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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鲁迅＜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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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筝的起源
风筝起源于中国，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被称为人类最早的飞行器。相传春秋时期，著名的建筑工匠鲁班曾制木鸢飞上天空。后来，以纸代木，称为“纸鸢”；汉代起，人们开始将其用于测量和传递消息；唐代时，风筝传入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到五代时期，又在纸鸢上系以竹哨，风入竹哨，声如筝鸣，因此又称“风筝”。至宋代，放风筝逐渐成为一种民间娱乐游戏；元代时，风筝传入欧洲诸国。
风筝用细竹扎成骨架，再糊以纸或绢，系以长线，利用风力升入空中。在式样上，除传统的禽、兽、虫、鱼外，近代还发展出人物风筝等新样式。
风筝运动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不仅北京地区的放风筝活动驰名遐迩，近年来，一些边远地区也纷纷举行放风筝活动。1981年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文化馆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风筝演放会；同年，包头市少年宫也举办了青少年放风筝比赛。1980年5月23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风筝学会─—北京风筝学会。此后，国内每年均举办有较大规模的风筝节。1989年国际风筝联合会正式成立，总部设于山东潍坊。在欧美、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放风筝活动也很流行，经常举办国际性的风筝放飞大赛等活动。
中国有句古话：“鸢者长寿”。意思就是说，经常放风筝的人寿命长。这一现象值得好好研究。
近代有人发现，科学家、发明家是一个长寿的群体。有人统计了欧美16世纪以来400名杰出人物的寿命，平均66岁；而其中科学家、发明家的平均寿命达79岁，远高于其他人。
那么，为什么经常放风筝的人，也往往长寿呢？
制作一只绚丽多彩、新颖别致的风筝也是一种创造。当人们眺望自己的作品摇曳万里晴空时，专注、欣慰、恬静，这种精神状态强化了高级神经活动的调节功能，促进了机体组织、脏器生理功能的调整和健全。双目凝视于蓝天白云之上的飞鸢，荣辱皆忘，杂念俱无，与保健气功的作用异曲同工。其效应符合传统医学的修身养性之道。
在风和日丽的大自然中放风筝是最好的日光浴、空气浴。跑跑停停的肢体运动可增强心肺功能，增强新陈代谢，增强体质。
此外，放风筝的群体性很强。筝友相聚，妙语连珠，破闷解难，精神愉快。“笑一笑，十年少”，也是鸢者长寿的重要因素。
2．风筝的传说
风筝起源古代中国，约14世纪传到欧洲。风筝的起源可能与木鸟有关，它也起源于中国。风筝又名纸鸢、风鸢，纸鹞或鹞子，中国古籍当中有关风筝的史料比木鸟丰富。唐朝的《事物纪原》记载了汉初的韩信是风筝的发明人。唐朝的记述是：楚霸王被困垓下，韩信制风筝让张良乘坐，飞上天空高唱楚歌，瓦解楚营军心。宋朝的传说为：刘邦征伐陈烯，韩信打算里应外合，便用风筝测量距离，想用挖地道的方法攻入未央宫。
《事物纪原》和《新唐书》分别记载了利用风筝求援的轶事。公元549年，梁武帝萧衍被侯景兵困南京。武帝的将军羊侃用风筝送出求援诏书。不料风筝被侯军误为妖术而射落，求援因此失败。
更为离奇的风筝传闻见于《白石礁真稿》：公元559年，北齐文宣帝时，大杀“元”姓宗族，彭城王元勰的孙子元韶被囚地牢。元韶堂弟为元韶制作风筝，他们二人从金风楼乘风筝双双飞逃。这些传奇故事反映了中国古人的关于飞行的奇思妙想。今天看来仍然很有趣味。
中国古人发明了风筝，直到很晚风筝才传到欧洲，并逐渐传遍了世界。
3．从鲁迅的《风筝》所想到……（逸鸿）
1927年鲁迅出了一本散文集，名《野草》。虽然他自己认为“心情太颓唐了”，“是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但其中含蓄隽永、振聋发聩之作比比皆是。我翻到《风筝》一文，读后思之良久，不仅感动，而且被引向人性的深远之处。
