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赏析

    《灯下漫笔》这个题目是颇有深意的。鲁迅曾有“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然后成一本名叫《夜记的书的设想。先生为什么偏爱“夜呢?他曾说过,“因为白天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大家的心无从相印”又说,“人的言行,在白天和黑夜,在日下和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可以说,当鲁迅在黑夜、灯前,独自面对“赤条条”的“自我”时,他便开始写散文了。因此,这个《灯下漫笔》就是作者更多也更直接地说出鲁迅真正所想,显示只属于鲁迅的思想和人生体验,露出灵魂的“深”与“真”的一篇散文。了解这一点后,我们就知道《灯下漫笔》这个题目及文章的内蕴之深了。

本文原是收入杂文集《坟》中的,九十年代初北大教授钱理群在编选《鲁迅散文全编》时,把它从杂文集中抽出,放进“散文集”中。这是为什么?大致说来,鲁迅先生的小说与杂文偏于“为别人”与“为敌人”,是启发民众和打击敌人的;而他的散文则更偏于“为自己”,比之小说和杂文,更多地、也更直接地“说出”鲁迅真正所想。鲁迅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思想战士,好发议论几乎成为他的天性,议论渗透于他的一切创作中,本文就是这样一篇有着浓厚议论色彩的散文。鲁迅的散文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往往先从自身谈起,具有某种“自叙传”的性质。本文就是从作者自己在民国二三年遭遇的银行停止兑现货币的事情谈起,然后从现实伸向历史的纵深处,他发现了“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的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交替的现象。作者由此追寻中国人的生存(死亡)方式、意义与命运,以及对于中国人生命的被漠视,“死”之无意义、无价值的冷峻的剖析,内蕴着十分深沉的悲怆。

鲁迅的散文不仅有独特的话题,更有其独特的话语方式。在他的散文中,虽然时时可以感受到他的深邃、冷峻,但绝无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之态。他总是将自己在探索过程中的矛盾、困惑展示给读者。他的目的是要诱发读者更多的联想、发现、议论与诘难,他对读者的要求是精神的互补而非趋一。 对自我的严厉解剖。鲁迅先生曾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本文开头在写到自己经历的银行停止兑现货币、黑市中终于有钞票换现银且比例为“六折几”时,“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通过对比,得出了一个可悲且可怕的结论,“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先生就由此对国民的奴性(包括自己的)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和严厉的批判。 几处重要的比喻。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孩子。”先生指出,中国的历史不过是“吃”与“被吃”的循环,中国人不断在自己制造的等级制度、礼教中被吞噬、被扼杀。文中几处重要的比喻都是对这些话语最形象的阐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历史命运:人们无论怎样挣扎,终不免被这个社会的等级、礼制……所吞噬。这是先生对于以儒道释为主体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国的文明”的整体性的否定。 见解的深刻和冷峻。文中说:“中国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鲁迅先生回顾中国历史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人最害怕的不是做奴隶,而是怕奴隶做不稳;中国的所谓“太平盛世”其实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所谓“乱世”则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里对“太平盛世”的本质的分析是十分深刻、一针见血的。那么,中国人的奴性又从何而来?“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并引用《左传·昭公七年》中“人有十等”等文字,揭示了中国人的奴性来源于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等级制”。作者还发现,中国古代的“圣君、贤臣、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已经和正在试用各种名目的麻醉剂,使中国国民“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对此,作者旗帜鲜明的表示,要“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打破中国几千年的等级秩序,建立民主的、把人当“人”的新世界! 绝望中的希望。

鲁迅先生自认为是旧堡垒的人,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太黑暗”、太“冷酷”,但为“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或为“也如我那年轻时似的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鲁迅先生却说:“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他对“人”的生与死的思考充满着浓重的孤独、悲凉以至绝望的色彩,但在感受着孤独、寂寞与绝望的同时,又努力地反抗绝望。对年青一代的信任和怀有希望,便是这种思想的明证。从鲁迅的文章中,常常可以见到这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这暴露了鲁迅先生思想的矛盾和痛苦,但也正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精神战士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以道德与真理的“化身”自居,而是在反省着国民性的弱点的同时,让人感受到先生的仁爱与宽厚,以及对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