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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意象还凝聚着诗人对生于斯、耕作于斯、死于斯的劳动者最深沉的爱，对他们的命运的关注与探索。艾青说过：“这个无限广阔的国家的无限丰富的农村生活──无论旧的还是新的──都要求在新诗上有它的重要篇幅。”艾青最真切的诗情都是献给中国的农民的：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一个地主阶级叛逆的儿子献给他的真正母亲──中国大地上善良而不幸的普通农妇的颂歌。“大堰河”，作者说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而她又是用自己的乳汁养育了“我”的。这样的描述是来自生活的，但同时又赋予了“大堰河”以某种象征的意义，简直可以把她看作永远与山河、村庄同在的人民的化身，或者说是中国农民的化身。作者在描述“大堰河”的命运时，所强调的依然是她的平凡性与普遍性：不仅她的欢乐是平凡的，就是她的苦难也是平凡的，普遍的。这是一个“沉默”的大地母亲、生命的养育者的形象：沉默中蕴含着宽厚、仁爱、纯朴与坚忍。这样，在艾青的笔下，“大堰河”成了“大地”“母亲（乳母）”“农民”“生命”多重意象的组合（与纠结）。这首诗可以看作是艾青的诗的宣言书：他至高无上的诗神是养育了他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普通人民，他（她）们的生命存在。在以后的诗里，诗人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与中国土地合而为一的普通农民的命运。于是，他写出了“土地—农民”受蹂躏的痛苦：“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北方，乞丐用固执的眼光凝视着你，看你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乞丐》），这里的每一个字都震撼着读者的灵魂。诗人更写出了“游动于地心的热气”、“土地—农民”的复活：“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的血液”（《复活的土地》）。随着历史的前进，诗人终于写出了“土地—农民”的翻身与解放：“云从东方来，天下雨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雨洒着冀中平原”，“到处都淋着雨水，到处都好像在笑”（《春雨》）。诗人正是通过对于土地的痛苦、复活与解放的描绘，真实地写出了中国农村现实的灵魂。
“太阳”的意象表现了诗人灵魂的另一面：对于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热烈的不息的追求。诗人说过：“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正是从这种美学思想出发，诗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热情讴歌着：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与火焰。这正是艾青的“永恒主题”。这一时期写得最好的光明颂是《向太阳》与《黎明的通知》。《向太阳》全诗九节，共分四个段落。一至三节，“我”从昨天来：“昨天”我生活在“精神的牢房里”，“被不停的风雨所追踪，为无止的噩梦所纠缠”──这是对旧中国人民命运的高度概括。四至五节，正面唱出了太阳之歌。这是“现代化城市”里的“太阳之歌”，诗人所要追求与表现的是现代化社会的新的理想，因此，人们从太阳里所受到的启示是：创造性劳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与革命。六至七节，歌颂“太阳照耀下”的抗日解放战争新时代里，祖国山河的苏醒与人的新生。诗人着重抒写了现实生活中的伤兵、少女、工人及士兵的形象，写出了他们新的精神面貌。八至九节，转向写自己内心的感受，在新时代里灵魂的改造：与寂寞、彷徨与哀愁告别，勇敢地走向太阳，走向新生活。这首诗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歌颂了抗日解放战争给民族带来的新生。《黎明的通知》则是以一个更加乐观、明朗的调子宣告着新的时代的来临：“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在这里，诗人正是一个时代的预言者与理想世界的呼唤者。
（选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三、《我爱这土地》赏析（孙光萱）
《我爱这土地》作于抗战初期。诗以“假如”开头，这个头开得突兀、新奇，不禁令人驻足观望，凝神沉思。诗中的“鸟”是泛指，是共名，它不像历代诗人所反复咏唱的杜鹃、鹧鸪那样，稍一点染，即刻具有一种天然的特殊的情味和意蕴，而是全靠诗人在无所依傍的情况下作出新的艺术追求。再则，诗中特地亮出“嘶哑的喉咙”，也和古典诗词中栖枝的黄莺、啼血的杜鹃、冲天的白鹭等大异其趣，它纯粹是抗战初期悲壮的时代氛围对于诗人的影响所致，同时也是这位“悲哀的诗人”（诗人自称）所具有的特殊气质和个性的深情流露。
作为抒情的艺术，诗歌作品需要不断地强化自己的感情，以便久久地拨响读者的心弦。人非鸟兽，不言自明，此诗偏以“假如”开头，这是第一层强化。谁不知道鸟声优美清脆，此诗偏以“嘶哑”相形容，这是第二层强化。光有这两层强化还不够，于是诗中接连出现了所歌唱的对象：土地、河流、风、黎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描写这些对象时达到了穷形尽相、淋漓酣畅的地步，充分体现了这位自由体诗人的艺术特色。我们知道，写诗多半是忌用或少用“的”字的，那些民歌体作品不必谈了，就是自由诗创作，也有不少人害怕“的”字一多，拖泥带水，冲淡了诗味。艾青则不然，他敢于用由一系列“的”字组成的长句来抒发缠绵而深沉的感情，喜欢在所描写的对象前面加上大量的形容词和修饰语，以展现对象的神采风貌，形成一种特殊的立体感和雕塑感，这是艾青的自由诗创作不同于其他自由诗作者（如田间）的一个重要特色。《我爱这土地》自然也不例外，试看诗人在“土地”“河流”“风”“黎明”这样的中心词语前面特意加上的“悲愤的”“激烈的”“温柔的”等许多修饰语，就不难窥见其中的奥秘了。
以上所说的这些描摹土地、河流等景观的长句，可说是第三层强化。正当读者为诗人不断的歌唱──顽强的生命力所折服所吸引时，没料到诗篇陡然来了一个大的转折，一个破折号之后突出“我死了”，让身躯肥沃土地，于是，生前和死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在这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中一以贯之的乃是“鸟”对土地的执著的爱，这真是生于斯、歌于斯、葬于斯，念兹在兹，至死不渝!