鲁迅早年认为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所以很是鄙薄，以至对小弟弟于风筝的喜爱也采取一种粗暴禁止的态度。终于有一天，他当着小弟弟的面将一个即将完工的风筝折坏踩扁，并傲然地扬长而去。待到中年，他从书本中明白，“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顿然悟到自己过去的那种行为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心情如铅块般的沉重。他想补过，却为时已晚，因为他和弟弟都已是长胡子的中年人了。于是，他期盼着他们在谈起儿时的旧事时，作一个忏悔而得到小弟的宽恕。遗憾的是，小弟已根本不记得此事了。鲁迅慨叹：“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一些人谈起鲁迅就以为尽是些匕首投枪，还有人认为鲁迅作文一向尖刻，甚至“逮着谁跟谁急”。其实，他们哪里懂鲁迅呢？鲁迅确实常常在精神上解剖世人，但他对自己的解剖和反省也是超乎常人的。从《风筝》一文就可看出，鲁迅有一种强烈的忏悔意识，哪怕是一件过去的小事，他也不肯原谅自己。这里不仅仅只反映思想观念的对错与纠正，而是直指现实生活中人对人的尊重及对人性的幡然领悟。人的行为受思想观念所左右，当他实实在在明白自己的错误（是自己的错误，而不是推诿到社会影响或其它因素上）对他人造成伤害，而主动承担过失的责任，深切地忏悔请求宽恕，这是许多伟大的思想大师人格的崇高之处，鲁迅亦然。
在现实生活中，不知怎么很多人惧怕忏悔。且不说大和民族的一些人对二战中日本侵华暴行的矢口否认，也不说“文革”中一些为非作歹者对当年丑行的讳莫如深，生活中就有一种人毫无忏悔意识。他们或许出卖过朋友，或许背叛过亲人，后来也知道自己确实是做了很不齿的事情，却始终在人前梗着脖子宣称：誓不言悔。真的不悔吗？恐怕未必。他们的虚荣心使他们产生这样的心态：我错了是我的事，我自己吃下酸果，何须别人说三道四，再说环境因素不能忽视，社会因素不能忽视，被心怀叵测之人诱骗也不能忽视，我究竟有多大责任呢？我有什么可忏悔的呢？于是越想越有理，对批评他们的人，甚至对曾被他们伤害过的人怨恨起来。他们不懂得，真正的忏悔会使自己的灵魂得到解脱而新生，会使被伤害人的心灵获得一些儿慰籍，会使人世间的良知复苏而升华。那么不忏悔行不行呢？当然，也可以。等待着人们的忘却吧，“全然忘却，毫无怨恨”，也就没有宽恕可言了，让灵魂在时间的阴影中偷憩。怕就怕人们没有健忘，这时就得想一想，我在他们眼里是个什么东西？
人们都说日本民族缺乏忏悔意识，中华民族就有很强的忏悔意识吗？这真的很难说。我不知道忏悔是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很多中国人与那些个日本人一样，不知道什么叫忏悔，无所谓自觉自省，一听说这个词，开始感到陌生，继而就东拉西扯起来，以阿Q精神来指责别人是“阿Q”，很令人失望。幸而，还有很多中国人，他们或许并不像某些“文化名人”那样流光溢彩，然而他们的脚步却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他们是鲁迅、巴金等一干人，他们懂得忏悔。
4．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和“文化原罪”感——对《风筝》的一种解读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鲁迅的《风筝》就不断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这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风筝》中一句著名的话：“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此话往往被当作文章的题旨，成为树立正确的游戏观、玩具观的一个出发点，对教师，对正在成长中的学生都有好处；二则可能是因为在《野草》这本集子中，相对来说，《风筝》的写实意味更浓，意义指向更为明晰，更好理解一些，不像那些以“我梦见……”开始的篇章(如《死火》《墓碣文》等)，不易读懂。但读《风筝》其实也是有阅读陷阱的，至少有两点：一、认定散文是真实的，容易当成鲁迅个人的故事来解读，而忽略其中的父兄的形象；二、容易把文章前半部分的意思当作全文重点，以为是在阐发儿童观，而忽略后半部分的罪感，以及对罪的认定、承担，对赎罪可能性的质疑。本文即准备在破解这两方面的阅读陷阱上做一些尝试。
一、《风筝》的“真实性”的认定
《风筝》的“真实性”的认定最关键之处在于以下事实是否成立：鲁迅作为兄长，自己讨厌放风筝，认为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同时也阻止兄弟放风筝，并且在发现了小兄弟背着他偷做风筝之后，“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最能提供权威历史见证的应该是他的兄弟们，作为“当事人”的周建人是这么说的：“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见《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二弟周作人也说：“他不爱放风筝，这大抵是事实”，但鲁迅写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周作人《鲁迅与〈弟兄〉》，见《鲁迅回忆录》中册。)
