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进，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诗评家。

艾青建议，开个会，由毛泽东谈谈。这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来源。

如果要求只举出一位中国现代诗人，那么，我觉得应该是艾青，他算是新诗最重要的领潮人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艾青也是有关系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延安的墙报上出现了一些文学作品，引起贺龙、王震等将军的不满。毛泽东得讯后，晚上提着马灯亲自去看，也觉得问题严重，于是邀请刚到延安不久的艾青去窑洞一谈。艾青建议，开个会，由毛泽东谈谈。这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来源。

和臧克家的侃侃而谈的风格不同，艾青话语很少，那不多的语言总是幽默风趣，透着诗人的睿智，所以秘鲁诗人聂鲁达称他为“迷人的艾青”。一次，我们几个搞诗评的去看望艾青。有人掏出本子，请艾青题词。艾青给古远清题词：“香远益清。”给阿红题词时就开始开玩笑了：“阿红不是新疆的阿訇，而是诗坛的舵手。”1988年1月18日，重庆发生空难，我当时在北京完成全国文学奖评奖，正要返渝。当晚作家协会请吃饭，艾青和我同桌。听我说，我太太发电报来，要我退机票，改乘火车回去，艾青说：“不必。现在是最安全的时候。不可能飞机一架一架地往下摔呀！”我听从了他的意见。艾青的幽默是一种站在生活之上俯视生活的大智慧：超脱，清醒，深刻。

1985年，艾青在北京摔了跤，张志民等几位诗人去医院探视。有人问：“艾青同志，你跌伤的是哪只腿啊？”他答：“我总是右边出问题呀！”大家都爆笑起来。艾青接着说：“1957年我当右派，前几年右眼做了手术，现在右脚又跌伤了。”其实，早在1957年以前艾青就已经开始挨批了。在“右派分子”之前，他已经戴上了“反党分子”、“坏分子”的帽子。前几年我在美国俄勒冈大学讲学时，我讲到艾青。我说，艾青先生是永远不会感冒的，因为他戴着这么多的帽子。东亚系的美国学生哄堂大笑。后来王震将军向周总理把艾青要到新疆去，把诗人保护起来。艾青右眼动手术后，两只眼睛的眼光有些向两个方向分散。我们去他家看望时，同行的广东青年诗人朱子庆感到很困惑，对我说，艾青笑的时候，我闹不清楚，是不是对着我的，我不知该笑还是不该笑。他这个困惑倒是惹得我大笑。

也是在北京的一次评奖委员会聚餐，中国作家协会的几位书记和我与艾青都在一桌。当时国内许多诗人正在热情地征集签名，要求授予艾青诺贝尔文学奖。于是负责外事的书记在桌上对艾青有所埋怨。他说，大家这么努力，您却没有反应。他还说到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的华裔评委。他说：“马悦然主动给您写信，您也不回复人家。”艾青却一直保持沉默，一直到饭局终了。我感到我的灵魂受到一次清洗，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诗的尊严，艾青给我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课。

《艾青艾未未事件》正文开始>>

　一
　　
　　知道艾未未是艾青的儿子，由此产生了联想。
　　近几天写了两篇关于新疆的随笔，一篇是《我站在克拉玛依的“黑柱灯”前》，一篇是《新疆红色之旅：军垦馆与将军府》，由此想起了艾青。因为我在新疆石河子，也参观了当代中国唯一的当代诗人纪念馆——艾青诗歌馆。
　　提起艾青，又引起了我半个世纪前的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是四川省富顺县一条乡村小河边的一所村小的小学生。在我印象中，那时的乡村小学似乎比半个世纪后的城市小学更有文化更加文气。教我们语文课的叫赵世荣的老师，除了“人手刀口”、主谓宾状以外，还给我们讲俄罗斯有个普希金，中国有个诗人叫艾青，艾青有首诗叫《大堰河我的保姆》。随即，他就背诵起“大堰河，是我的保姆，她的名字就是生她村庄的名字……”我至今都仿佛记得他朗诵时的音容语气。
　　随着艾青成了中国的大大右派，这位艾青的“粉丝”的乡村小学赵老师也归入了“另册”，而我这个村小学生的心坎上，也长出了“另册”的苗子，由此决定了一生“另类”的路子。
　　
　　二
　　
　　整整五十年后，我来到艾青诗歌馆前。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在中国的某个角落，竟然会有一个纪念“右派”文化人的艾青诗歌馆，要知道，当代为之建纪念馆的，都是什么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那有什么右派作家？
　　艾青诗歌馆座落在石河子市的中心，占地十余亩，投资数百万，由石河子市与兵团共同筹建，于艾青生前的1995年动工，于艾青去世后的1998年落成。为一个尚未过世之人立生祠，实属超常罕见之举。艾青落难流放之时，是石河子这座天老地荒的边塞小城收留了他。他于1959年从最东边的流放地北大荒转到最西边的流放地石河子，一住就是十六年，尽管他也遭受了苦寒劳累，但比起首善之都的北京，他体味了人间的些许温情，因此他对这座小城也不无感恩，他写道：“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座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而这座年轻小城，也以艾青流放落难在此为荣，为他建馆立碑，享尽一个当代落魄诗人的哀荣。
　　我漫步在艾青诗歌馆，一一回顾艾青的生平，一一品尝艾青的诗作，一一浏览各界人士对艾青的评价与怀念。
　　说实在话，我对艾青没有作过什么研究，也不可能对他作什么评价。不过，现在又有人封艾青为“红色”
　　诗人，把艾青诗歌馆封为“红色旅游基地”，倒给人荒唐滑稽之感。我只知道，1910年出生的艾青，1933年因《大堰河》而一举成名。而在1957年的红色风暴中戴上了白色或黑色的帽子，一别诗坛二十余年，当他再拿起诗笔，“焕发了青春”，他已是满头白发的老诗翁了。这时候，他诗笔下已不是什么《黎明的通知》，而是历经沧海的《鱼化石》，是血腥残酷的《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那还有什么革命的“红色”？
　　近年间，艾青的名字和诗作常见于媒体，是因为温家宝先生的引用。
　　一次是当他在美国谈及台湾时，他引用了艾青的两句诗：
　　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一次是2007年两代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国人民的幸福时，他又引用艾青的诗句：
　　请问开化的大地，
　　请问解冻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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