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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阿Q正传》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它的发表，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讽刺了一些心灵丑陋的旧中国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有志之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之交轰轰烈烈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似乎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一起参加革命，壮大革命队伍，反而对要求革命的农民采取排斥和压制的态度；他们也没有彻底打击和镇压封建势力，反而采取了妥协、宽容和姑息态度。所以，革命遭到失败。例如，在武汉，曾任清廷21混成协协统，多次破坏湖南革命党人活动，又亲手杀害过起义士兵的黎元洪，却当上了革命后湖北省军政府的大都督；在绍兴，曾在徐锡麟案件中直接筹划杀害秋瑾的章介眉，也当上了革命后绍兴军政府的“治安科长”。当时，在“咸与维新”的幌子下，封建军阀、官吏个个狡诈善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纷纷钻进革命阵营，一旦得势，便回过头来屠杀革命党。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得以与封建势力勾结，一起向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扑。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的职务，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袁世凯得以窃取政权。辛亥革命流产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就不可能解决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他们仍然“想做奴隶而不得”。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向来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就后者说，是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的盘剥。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态心理作出精妙的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华盖集·通讯》）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有关这方面的形象论述，参看《语文读本》第三册鲁迅《春末闲谈》。）
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便是《阿Q正传》基本的写作背景。
国民性
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一生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彻底的暴露和批判。鲁迅创作《阿Q正传》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写作意图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 ‘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又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又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根据鲁迅做小说的目的、治疗国民弱点的论述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言论，我们可以概括《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着眼于启蒙，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惨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唤醒沉睡的民众。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为疗救这样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国民而发出痛苦的呐喊。
补充注释
1．优胜纪略
《正传》的第二章是《优胜纪略》，第三章是《续优胜纪略》。这题目虽然并不一定模仿《绥寇纪略》，但很有夸大的滑稽味，便是将小丑当作英雄去描写，更明显的可以现出讽刺的意思来。所谓优胜即是本文中的“精神的胜利”。这个玄妙的说法本来不是阿Q之流所能懂的，实际上乃是智识阶级的玩意儿，是用做八股文的方法想出来，聊以自慰，现在借了来应用在阿Q身上，便请他来当代表罢了。在清朝末期，由于帝国主义的狂獗，异族政府的腐败，民间感觉不满，革命主张与改良主义相继发生，但一般顽固的还是反对。有些是承认不好，却说“家丑不可外扬”，如《狂人日记》第八节所说：“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是一个好例。一时举不出别的知名的人来，这里可能著者是根据他的本家举人椒生叔祖所对他说过的话。又有些人更进一步，中国所有坏处和缺点都是好的，如辜鸿铭极力拥护过辫子和小脚，专制和多妻，又说中国人脏，那就是脏得好。《新青年》上登过一首林损的新诗，（他是反对派，但是写了白话诗送给刘半农、胡适之看，他们便把它登上了。）头两句云：“美比你不过，我和你比丑。”鲁迅时常引用来说明士大夫的那种怪思想，肮脏胜过洁净，丑胜过美，因此失败至少也总就是胜利，即形式上虽然是失败，但精神上胜利了，只要心里想这是“儿子打老子”。
2．赌摊