由两位鲁迅兄弟说出来的话，应当是可信的。鲁迅把“我”塑造成这样一个残暴的长兄的形象，意在强调当时“我”对儿童的“精神的虐杀”的严重性。这样才能为后文“我”的自责和内疚增加强度和力度。但更重要的是，这种非真实的残酷的长兄形象的树立，表明鲁迅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而是要塑造中国父兄们的形象，他们的确“残酷”(特别是当事人具备了精神反思之后，会有这种惊觉之痛)，但更重要的特点则是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裁决儿童们的行为，是长者本位的。
这里我们再扯开点，把少年时期的鲁迅对于“玩”的态度略作分析。鲁迅小时候似乎是偏于静的玩，他喜欢买画谱、看画谱、描画谱，画的多数是人物。他喜欢种花，也看讲种花的书，当他得到一种花时，喜欢在盆上插一条短竹签，写上植物的名字；他还喜欢抄书，抄的是关于草木虫鱼的书，他的弟弟说他“玩的时间非常少，糊盔甲，种花等，可以说玩，但也可以说不是玩，是一种工作。”(乔峰《鲁迅先生小的时候》，见《鲁迅回忆录》中册。)这种“玩”和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游戏的无目的性无功利性是不同的。他的“玩”的确可说是“工作”，至少是一种有目的的学习，起码也是“多识于草木虫鱼”之类；而描画谱、描绣像，也是在学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相比之下，放风筝这种活动既长不了见识，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当然是属于没出息的孩子的玩意儿。就鲁迅当时所受的传统教育来说，有出息的孩子就是将来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这里还可以分析一下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放风筝，周建人和周作人的文章都没有谈到，笔者于风筝的起源上获得了灵感，也可能是“过度诠释”，但也还有点意思，写出来供方家指正。欧阳修《新五代史》写到后汉高祖皇后之弟李业，在高祖去世之后，隐帝即位时仍受宠，“时天下旱、蝗，黄河决溢，京师大风拔木，坏城门，宫中数见怪物投瓦石，撼门扉……而帝方与业及聂文进、后赞、郭允明等狎昵，多为(ｓōｕ)语相诮，戏放纸鸢于宫中”，隐帝是乱世之君，李业乃乱世之臣，在天灾人祸之时——这在封建社会“天人合一”观念中是对统治者的一种警告——仍溺于游戏，据说李业就是纸鸢(即风筝)的发明者，这种乱世之臣所发明的玩意儿，当然为鲁迅所不齿。鲁迅从小在祖父的教育下熟读《鉴略》，对这段史实应当有所了解。这可能是他讨厌风筝的历史文化的原因。
我们为鲁迅、为“我”讨厌风筝寻找文化的历史的理由，意在为他的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的判断寻找合理性。但“我”当初粗暴干涉小兄弟，最根本的动力来源于中国社会的“长者本位”的思想，认为长者有权为幼者裁决一切，其前提是认为自己的见解与判断在幼者之上，一切判断和裁决也是为了幼者好，比如，使他免于成为没出息的孩子。而《风筝》中“我”的惊觉——自责，皆得力于后来的换位思考，即从“长者本位”转向“儿童本位”之后重新观照少年时的事，发现了其中的“精神的虐杀”。
二、“长者本位”还是“儿童本位”
五四时期鲁迅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被不少鲁迅研究者看重，认为是一篇具有突破意义的论文，文章否定以往“君臣父子”的三纲五常，从前人们只会以“我们怎样做儿子”来要求自己，是长者本位的，而鲁迅则提出了儿童本位：
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并不是只有中国社会才缺乏“儿童本位”的思想，实际上欧洲和日本都经历过“儿童的发现”这样一个过程。欧洲是在17世纪才有了“儿童的发现”，以前欧洲的儿童一旦到7岁左右可以离开母亲或乳母，便立刻加入家庭外的大人们的大共同体，工作、游戏等全都一样。日本的情况也很相近，“将儿童视作大人的靠不住的缩影的看法”，在中世纪占支配地位；到近代，日本的儿童观才深化为“具有与大人不同的特性而生活着的社会存在”。