文学院学日语时,他就与好友许寿裳讨论过3个问题:1.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后来弃医从文,就是希望通过文艺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从他1903年发表的首篇文章《斯巴达之魂》一直读到他逝世前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从他加盟《新青年》创作队伍、积极支持进步青年进行文学创作到领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活动中,都可以看出他的不懈努力。尽管“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但是鲁迅先生从来没有退缩过。
　然而,在读者印象中那位竭尽全力为中国呐喊的鲁迅,却始终是“孤独”的。这是作家朱正在《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中所呈现出来的鲁迅形象。这本传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翔实的史料,中肯细密的论析,还原了一个在一生中常是“荷戟独彷徨”的真实鲁迅。一部鲁迅传记,实际上就是鲁迅与亲人、朋友、政敌关系的历史。在他的旧家庭中,妻子朱安与他难以沟通;兄弟兼文学战友周作人,中途与他分道扬镳。在他的文学活动中,同一阵营的“太阳社”、“创造社”先后向他发难;当初把他奉为盟主的左联同仁,后期却对他敬而远之。除了终身好友许寿裳和到上海后结识的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他几乎没有走得很近、长久交往的朋友。鲁迅后期照片颇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拍一张。他似乎是抱定就死的决心,把每一张照片当作遗像。在为杨杏佛送葬时,他甚至不带钥匙出门;在病情加重后,他放弃了去日本或苏联的打算。他一贯主张保全性命,以作韧性的战斗,可是不断袭来的孤独,又时常使他下意识地漠视自己宝贵的生命。

　　引发我们思考的是像鲁迅这样一位终身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人,在他生活的时代里何以不为大多数人理解?我以为这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鲁迅目光如炬,看水至清,因而冷静多于热情,韧性多于躁动。鲁迅虽然对民众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虽然一次次地大声疾呼“救救孩子”,虽然终生为改变旧中国的黑暗现状而斗争,但是他向来反对学生请愿,他以为这种做法无异于与虎谋皮。鲁迅主张与敌人斗争,但是他强调与敌斗争的艺术,在遭遇危险的时候,他会举家避难以保全自己。他还批评整理国故等行为,对一些过激的斗争方式泼冷水,结果四面树敌。二是鲁迅娶了朱安却让她守活寡,后来又有兄弟隔阂的悲剧,这些更给曾经或者正在遭到他猛烈抨击的封建卫道者以及一些标榜“闲适”的人以攻讦的口实。应该承认,鲁迅“给母亲娶媳妇”的消极做法是错误的,可是就朱安本身来说,是不是可以考虑“放脚认字”以缩小夫妻间业已存在的差距呢?

　　更让人深思的是何以直至今天鲁迅依然为许多人所诟病?我想这也有两个原因:一是如今所谓娱乐精神甚器尘上,到处都有醉生梦死的人,而鲁迅太有责任感、使命感,他的冷峻的目光、锋利的笔触常常让人害怕。二是现在是个无信仰、无偶像的时代,有些人借着对鲁迅的吹毛求疵,企图把他降到等同于自己的档次,以肯定自己的世俗人生,或为自己的庸常生活寻找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