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是《春末闲谈》的姊妹篇，既曰漫笔，就说明文章结构自由灵活，先从具体的事件产生感想，引入本题，然后抓住论题，联想广泛，引用丰富，层层剥笋，由表及里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开头记叙袁世凯复辟期间钞票贬值的旧事，是引发议论的契机。中国古代一贯以现银为货币，无论是白银黄金，还是银元铜钱，都那么沉重累赘，不便携带。民国初年由国家银行发行钞票，交换价值不变，携带与使用却大为便利，从此，人们都爱用钞票而少用银元，但由于政治上风云突变，又出现钞票贬值，银元和现银吃香的风潮，使作者不得不以六折或七折的低价将中交票兑换成现银。这本来是一大损失，但作者却沾沾自喜，"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因为腰中又有了银钱可以度日。鲁迅用叙议结合的笔法，生动描写了这场风波，细致表现了自己忽忧忽喜的心情，然后笔锋一转，引发出"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的精辟议论，犹如横云断岭，使文章迭起奇峰，别开生面。在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中，奴隶和劳动者向来是会说话的工具，或者是专为战争与服劳役的动物，丝毫没有实现过人的价值。"将人不当人"，本来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对待奴隶、农民和工人的行为准则，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甚至还产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这就说明人的价值更低于牛马，不如猪狗了。换言之，如果人的价值等于牛马，就成了应该心悦诚服，讴歌恭颂的太平盛世了。剖析历史，鲁迅得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明确结论，又进而指出，更有的时候，等而下之，不如牛马猪狗，轻若草芥，贱似沙虫，专供屠戮蹂躏，奸污虐杀，想做驯服的奴隶都不可得。他从自己的观察研究出发，把中国历史的各种时代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从而高度概括、准确鲜明地揭示了"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规律，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是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兼并鲸吞，弱肉强食的时代，往往出现杀人如麻，流血盈野的惨象。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儒家标榜的太平盛世，由于新的统治者制定了奴隶规则，重视生产，奖励农桑，同时规定了服役和纳粮的数目及办法。老百姓虽然当牛做马，毕竟还有口饭吃。于是，便"万姓胪欢"，天下太平，暂时做稳了奴隶。但尖锐的阶级矛盾潜伏在内部，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和劳役赋税的苛重，奴隶规则又被破坏，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民铤而走险，于是，兵荒马乱，流血争斗的乱世又出现了。"一治一乱"，反复循环，历史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局面。那些领头"作乱人物"，即农民起义的领袖，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并不能实现他们替天行道，解民倒悬，甚至建立平等天国的理想，而只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也就是鲁迅说的"给"主子"清道辟路"，为日后的"圣天子"的统治驱除顽敌，扫清障碍。

        鲁迅批驳了封建史学家和近代历史教科书编纂者们对历史的歪曲和涂饰，一针见血地揭出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和阶级对立的历史真相。他满怀悲愤地分析了中国老百姓的艰危处境："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当强盗来时，认为他们是官府的顺民，当然该被杀掠，而官兵一到，又以"从逆""附匪"的罪名来杀良邀功，可见顺民的处境是何等的两难与悲惨!缺乏反抗性的人们希望有主子拿他们做百姓，甚至当牛马，只要能让他们"自己寻草吃"，这就是企盼出现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但在五胡乱华、天下分崩离析和农民大起义的时代，广大劳动者确实是想做奴隶而不可能得到。因为采取流寇主义流动作战的农民起义军没有建立自己巩固的政权和根据地，而割据四方的诸侯藩镇更是横征暴掠，"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这时，老百姓迫切盼望"真命天子"的出现，也就是希望另外的主子出来执行或新颁奴隶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因此，所谓的太平盛世便是本族或外族的新主子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让奴隶或百姓能够喘息苏生，勉强维持生存的时代。

        1925年的中国究竟处于哪一时代？鲁迅并不点明，因为他希望结束以上两种时代，创造前所未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第三种时代。当时的中国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力量都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说明他们都不满现状，向往恢复古代的太平盛世，而一遇军阀混战，富翁入租界，妇女进教堂，托庇于洋人的保护之下，则分明甘做洋主子的顺民和奴隶了。神往于古已有之的太平盛世，说明当时又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许多人又在寻求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鲁迅认为革命者也是不满于现状的，但无须反顾，不能再回到古代去重复走老路，要探索前面的新路，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就是他观察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