(藤井省三《鲁迅与安徒生——儿童的发现及其思想史意义》，见《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鲁迅是在日本接受了“儿童本位”思想的，以此为思想资源之一，鲁迅写作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它在五四时期，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史意义，强烈地动摇了“长者本位”的社会价值系统。但在出现“儿童本位”思想以前，“长者本位”一统天下，人们把儿童当成“缩小的成人”，用成人的思维来要求儿童，却也是无可厚非的。作为成人的父兄，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施之儿童是正当的。粗暴的行为本身不是残酷，而是一种严厉的教育方式。因此，只有当“儿童本位”的换位思考出现后，从前认为天经地义的事，现在才会被认为是残暴、野蛮的，“大碍于孩子的发达”。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如果说认识到“儿童本位”之前所犯下的那些过错、“虐杀”，当属无心之过，甚至还是出于善良的目的，那么这种善意的无心之过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三、对“文化原罪”的承担
鲁迅的回答是肯定的。即使是无心之过，但既然已经发现是罪，就需要承担。这和我们在其早先著作《狂人日记》中所发现的罪的承担是一致的。狂人常常怀疑别人要吃自己的肉，但后来却发现自己无意中可能也吃了妹妹的肉，这一惊觉使他难以平息内心的罪感，终于也将自己归入了有罪者的行列。这里的“罪”的认定不是根据主观动机，而是根据其基本效果。这种罪感和基督教的原罪不同。早期的西方神学家把罪定在“性”，以后也有人把罪更广泛地理解为“道德过错”，现代的基督教思想史家如勒塞等人，则把罪定义为“人的一种总体状况、总体属性”，人的生存注定就是一项原罪，这种“原罪”是一切生存的人所共有的。
鲁迅不是一个基督徒，基督教只是为鲁迅提供了“一种价值反思的思想和情感的体验”，鲁迅的罪感是一种“文化原罪”，是基于对历史、文化和个人的反思而生成的。他更注重对文化传承者的罪的认定，这种罪本身有施害者和受害者。罪的认定之后应当是赎罪，但鲁迅对赎罪的可能性和意义从来都持怀疑态度，在《狂人日记》中，他让醒来的狂人“候补”做官去，根本放弃赎罪的念头；在《风筝》中，鲁迅设计了一种赎罪的方式，就是求宽恕。但在对“我”的求宽恕的迫切心情的描写中，表达了作者深深的质疑，即求得宽恕本身只对施罪者有意义，可以使“我”的沉重的心获得一种轻松的解脱，而对于受害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如一位当代德国作家在80年代所言：赎罪“其目的是索取我，而非索取我手下的牺牲者”，“当我为我手下的牺牲者头上的弹孔感到抱歉时，牺牲者由此得到什么吗?那个弹孔会愈合吗?”鲁迅的疑问和这个无神论者可说是一致的。赎罪、求宽恕只能对“良心发现”的施害者有意义，可以减轻其良心上的负担，对于受害者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在避免同样“罪”的重犯上，施害者的惊觉当然是有意义的。)
而更为可悲的是，作为受害者的小兄弟，却对往事毫无记忆，“全然忘却，毫无怨恨”，这又使我们想到《狂人日记》，被吃者和吃人者都处于不自觉状态中。当“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当初行为的虐杀性时，被虐杀者却毫无痛苦，历史之错从何处去改正?因此，《风筝》文末“我”的悲哀，并不仅仅是个人没有求得宽恕的“难过”，而更是对历史中“精神虐杀”事件的无影无踪，不得求证，也就无所谓改过的悲哀。再说远一点，《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写于1919年，六七年过去了，“长者”和“儿童”错位，不自觉地虐杀和被虐杀的事件似乎仍在重演，作者当初的呼号似乎落空了，于是本该飘在故乡春天的风筝，却在北京的冬季“浮动”，错位的悲哀将持续下去。
(选自《语文建设》2002年第8期)
5．巨大的悲剧——鲁迅《风筝》分析
鲁迅先生的《风筝》写于1925年。从内容上看，他回忆了他在少年时曾撕毁过童年的弟弟一只风筝的往事。而联系1925年前后那个时代背景，联系鲁迅这短时期在黑暗中冲锋陷阵的战斗，我们便知道这决不是撕掉一个小风筝这样的小事，而是通过这件小事的记叙，形象地说明了在封建礼教笼罩下的一个巨大悲剧。
什么是悲剧？其基本特点是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鲁迅自己也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为什么说鲁迅先生写的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呢？
