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七年级上册有一篇鲁迅的经典散文《风筝》，教材编者将其置于第五单元（感悟亲情），并在篇首加上了这样的导语——“在温馨与和美中有亲情，在误解和冲突中也有亲情。本文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受“导语”的影响，不少教师在解读此文时将主旨定位于“亲情”。这样的解读“到位”了吗？

因“嫌恶”风筝，当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弟弟“将要完工”的蝴蝶风筝时，“我”“很愤怒他的瞒着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于是，“我即刻伸手抓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二十多年后， “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当“我”怀着万分的忏悔求得弟弟的宽恕时，“他什么也不记得了”，而“我的心只得沉重着”“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这便是风筝的故事，其中承载的难道只是“误解和冲突”中的亲情？若是，篇首文末何以两次写那个被压抑、被封锁住的春天，且“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使我有着“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的威逼感？

鲁迅先生两位亲属许广平和周建人一直从儿童教育角度来谈《风筝》的。1956年秋，北海少年之家举行鲁迅纪念会时，许广平在会上对孩子们说，鲁迅先生写《风筝》是要告诉人们：“自己做过的错事应该牢牢记住，并不是人家不记得就可以过去了。”周建人先生明确指出：“我想他所以这样写，主要是批判当时一些人对儿童的不正确态度和教育方法。”①

李允经先生在《鲁迅名作鉴赏辞典》中指出，“当年，小兄弟以风筝迎接春天，自己却演了一场精神虐杀的恶作剧，至今难以追悔！那么，现在，小兄弟的‘春天’又在哪里呢？我的‘春天’何在呢？四周都是黑暗，又是谁在制造黑暗呢？当代百花凋零、生灵涂炭的精神虐杀者又是谁呢？春光时节竟无春，春光季节竟是冬，这又怎能不使诗人产生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呢？这是人民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在这里，诗人已透过自己感受的层层淤积，对于那污浊、腥秽的现实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将幼时因‘精神虐杀’而引发的深沉的自责，和对于眼前‘社会虐杀’的强烈抗议巧妙地加以揭示，将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成功地加以结合，乃是散文诗《风筝》的写作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