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２〕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从鲁迅的《风筝》所想到……

    一九二七年鲁迅出了一本散文集，名《野草》。虽然他自己认为“心情太颓唐了”“是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但其中含蓄隽永、振聋发聩之作比比皆是。我翻到《风筝》一文，读后思之良久，不仅感动，而且被引向人性的深远之处。
　　鲁迅早年认为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所以很是鄙薄，以至对小弟弟于风筝的喜爱也采取一种粗暴禁止的态度。终于有一天，他当着小弟弟的面将一个即将完工的风筝折坏踩扁，并傲然地扬长而去。待到中年，他从书本中明白，“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顿然悟到自己过去的那种行为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心情如铅块般的沉重。他想补过，却为时已晚，因为他和弟弟都已是长胡子的中年人了。于是，他期盼着他们在谈起儿时的旧事时，作一个忏悔而得到小弟的宽恕。遗憾的是，小弟已根本不记得此事了。鲁迅慨叹：“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一些人谈起鲁迅就以为尽是些匕首投枪，还有人认为鲁迅作文一向尖刻，甚至“逮着谁跟谁急”。其实，他们哪里懂鲁迅呢？鲁迅确实常常在精神上解剖世人，但他对自己的解剖和反省也是超乎常人的。从《风筝》一文就可看出，鲁迅有一种强烈的忏悔意识，哪怕是一件过去的小事，他也不肯原谅自己。这里不仅仅只反映思想观念的对错与纠正，而是直指现实生活中人对人的尊重及对人性的幡然领悟。人的行为受思想观念所左右，当他实实在在明白自己的错误（是自己的错误，而不是推诿到社会影响或其它因素上）对他人造成伤害，而主动承担过失的责任，深切地忏悔请求宽恕，这是许多伟大的思想大师人格的崇高之处，鲁迅亦然。
　　在现实生活中，不知怎么很多人惧怕忏悔。且不说大和民族的一些人对二战中日本侵华暴行的矢口否认，也不说“文革”中一些为非作歹者对当年丑行的讳莫如深，生活中就有一种人毫无忏悔意识。他们或许出卖过朋友，或许背叛过亲人，后来也知道自己确实是做了很不齿的事情，却始终在人前梗着脖子宣称：誓不言悔。真的不悔吗？恐怕未必。他们的虚荣心使他们产生这样的心态：我错了是我的事，我自己吃下酸果，何须别人说三道四，再说环境因素不能忽视，社会因素不能忽视，被心怀叵测之人诱骗也不能忽视，我究竟有多大责任呢？我有什么可忏悔的呢？于是越想越有理，对批评他们的人，甚至对曾被他们伤害过的人怨恨起来。他们不懂得，真正的忏悔会使自己的灵魂得到解脱而新生，会使被伤害人的心灵获得一些儿慰籍，会使人世间的良知复苏而升华。那么不忏悔行不行呢？当然，也可以。等待着人们的忘却吧，“全然忘却，毫无怨恨”，也就没有宽恕可言了，让灵魂在时间的阴影中偷憩。怕就怕人们没有健忘，这时就得想一想，我在他们眼里是个什么东西？
　　人们都说日本民族缺乏忏悔意识，中华民族就有很强的忏悔意识吗？这真的很难说。我不知道忏悔是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很多中国人与那些个日本人一样，不知道什么叫忏悔，无所谓自觉自省，一听说这个词，开始感到陌生，继而就东拉西扯起来，以阿Q精神来指责别人是“阿Q”，很令人失望。幸而，还有很多中国人，他们或许并不象某些“文化名人”那样流光溢彩，然而他们的脚步却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他们是鲁迅、巴金等一干人，他们懂得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