制风筝与撕风筝，代表着两个方面。制风筝是童心、是天性、是人生、是童趣；撕风筝则与之相反，是伤害、是摧残、是毁灭、是冷酷、是虚伪、概言之，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对人、尤其是对儿童的无情压制。撕风筝并非偶然、并非随意，鲁迅在前面已有铺垫：“因为我以为这（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所做的玩艺”。什么是有出息？什么是没出息？中国几千年来的约定俗成早有解定，比如《红楼梦》中的贾政及其他人也认为贾宝玉这样玩下去是没有出息的。如果读正经书参加科举，然后做官，才是有出息的。因此撕风筝是手段，纳入封建规范才是目的。虐杀童心和保持天性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两方面的对比力量对比悬殊，其实强弱已是无可比了。鲁迅说：“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封建社会中的等级观念就是尊卑长幼四个字，长兄为父，这个级别岂是小小顽童敢与之对抗的么？而且鲁迅在前一段已说：“……十岁内外，多病，瘦得不堪……”岂是大哥的对手。这完全是异常恃强凌弱的暴虐攻击，小小的弟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物被糟蹋，只有忍受欺凌，甚至没有想到忍受痛苦这一类的感情，而“完全的胜利者，傲然出走了”。
这是悲剧，但鲁迅并没有停留在这种表象的描述，他以锐利的笔触作了深深的解剖。
中年的鲁迅觉醒了，对自己深刻地自责与惩罚，千百年来做兄长以自己是非标准去要求弟弟，以至于训斥大骂，是家常便饭，即使明知管错了，也以出于好心而原谅自己。而鲁迅不，他自责心似铅块。尽管他未必就如贾政希望宝玉那样地希望弟弟，未必如封建卫道士那样完全明白他在做什么。然而，事实上做了，鲁迅便决不宽恕自己。这个可怕的错误，无法挽回，补救都做不到。即使如今“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起放。”也还是不能时光倒流，不能使弟弟再回到童年，因为“他早以有了胡子了”。这还是就事论事的分析。于是他想到去“讨他宽恕”，弟弟可能不宽恕，可能宽恕。出乎意外地谈不上宽恕与否，弟弟完全忘却了，“有过这样的事吗？”他完全不记得了。这就更不可挽救，无法弥补了。这是个更大的悲剧，对弟弟、对鲁迅、对所有的人、对社会都成了一个永远无法挽回的悲剧。
被欺凌者，忘却了被欺凌的事，便没有痛苦，便没有反抗，便没有改变的要求，便没有历史的变革与前进。忘却了，一切严重的事烟消云散依然故我。以撕风筝这件事或这类事说，便将千年万年继续下去。可怕的麻木！
鲁迅写的撕风筝这件事，正是封建伦理扼杀童心、天性才是鲁迅所以“心很沉重”的真正意义所在。这才是社会的、民族的巨大的悲剧。
鲁迅在大胆的解剖自己的同时，解剖着民族、社会、国家以至世界。在这一个没流血、没有死亡的悲剧性的故事中，心中的血汩汩而流。
6．鲁迅与教育（龚明俊）
鲁迅先生不仅是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还是伟大的教育家。先生从事教育30年，他批判旧教育，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倡导并实践新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先生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他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道出了所谓的“仁义道德”的悠久历史，其实就是“吃人”的真实记载；他还指出教育的实质，即“解放了的社会，就是解放了自己”；他认为教育培养“新人”应当是有“自立能力”的，“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为父母占有的人”；他希望青年学生要敢笑、敢怒、敢骂、敢打，有朝气，敢作敢为；他激励青年为国奉献，不要无为地牺牲，也不要无所作为。
儿童教育是先生关注的重点之一。在他看来，儿童教育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他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世人为之震惊，这呐喊声至今回响在人们耳边。如何教育好孩子呢？先生认为有三点必须注意：一是理解孩子，别把孩子当成大人；二是要指导孩子，平等对待；三是解放孩子，使之自立。这些教育思想在今天，恐怕也不过时的。
