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自幼由一位贫苦农妇养育到5岁回家。1928年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32年初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不久被捕，在狱中写了不少诗，其中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引起轰动，一举成名。1935年出狱，翌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1941年赴延安，任《诗刊》主编。抗战期间成为他创作的高潮时期，出版了《北方》《向太阳》《旷野》《火把》《黎明的通知》《雷地钻》等9部诗集。建国后，艾青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全国文联委员等职。

和年纪轻轻就毅然辞世、撒手人寰的天空诗人海子不一样，艾青终其一生都是一位土地诗人。海子虽然也大规模地写到过土地——在他辞世后骆一禾为他命名的《太阳·七部书》里，就有一首规模宏大的《土地》，甚至比艾青的土地之诗的总和还要多——但在海子那里，土地仅仅是天空的印衬，是太阳的回声和反光。如果将天空和太阳解除，海子臆想中庞大的诗歌金字塔很可能就没有屋顶。艾青虽然在长达数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也多次写到过太阳，但艾青的太阳始终在为他的土地服务。艾青似乎从没有超越土地的任何愿望，没有任何形而上学方面的情怀。

这当然跟艾青与海子生活的年代不同有关。文学史家们大致上都愿意承认，艾青一生最有价值的写作发生在抗战年间——事情的真实情形很可能就是这样。那时中国的土地是惨遭蹂躏的土地，恶魔横行，山河破碎，令人血脉贲张。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诗人(没有必要把这种血性往爱国主义身上扯)，艾青将笔触直抵土地的根部，挖掘悲伤的土地之中蕴藏的黑色质地肯定是有道理的。从他的笔下，流露出了那个年代罕见的、纯正的伦理之音(只要想想那个年代太多风花雪月的诗作就可以知道艾青的可贵)；通过他的歌吟，我们能听到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几乎全部哀告和诉求，土地的全部希望和绝望，人民的全部泪水和鲜血。他对天空、对太阳的描写，不过是为了给悲伤的泥土找到一丝安慰，给饥馑、荒芜的人民找到取暖的火源。太阳的出现，根本上就是为了大地上悲哀的生民，为了这悲哀的大地本身。这和海子的灵感是不一样的：海子的灵感来自于他年轻的里比多，他想飞升，他想离开土地；因为海子甚至比艾青更深切地体会到土地的悲凉(虽然那是另一种性质的悲凉)，尤其是人的欲望对土地的肆意掠夺。年轻的海子一门心思想离开这个肮脏之地，回到他臆想中纯洁的天空，那才是他的故乡。海子最大的心愿，是想通过对故乡的回归以便建立他的诗歌帝国。海子是一个具有浓厚形而上学特性的诗人。

有血性的人很多，有血性的诗人从来都不缺少，但为什么长期以来不少文学史家愿意把艾青当作抗战年间最优秀的诗人，哪怕这个结论在有些人看来仅仅只有一点点的真实性？时代的吁求，尤其是在那个生死存亡、刻不容缓的极端年代，走进一个诗人的写作之中，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个诗人愿意将自己的写作当作时代吁求的盛纳器，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两者之间的平衡却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能够轻易遇见的。这需要机缘和好运。毫无疑问，在整个抗战年代，艾青本人就是包括他自身在内的那个两者之间最好的平衡，至少是不可多得的平衡。

艾青成为抗战年间最好的诗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完整性：他是一个完成了自己的诗人，他是一个修好了自己房子的诗人，这栋房子有坚实的地基，有笔直的墙壁，有曲折的回廊，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屋顶，而屋顶，往往是最后才搭建起来的——艾青始终没有忘记这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与他同时代的不少诗人，或因为才能不够(比如大多数的七月派诗人)，或因为对时代的吁请没有太多的兴趣(比如戴望舒)，或者因为平衡力的严重缺失(比如臧克家、田间)，或者因为过于年轻而缺乏足够的时间和机缘(比如穆旦)，都没能像艾青那样在抗战年间成为一个完整的诗人、完成了自己的诗人。这是艾青的幸运：尽管他在所有方面不一定比别的诗人拥有更多，但他将许多别的诗人所缺乏的东西一一加诸自己身上，从而成就了自己。在艾青的所有特质中，你找不到一个木桶上那根致命的、最短的木板——这个木桶因此能装足够多的水，足够多的酒和蜜。

艾青1949年以后的诗作几乎是失败的，尤其是1979年他重新复出之后的诗作，更让人不忍心阅读。在那以后，他与其说是一个诗人，不如说更像一个被挑选出来的诗歌象征。以艾青的敏感和悟性，他很可能对自己作为象征物这件事并不满意，因为他很可能知道：新的时代在挑选新的诗人，新的经验在等待新的表达，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更多、更年轻的诗人早已揭竿而起。他们甚至对艾青表示出公开的鄙夷。艾青完全不必为此生气，这是象征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哪怕他还在不遗余力地杜撰另一种性质的太阳，甚至不顾年老体弱，宣称要扑向那个辉煌的、火红的圆球——但那无疑是一个更加漫长的、更为耗费体力的旅途。

