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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着的社会存在”。(藤井省三《鲁迅与安徒生——儿童的发现及其思想史意义》，见《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鲁迅是在日本接受了“儿童本位”思想的，以此为思想资源之一，鲁迅写作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它在五四时期，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史意义，强烈地动摇了“长者本位”的社会价值系统。但在出现“儿童本位”思想以前，“长者本位”一统天下，人们把儿童当成“缩小的成人”，用成人的思维来要求儿童，却也是无可厚非的。作为成人的父兄，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施之儿童是正当的。粗暴的行为本身不是残酷，而是一种严厉的教育方式。因此，只有当“儿童本位”的换位思考出现后，从前认为天经地义的事，现在才会被认为是残暴、野蛮的，“大碍于孩子的发达”。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如果说认识到“儿童本位”之前所犯下的那些过错、“虐杀”，当属无心之过，甚至还是出于善良的目的，那么这种善意的无心之过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三、对“文化原罪”的承担
鲁迅的回答是肯定的。即使是无心之过，但既然已经发现是罪，就需要承担。这和我们在其早先著作《狂人日记》中所发现的罪的承担是一致的。狂人常常怀疑别人要吃自己的肉，但后来却发现自己无意中可能也吃了妹妹的肉，这一惊觉使他难以平息内心的罪感，终于也将自己归入了有罪者的行列。这里的“罪”的认定不是根据主观动机，而是根据其基本效果。这种罪感和基督教的原罪不同。早期的西方神学家把罪定在“性”，以后也有人把罪更广泛地理解为“道德过错”，现代的基督教思想史家如勒塞等人，则把罪定义为“人的一种总体状况、总体属性”，人的生存注定就是一项原罪，这种“原罪”是一切生存的人所共有的。
鲁迅不是一个基督徒，基督教只是为鲁迅提供了“一种价值反思的思想和情感的体验”，鲁迅的罪感是一种“文化原罪”，是基于对历史、文化和个人的反思而生成的。他更注重对文化传承者的罪的认定，这种罪本身有施害者和受害者。罪的认定之后应当是赎罪，但鲁迅对赎罪的可能性和意义从来都持怀疑态度，在《狂人日记》中，他让醒来的狂人“候补”做官去，根本放弃赎罪的念头；在《风筝》中，鲁迅设计了一种赎罪的方式，就是求宽恕。但在对“我”的求宽恕的迫切心情的描写中，表达了作者深深的质疑，即求得宽恕本身只对施罪者有意义，可以使“我”的沉重的心获得一种轻松的解脱，而对于受害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如一位当代德国作家在80年代所言：赎罪“其目的是索取我，而非索取我手下的牺牲者”，“当我为我手下的牺牲者头上的弹孔感到抱歉时，牺牲者由此得到什么吗?那个弹孔会愈合吗?”鲁迅的疑问和这个无神论者可说是一致的。赎罪、求宽恕只能对“良心发现”的施害者有意义，可以减轻其良心上的负担，对于受害者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在避免同样“罪”的重犯上，施害者的惊觉当然是有意义的。)
而更为可悲的是，作为受害者的小兄弟，却对往事毫无记忆，“全然忘却，毫无怨恨”，这又使我们想到《狂人日记》，被吃者和吃人者都处于不自觉状态中。当“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当初行为的虐杀性时，被虐杀者却毫无痛苦，历史之错从何处去改正?因此，《风筝》文末“我”的悲哀，并不仅仅是个人没有求得宽恕的“难过”，而更是对历史中“精神虐杀”事件的无影无踪，不得求证，也就无所谓改过的悲哀。再说远一点，《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写于1919年，六七年过去了，“长者”和“儿童”错位，不自觉地虐杀和被虐杀的事件似乎仍在重演，作者当初的呼号似乎落空了，于是本该飘在故乡春天的风筝，却在北京的冬季“浮动”，错位的悲哀将持续下去。
(选自《语文建设》2002年第8期)
5．巨大的悲剧——鲁迅《风筝》分析
鲁迅先生的《风筝》写于1925年。从内容上看，他回忆了他在少年时曾撕毁过童年的弟弟一只风筝的往事。而联系1925年前后那个时代背景，联系鲁迅这短时期在黑暗中冲锋陷阵的战斗，我们便知道这决不是撕掉一个小风筝这样的小事，而是通过这件小事的记叙，形象地说明了在封建礼教笼罩下的一个巨大悲剧。
什么是悲剧？其基本特点是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鲁迅自己也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为什么说鲁迅先生写的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呢？
制风筝与撕风筝，代表着两个方面。制风筝是童心、是天性、是人生、是童趣；撕风筝则与之相反，是伤害、是摧残、是毁灭、是冷酷、是虚伪、概言之，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对人、尤其是对儿童的无情压制。撕风筝并非偶然、并非随意，鲁迅在前面已有铺垫：“因为我以为这（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所做的玩艺”。什么是有出息？什么是没出息？中国几千年来的约定俗成早有解定，比如《红楼梦》中的贾政及其他人也认为贾宝玉这样玩下去是没有出息的。如果读正经书参加科举，然后做官，才是有出息的。因此撕风筝是手段，纳入封建规范才是目的。虐杀童心和保持天性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两方面的对比力量对比悬殊，其实强弱已是无可比了。鲁迅说：“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封建社会中的等级观念就是尊卑长幼四个字，长兄为父，这个级别岂是小小顽童敢与之对抗的么？而且鲁迅在前一段已说：“……十岁内外，多病，瘦得不堪……”岂是大哥的对手。这完全是异常恃强凌弱的暴虐攻击，小小的弟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物被糟蹋，只有忍受欺凌，甚至没有想到忍受痛苦这一类的感情，而“完全的胜利者，傲然出走了”。
这是悲剧，但鲁迅并没有停留在这种表象的描述，他以锐利的笔触作了深深的解剖。
中年的鲁迅觉醒了，对自己深刻地自责与惩罚，千百年来做兄长以自己是非标准去要求弟弟，以至于训斥大骂，是家常便饭，即使明知管错了，也以出于好心而原谅自己。而鲁迅不，他自责心似铅块。尽管他未必就如贾政希望宝玉那样地希望弟弟，未必如封建卫道士那样完全明白他在做什么。然而，事实上做了，鲁迅便决不宽恕自己。这个可怕的错误，无法挽回，补救都做不到。即使如今“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起放。”也还是不能时光倒流，不能使弟弟再回到童年，因为“他早以有了胡子了”。这还是就事论事的分析。于是他想到去“讨他宽恕”，弟弟可能不宽恕，可能宽恕。出乎意外地谈不上宽恕与否，弟弟完全忘却了，“有过这样的事吗？”他完全不记得了。这就更不可挽救，无法弥补了。这是个更大的悲剧，对弟弟、对鲁迅、对所有的人、对社会都成了一个永远无法挽回的悲剧。
被欺凌者，忘却了被欺凌的事，便没有痛苦，便没有反抗，便没有改变的要求，便没有历史的变革与前进。忘却了，一切严重的事烟消云散依然故我。以撕风筝这件事或这类事说，便将千年万年继续下去。可怕的麻木！
鲁迅写的撕风筝这件事，正是封建伦理扼杀童心、天性才是鲁迅所以“心很沉重”的真正意义所在。这才是社会的、民族的巨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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