有一次，先生请几位朋友来家里吃饭。大家都边谈边吃，突然先生的儿子海婴说有碗菜坏了，客人们吃着没觉得味道有什么不对，只觉得是小孩子乱讲，没加理会。先生听了海婴的话后，马上将儿子吃剩下的那一筷子菜挟起来尝了尝，对大家说味道确实坏了。柳亚子听到这事儿，特地将它写进他的《我的儿童教育观》一文，文中这样评道：“你想，除了鲁迅先生，谁还能有这种尊崇儿童，爱护儿童的伟大呢？”可见先生对儿童的教育不是理论上说说就算了的，而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具体做到。想到今天许多家长打着为孩子着想，逼孩子做这学那，损害儿童成长的天性，违背教育规律，就觉得不是个滋味。
先生在求学期间就立下要改变国人之灵魂，他之于教育，既有理论高度，从人的发展规律与国家民族的客观需要作了深入研究，又有实践深度，在自己的教育活动也日常生活中处处体现出来。他的大量作品都包孕着先进的教育思想，他的革命实践充分展示了他对教育的贡献。在教育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的教育思想依然能成为今天教育的一面镜子。
（《光明日报》2003年02月11日）
7．赏析
这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文章以风筝为引线，对“我”粗暴对待小弟的言行，作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小弟这样的人的不觉悟表示出深深的悲哀。这无疑是对封建宗族制度摧残儿童的罪恶进行控诉。
叙述往事与抒情紧密结合是文章的突出特点。全文虽以叙事为主，但深深地融会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关键的地方，则又通过凝练的语言，作了画龙点睛的点染，使文章感情的表达更加明朗。例如，文章开头“我”从北京冬季的天空中，看见一二风筝浮动着，引起了一种惊异和悲哀。为什么呢？下面作者就插入一段对故乡风筝时节的回忆。这段文字不仅叙述了故乡早春的景象，而且在这一景一物的描写中，都凝聚“我”对故乡的赞美之情。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直接抒发了这种感情：“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这就将“我”对故乡的深切怀念更充分地表达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不单纯是为了抒发“我”对故乡的深情，如联系全文来看，回忆故乡，目的或落脚点是使“我”想起幼时欺凌小兄弟之事。“我”在这里进行了反思。透过这个小“我”，看到旧的伦理道德统治下的整个社会面貌——大“我”——家长式的管理、长幼尊卑的秩序是何等的神圣，何等的残酷，何等的愚昧无知，它扼杀了儿童的天性，当作者挖掘的酿成悲剧的社会原因。“我”的回忆是对封建宗族制度的摧残儿童的控诉，——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我”经过深刻反省认识到这一不可挽回的过错过后，心情无比沉重。这种忏悔意识，否定了旧“我”，催生了新“我”，“我”的思想演进轨迹明晰了，“我”的复杂心理状态显示了，正是这些原因，所以当“我”，看到北京天空中的风筝，而感到“惊异与悲哀”。
另一个特点，是作者采用白描的手法，几笔就把人物形象、性格特点，传神地勾画出来。例如描写“十岁内外”，“多病，瘦得不堪”的小兄弟，“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为别人放的风筝“惊呼”，“跳跃”，这就把小兄弟善良、活泼可爱、喜欢游戏的性格表现了出来。当他私自做风筝的秘密被发现后，作者描绘了他窘迫不堪的神情时这样写道：“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作者在这里写出了小兄弟的精神状态，是被封建礼教所麻木的自然流露，这不单纯是胆小的缘故，其深层原因更是造成此种现象的依据。当“我”彻底毁坏了他既将完工的风筝，傲然走出时，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这里作者对其他并未着力渲染，只是抓住小兄弟的表情神态，简约的几笔，就将他进行正当游戏的愿望遭到虐杀后，那种惊惧、绝望的心情，极其形象地揭示了出来，这些描写完全符合儿童的特点。与小兄弟的形象想对照，突出了“我”的粗暴、兄长的威严。
另外，文章中的心理描写也很出色。如作者在写“我”时，主要抓住人物“我”进行心理描写，着重写了“我”的沉重的心情、谋求补过的方法，以及补过不成后的感受。这些心理活动，充分表达了“我”的悔恨与悲哀，尤其是当“我”向小兄弟提起儿时的这桩旧事时，弟弟却惊异地问：“有过这样的事么？”显然，他已经“全然忘却”，这一笔的含义是深刻的，它意味着直到作者写此文时有的人对封建思想的奴役还不觉醒。这使作者深感沉重和悲哀！
8．鲁迅《风筝》解读（朱江月）