纪念艾青逝世十周年
　　 怀念艾青
　　 ○慰 怀
　　
　　1996年5月5日，一个黑色的星期日，凌晨4点30分，诗坛陨落了一颗亮星，86岁的艾青先生永远停止了思索和创作。每每凝视同先生的合影，就回想起十年前去北京拜访他的情景；而那盘有幸录下了先生谈话内容的微型磁带，也成了我追忆这位诗坛泰斗的珍贵见证。
　　1990年10月23日，上午10点半左右，经《人民文学》编辑杨兆祥的引见，我踏进了位于北京东四十三条艾青先生的私宅小院。当时，先生因不慎滑倒造成右臂肱骨粉碎性骨折还未康复，从香港买的人造不锈钢关节植入体内后，成活艰难而缓慢。尽管艾老的整条胳膊依然血流不畅，手指也尚未消肿，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同杨兆祥老师谈古论今，聊得十分投入。
　　在客厅落座之后，保姆为我们沏上了花茶。我仔细端详着面色红润、体格魁梧的艾老，心中感到由衷的欣喜，便把提前准备好的相机和录音机拿了出来。见此情形，夫人高瑛说：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天，还是不要录音吧？我说：如果今天不是与杨老师同行，我一个人是不敢前来打扰先生的。这样的机会对我的确很难得，录音决没有别的意思，只想把你们的声音带回去，好让朋友们都分享一点……
　　高瑛夫人的疑虑自有她的道理，但看我态度诚恳又是初次登门，也就不再阻拦了，便站到了艾青身后开始给先生梳头。梳子不紧不慢地从先生的额头抚向脑后，先生一面同杨兆祥聊天，一面惬意地眯缝着眼睛，交谈的话题也从礼节性的问候，转向了电视和报章上的国内外新闻。当时，美国对伊拉克的空中打击还未开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措辞仍相当强硬，艾青形容这两个国家就像两个好斗的孩子，都想尽量激怒对方却又谁也不先动手。
　　不一会儿，保姆给艾青先生端来了一杯咖啡，先生便用左手接过来慢慢地啜饮着。可能是改用左手不大习惯的缘故，有少量咖啡顺着杯沿流到了外面，先生就举起杯子用嘴唇去舔，接连舔了几次才把咖啡舔干净。看到大名鼎鼎的艾青先生在朋友面前如此随便，使我联想到“诗人”的天性，也许与生俱来都是这样不加掩饰。
　　这时电话铃响了，高夫人起身到隔壁屋里去接听，艾老又和杨兆祥谈起了《文艺报》上梅志夫人写的一篇文章。艾青先生说，梅志虽然不是胡风的原配夫人，但是对晚年的胡风十分关心和体贴，而且在胡风去世以后敢于为他澄清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插了一句：高瑛老师从50年代就一直同您在一起，风风雨雨30多年，回想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啊。这时恰好高瑛接完电话回来，闻听此言连忙摇头：我可没有梅志那么有本事。
　　艾老马上接过话说——“不是有本事没有本事，是有没有胆量、敢不敢讲真话！梅志看上去也是很斯文的嘛，但是她就敢咬着牙齿干……”
　　正说着，一口痰堵住了先生的气管，他立刻剧烈地咳嗽起来，脸色也被急促的气息憋得发青。杨兆祥赶忙上前为先生捶背，过了好一阵子艾老才渐渐恢复了平静，所以又引发了先生感慨人生寿命的一通议论。
　　先生说，中国有句话叫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因为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后人就把他们两个的岁数比做两道“关口”。杨兆祥听出艾老的话音，是在为自己的身体担心，便劝解他说：您今年也80了，多少苦难都挺过来了，不容易呀！人嘛，都有那么一天，甭去想它。没料到5年之后，尽管艾青先生已经闯过了“寿限”的第二道关口，但最终还是被一口浓痰夺去了生命。
　　1996年4月27日，当时的《人民文学》副主编、诗人韩作荣先生在洛阳一家宾馆的客房里，忧心忡忡向我透露了一个坏消息：3月26日，艾青先生因粘痰堵塞呼吸道心肺骤停，经过医护人员3个多小时全力抢救，才在电击的帮助下恢复了心跳。韩作荣叹了一口气说，艾老在医院里已经昏迷了一个月，气管、静脉、腹部和鼻孔里都插着管子，谁也不知道衰竭的器脏还能坚持多久……
　　我无法想象思维敏捷的艾青先生，在同病魔抗争的清醒时刻，该怎样放纵他桀骜不驯的诗情，就像当时他在那个秋阳朗照的上午，忽然抖出死亡的话题一样，不禁令人心中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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