赌摊在乡下随时都有，反正闲人原是通年闲着，赌摊开时不愁没有人来，但戏台下自然最好。为什么呢？平常闲人们聚集拢来，大半是内行，不大有多少油水，戏台下人杂，可能有些“瘟孙”来上当，便好大大的掳一批了。赌摊大抵设在戏台底下，或是台后面闲空地方，在地上放着一两盏洋油的长嘴马口铁小壶，开始他们的把戏。他们有两个步骤，最初是正式赌钱，赌客的钱渐渐的输入庄家的腰间，这赌场便顺利的开下去，若是倒转过来，庄家的钱输给赌客了，那时就得使用别的办法。忽然间有人打起架来了，洋油灯一下子弄灭，不但赌客的摊上的钱连他手里口袋里的也都不见，假如没有像阿Q似的被打上几拳，那已经是很运气的了。这时候有的假装衙役来捉赌了，有的只是打架，反正都没有关系，由庄家一伙的人扮演，把钱掳走就完事。阿Q原是乏人，但这里又被写成瘟孙，本来他在社会上混，这点经验也该有的，只是著者要写赌摊的那一幕，不能不把他暂且屈尊一下了。本文中说那些摆赌摊的多不是本村人，为的是小说要省事，不想拉扯开去，其实那都是近地的破脚骨，特别是与衙役有连络的人，平常也与阿Q相识的，庄家的唱词中有“阿Q的铜钱拿过来”，可以为证。唱时将对方的名字加在里边，这是常有的事，著者这一句记录可以说是有事实的根据的。
3．恋爱的悲剧
《恋爱的悲剧》这故事是有所本的，但那也只是故事的中心，前后那些文章都是著者自己的穿插。鲁迅常传述夏穗卿的话道：中国在唐以前女人是奴隶，唐以后则男子全成为奴隶，女人乃是物品了。这话在历史上未必全正确，但譬喻却是很好，奴隶究竟还算是人，物品则更下一等，西洋中古时代基督教主教会议说女人没有灵魂，正是同样情形。在封建道德下，女人本来受着两重的压迫，在唐以后道学与佛教同时发达，空气更是严重，于事实的压迫上更加深了理论的轻蔑，这形势差不多维持了有一千年。著者借了上章阿Q欺侮小尼姑的故事做过渡，引出他对于女人的感想，就在这里把士大夫的女性观暴露了一番。他们的意见在表面上是两个，好的时候是泥美人似的玩物，说得不好是破家亡国的狐狸精，大抵前者多用于诗词，在做史论时则都是后者的一套论调了。文人读的书多，可以从妲己、褒姒讲起，以至西施、武后、杨贵妃，一直到陈圆圆，说上一大篇，虽然阿Q可能只记得害了董太师的貂蝉而已。鲁迅对于这种议论素所憎恶，就在阿Q的身上写了出来，一面是轻蔑，一面又是追求，这里与士大夫正是一致，所以本文中称许阿Q也是“正人”。又如叙述他的“学说”道：“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这表面是说阿Q，可是千百士大夫的面目也在里面了。当这《正传》陆续发表的时候，鲁迅亲见同部的许多老爷们都在猜疑这里那里，所说的会不会就是自己，由此可见不但那些士人颇有自知之明，著者讽刺的笔锋正确的射中了标的，也是很明了的了。
4．地保
《正传》里所说的赵府上叫阿Q赔罪的那种做法，在乡下叫作“投地保”。地保大抵等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保长，乡下又称作总甲，别处或称地方，在绍兴现在虽没有这个名称，但有急难时大声呼救却仍是叫“地方”，可知那也是古已有之的。在前清末年充当地保的大都是本地的闲人，与衙役本是一类，其品质还要在轿班之下，因为抬轿究竟要些力气，他们都是游手好闲，吃上鸦片，差不多是一副瘪三神气了。论理他是主管这一坊的民事的人，但他本是皂隶的一种，所以对于农工商人他很有一点威势，在士绅面前却又成为他们的听差了。士大夫不必说，那些地主豪商，大抵捐有什么功名，大则侯补道，小的也是个县丞之流，因此算是准士大夫，有同样的势力。这些在野的统治阶级遇着平民触犯了他的时候，多是装腔作势的叫人拿名片送官，要地方官给他出气，事情小一点的则投地保，就是把地保叫来，命令他处理某人触犯的事件。地保的情状当然是各式各样，据个人小时候即光绪庚子（1900）年前后的印象来说，他穿着一件蓝布短大褂，上罩黑布背心，比例上似乎特别的长，头戴瓜皮秋帽，手里拿着一根二尺多长的烟管，外带“烟必子”和皮火刀盒。他见老爷们也不行礼，只垂手听吩咐，出去依照办理。结果总是由被投地保的赔罪了事，其条件由地保临时折衷决定。
5．关于舂米
阿Q在赵府上出事情由于舂米，现在我们关于舂米来稍加说明，因为这在现今怕有些读者会得不大明白的。在乡下地主不必说，小资产阶级也大抵有些田地，每年收来的田谷至少总够吃一年而有余，平常把谷晒干了，收藏在仓间里，随时拿出一部分，去壳舂成白米。街上米店也很不少，把舂白了的米陈列在店堂内，但他们的主顾只是一般小工商人家，照例米店官量米要高声叫喊，以表示升斗的正确，但是听他喊道：“一呀一呀，二呀二呀，……”往往戛然而止，因为买的只是当日的口粮，也就是一二升罢了，很少有以斗计的，若是论石那简直是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买得起石米的人大概在家里做米，不到店里来买了。这种做米方法有两样，家中雇有长年或忙月的叫工人自舂，供给食宿，按月日给工钱，没有雇工的叫短工来做，如阿Q那样就是。短工按月计酬，譬如长年每月千钱，短工每日百文，比较加了二倍，但是不给饭吃。若是舂米则以臼计，即一臼米舂白工资若干，一日可舂两臼，大约合糙米八斗吧？本文中说阿Q在赵家舂米，吃过晚饭，破例准许点上油灯，继续舂米，这里写出赵太爷的苛刻，但那只适用于对待长期的雇工，短工没有饭吃，一臼米舂完就可以走，要剥削他除了米量加多，没有别的办法，要他多舂也不好，因为米太白了也是损失的事。
6．黄伞格
第八章里说赵秀才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送给那举人老爷。有些人不知道这信是怎么写的，曾经问过我，我虽然看见过这样的信，但是手头没有样本一时有点说不大清楚。这是一种专门拍马屁的书启，在八行书上每行上边都抬头，下边空着不到底，第四五行写受信人的大号，特别抬高一格，望过去像是一顶黄伞，这黄伞是大官出来时所用的，所以兼有颂祷升官的意思。这黄伞在辛亥革命后是不见了，乃是用竹作伞骨，撑开后临时将伞顶套上去，周围垂下一圈，有二尺多长，在古时候，大概是同掌扇一样是遮太阳用的。黄伞格的信在尺牍书上当然可以找到好例子，记得有一部名叫《胭脂牡丹尺牍》的，是秋水轩的前辈韩鄂不所编，似最适宜，可惜现在手边没有这书，只好找别的材料。有范啸风的一册《代作书启稿》，中间一篇贺楚军统领江味斋中秋节的信，将前八行抄在下面，款式一切照旧，刚写满一张信纸，下文从略。其文曰：
敬禀者，窃某某前贺
捷禧、泐驰忱于手版，旋蒙
复示，感
优宠而心铭。际兹蟾窟扬辉，倍切蠡湖溯水。恭维大人望崇骠骑，
令肃貔貅。
饮马东流，
长驱而气吞江月。（下联是卧彪南纪，广驾而疾扫秋风，也作两行写在第二张上。）
据庸俗的说法，上头抬写合格，还只是略式，道地的格式是下边要有一行特别长，约略在中央，仿佛是伞柄，黄伞格这才名副其实，上文可以说是合于这个标准的了。这种信的时代是过去了，《正传》中提了一下，须得费几百字的说明，但是它的势力不能说全已消灭，现代白话里仍有恭维这一句话，这就出现在“黄伞柄”上，是俗语的来源，这件小事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7．游街示众
鲁迅的文章上看不到有反对死刑的话，但是他猛烈的反对游街示众，那是很明显的。《呐喊》的《自序》中云：“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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