鲁迅先生的散文《风筝》，写于0925年，时年鲁迅先生44岁。生活的经历和思想的深广，使鲁迅先生对过往的事情有了深沉的思索和深刻的反省。想起儿时因不许放风筝而扼杀了弟弟的玩的天性而倍感悲哀。善于解剖自己的鲁迅先生，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抨击了旧中国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引发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孩子的天性，如何让孩子在自由的天地中自由地生活和生长。
文章从在北京看风筝写起，由眼前景回忆起儿时江南放风筝的境况。而写北京的风筝只是一笔带过，却用浓笔写出了故乡放风筝的细细的情景。从时间和季节入手，写出了风筝的姿态颜色、形状。虽然“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周围的春的景色分明是一片“温和”。文章的一二两段构成了一个层次，引起了下文对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一事的具体描写。
由于“我”的“不爱”甚至“嫌恶”，便也将这一心情转移到弟弟的身上，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反对弟弟去做。“我”是兄长，当然有着兄长的威严，弟弟也就只好“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看着小兄弟因风筝的落升而惊喜的情形，“我”却只有感到“可鄙”。
这一段是后面事情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整篇文章的关键。鲁迅先生一方面写出了小兄弟的“弱小”，一方面又写出了“我”的“强大”，兄长的“威风”和小兄弟的“无奈”的强烈的反差，为后文的发展和结果埋下了伏笔。
因而，当“我”发现小兄弟在偷偷地瞒着自己去做风筝的时候，便以兄长的威严毫不留情地折断了风筝的“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于是，“我”似乎是得了胜利，傲然地把他扔在了小屋里。这一段叙写很具体很细致。这是由上一层的原因而导致的必然的一种结果。
鲁迅先生虽然淡淡写来，但我们分明看到了字里行间浸透着的懊悔和悲哀。儿童的天性是纯洁的，而游戏是儿童的天性，而玩具则是儿童的天使。当鲁迅先生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已是中年以后的事情了。
接下来的，文章有了很长的篇幅，写出了“我”的懊悔和补过。但当“我”想了若干的方法终于可以得到这补过的时机的时候，得到的，却是更深一层的悲哀，那就是，小兄弟在长大之后，早已将这一切忘记了。时间和生命永不会给我这一赎罪的补偿，“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人世最大的悲哀莫过如此，过往的错误或许永无改过的那一天，这是悲哀中的悲哀呢！
文章的主题似乎是多面的。有对兄弟间浓情的抒发，有对封建家长制的鞭挞；有对自我的不留情面的解剖，也有着对过往的罪责的“无可把握”的悲哀。
对比手法的运用是此文的一大特色，有以下几个层面。一是环境的对比：北京二月的肃杀寒冷和江南二月的热烈和温和。这一对比增强了文章的浓烈的悲情和深重的无奈。二是人物的对比：小兄弟的弱小和我的强大。这一对比构成文章叙事的主体，也贯穿文章的始终。三是时间的对比：这时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我”的前后的变化，一是小兄弟的前后的变化。“我”的变化是主要的方面，小兄弟的变化是次要的方面。但又是相辅相承，缺一不可的。
三个层面的对比在文章中交织成深沉的叙事点，使得文章含蕴极深而感人极强。
文章的另一特色是以“我”的情感变化为线索展开，给读者以清晰可寻的脉络，并成为打动读者的抒情的线，和三个层面的对比交织成一个浑然的整体。“我”的感情变化的线索是：对放风筝的“嫌恶”，对小兄弟看放风筝的“可鄙”， 看到小兄弟做风筝时的“愤怒”，折断风筝离开时的“傲然”，反思后的“沉重”和不得原谅后的“悲哀”。
首尾的呼应也是此文的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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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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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有关鲁迅＜风筝＞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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