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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笔名莪伽、克阿、林壁等。浙江金华人。1928年就读于杭州 西湖艺术学院，次年留学法国。1932年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不久被捕， 在狱中开始写诗，以《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成名。
1937年后辗转于武汉、山西、桂林、重庆等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到延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主编《诗刊》。1949年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1957年被错 划为右派，到黑龙江、新疆等地劳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遭到批判。1976年10 月后重新获得写作权利，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 被法国授予文学艺术最高勋章。
诗作者把个人的悲欢融合到民族和人民的苦难 与命运之中，表现出对光明的热烈向往与追求，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性，感情深挚，风格独特，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人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
著有诗集《大堰河》、《北方》、《向太阳》、《归来的歌》等，论文集有 《诗论》、《艾青谈诗》等。
本书作者高瑛是诗人艾青患难与共的妻子。她在这部回忆录中完整展现了艾青从被打成右派直至去世的四十多年间的生活经历，其中引人关注的莫过于诗人与高瑛那段曾遭遇世人冷眼的爱情，以及艾青政治命运上的不幸。本文摘选的是艾青生活与经历中较为别致的一个侧面——他自己的书画经历以及他与大画家们的交往。
伯乐林风眠
我不能说艾青是千里驹，但是我可以说，画家林风眠是伯乐。艾青在18岁的时候，有幸成了他的学生。
艾青原名蒋海澄，他于1928年夏考入了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读了不满一学期。校长林风眠看了他的画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东西，去国外吧。”就是林校长这么一句话，艾青动了出国求学的念头。
第二年春天，艾青和雷圭元、孙福熙、孙福源、俞福祚、龚珏等人，踏上了赴巴黎的路。艾青曾对我说过，他到了巴黎，才理解了林风眠校长为什么叫他出国学习——要想开阔视野，提高思想境界，就得迈出国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艾青在国难当头时返回了祖国。他先回到离别三年多的家乡探亲，随后到了上海，经江丰介绍，正式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和江丰、力扬、黄山定、于海等人积极筹备“春地美术研究所”与“春地画展”，在开展活动时被捕。
在监狱里没有条件画画，他就在暗中写起诗来，《大堰河我的保姆》、《铁窗里》、《透明的夜》、《芦笛》、《一个拿撒勒人的死》、《巴黎》、《马赛》、《黎明》、《搏斗》等诗，都是在监狱里写的，并通过探监的人和律师带出来发表了，从此化名艾青。那些狱中诗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三年多的狱中生活结束后，他开始教书，编刊物，写作，今天这里，明天那方。1941年，他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去了延安。
1949年1月北京解放。艾青和江丰等人以军代表的身份，接管了中央美术学院。艾青原想在美术界工作，重操旧业。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他不久就被调回文学界工作了，第二次与美术断了缘分。艾青说：“从那以后，我只能算是一个美术爱好者了。”
有人问艾青：“为什么母鸡下鸭蛋？”意思是说，你学的是绘画，怎么写起诗来了？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是因为他不了解艾青的历史。艾青回答说：“无论是鸡蛋，还是鸭蛋，总还是蛋，它们都是有营养的。”
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我们一家先去北大荒，后去新疆，与世隔绝20年之久。1961年，我们从新疆来北京接孩子。艾青从许多藏画中选出来三幅林风眠的画、几幅齐白石的画、一幅李可染的画带走了，想在新疆石河子的家里挂挂。这些画是艾青的偏爱。所幸的是，这些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我弟弟给藏起来了，才免于洗劫。
1972年艾青趁来北京看病之便，带着我和小儿子丹丹去金华家乡探亲，在杭州结识了雕塑家徐永良。他和林风眠很熟，向我们讲述了林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说林先生和他的夫人以及住在巴西的女儿长期不能团聚，一人独居上海。“文革”期间被诬为特务关进监狱，一蹲就是五年，受尽了折磨。
1977年7月，艾青给林风眠一信，8月初收到了林先生复信：艾青同志：
收到你的信。我七十八岁了，我从认识你到现在，始终感到你在文艺创作上的才华。希望你多写些作品，人民会了解你，喜爱你的。我被批准出国探亲，正在办理出国签证，希望在国外有一天会看见你。寄上两小幅拙作，请指正。
并为念为感。即致敬礼！
林风眠
1977年8月3日
信内附两幅画，一幅是一只孤雁，在芦苇塘上低飞。艾青看着画自言自语地说：“他要飞向何处？”
另一幅画是一只鸟蹲在树枝上，艾青又自言自语地说：“他是在等待？还是在盼望？”
艾青说：“不了解林风眠的苦难人生，是无法读懂这两幅画的含意的，但是我读懂了。”他对我说：“你看，迎风的芦苇，暗淡的秋色，凄凄凉凉。在我的视觉里，那只雁，那只鸟，不正是寂寞、孤独的画家自己吗？”艾青难过地说：“虽然我也有不幸的遭遇，但是，我还有个家，有你和孩子。可是林先生呢，他真正的家在哪里呢？妻子女儿都在异国他乡，而他自己，年年月月独居上海。苦不堪言哪！林先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在以绘画的语言向朋友叙说着自己的不幸！”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中国有一句俗话‘叶落归根’，林风眠先生是在他78岁的时候要离开祖国。故土难离，他却要离去了。他得下多大的决心？能不叫人痛心吗？”
1979年，艾青被错划右派平反了，我们又带着那些画回到了北京。1982年，我们搬回丰收胡同。林风眠的画，又挂到我们家客厅里了。艾青说：“林先生的画，虽然还没有被所有的国画家接受，但时间会证明，林先生是位了不起的大画家。最近我到‘荣宝斋’去看画。我认为有一部分画家已经走进困境，模仿的多，创新的少。有些山水画，树没有动的感觉，水没有流的感觉，多了些匠气，少了些灵气。古人这样画，今人也这样画，如果这样下去，中国画还有什么希望？有的画，画着曲曲弯弯、高高低低的山间小路，在山的至高点上，有一座或两座小亭子。这样高的亭子，有多少人能走上去？真叫旅游人‘望亭兴叹’！我们的画家，也许画完了画，就陪穿着高跟鞋的夫人逛马路去了。”
我说：“你是不是太挖苦画家了？”
他说：“你懂得多少？你要好好听课，我就收你这么一个学生了。”
与齐白石的友谊
艾青写过两篇有关齐白石的文章，一篇是谈齐白石的画，另一篇是谈他们之间的友谊。
我随着艾青去过三次齐白石家。
第一次去，白石老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长长的银丝胡须，黑亮黑亮的一双眼睛。
艾青对齐老先生说：“这是我的妻子，她来看看你。”
齐老先生目不转睛地看了我半天，点了点头，笑了笑，就走进里屋，拿出来一盒吃的东西，说是湖南老家送来的土产，叫我和艾青尝尝。侍候齐老先生的人说，这可是老人喜欢吃的东西，贵客来了，他才拿出来。
第二次到齐白石家，是陪着巴西诗人阿里贝蒂去的。齐老先生见了外国人不多言，好像是有距离感。客人要告辞了，齐老先生小声地对艾青说：“叫洋人走吧，你们留下来吃饭。”
艾青说：“我陪着客人来，还得陪着客人走，下次来，再吃你的湖南饭。”
齐老先生要出来送，艾青劝他留步，他目送着我们离开了他的小院。
最后一次去看齐白石，老人正在生病。艾青和他握手，问他：“你还认识我吗？”齐老先生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说：“我有一个朋友，名字叫艾青。”老人面无笑容，看样子病还不轻。
临告辞时，艾青对齐老先生说：“我会再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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