没有疑问，最强的风到后来也会变弱，最硬的箭到头来也会落下。诗人们写诗，可说是一边在强化自己的感情，一边也在为自己设置难题：这样写下去能否后来居上，余味不尽，还是变得难以为继，语完意尽？《我爱这土地》好在没有沿着原先的路子走下去，它在隔开一行，作了必要的间歇和停顿之后，开始转换角度，由比而赋，由穷形尽相的描绘转变为质朴遒劲的直抒，就像一个高明的歌唱家，充分理解乐谱最后一个休止符的意义，他吸够了气，蓄足了势，终于唱出了最高的一个音符。
不用说，在国难当头、山河沦亡的年代，诗人歌唱“土地”具有格外动人的力量，而诗人那种不断转折和强化的抒情方式，当然也是和充满险阻坎坷的时代相吻合的。
（选自《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
四、溶哀愁于物象（流沙河）
这是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写于1972年）。这首小诗我用四川土话朗诵过好几次，听众反应强烈。诗写得好，一目了然，谁要我来詹詹费词。真要叫我说说，却又感到为难。这是一粒水晶珠子，内无瑕斑，外无纹痕，而且十分透明，一眼便可看穿，叫我说些什么。我看见了的，别人也都看见了，还要我来说吗。看来看去，这粒水晶珠子仿佛不是工匠琢磨成的，而是天然形成的……
不。这是诗，人写的。既然是人写的，总不会是一挥而就的，其间必有一个创作过程。这个过程，如果作者自己出来说说，我们听了，或有助于今后写诗，也未可知。可惜沧海横隔，同胞难聚，遗憾遗憾。那么，参照着写诗的一般经验，我就来冒昧地猜一猜余光中是怎样写成这首诗的吧。
故国故乡故园，人之所恋，古今一样，中外相同。翻翻唐诗宋词，游子抒写乡愁之作，多得叫人吃惊。现代中国人，粗具文化的，差不多都念过或听别人念过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30年代的和40年代的学生，恐怕都唱过或听别人唱过这支歌吧：“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甚清，风甚凉，乡愁阵阵来。故乡人，今何如，念念常不忘。在他乡，一孤客，寂寞又凄凉……”只是这支歌的曲调是从捷克音乐家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乐》里挪借来的，这点唱的人未必都知道。至于40年代的那些不愿做亡国奴的流亡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不会唱《流亡三部曲》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台上一唱，台下都哭，感人至深。这支歌余光中肯定会唱。他还会唱《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因为他在一首诗里提到过这支歌。髫年所唱，没齿难忘。那些遥远了的记忆不可能同他的这首《乡愁》无关。厚积薄发，一首小诗里涵藏着多少年的感受啊!
余光中该记得很清楚，自己小小年纪，做了流亡学生，逃到大后方去读书求学。学校里有一个取信栏，他每天去那里看两次。紧着心弦，扫视着那一长排信封的队伍，要看看有没有熟悉的字迹──母亲的字迹，写着自己的姓名的。多次失望之后，收到一封信了，比伙食团打牙祭还快活。恭读了一遍又一遍，都背得了。然后细察信封上的邮票，那上面盖着邮戳呢。一个小圆圈内有一个大城市，母亲就住在那里呢。看能看见，摸能摸着，就是没法回到那个小圆圈内去。浩浩长江万里，他在这头（上游），母亲在那头（下游）。这一枚小小的印着孙中山先生肖像的盖着故乡的邮戳的邮票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十多年后，他写了一首《邮票》：
一张娇小的绿色的魔毡，
你能够日飞千里；
你的乘客是沉重的恋爱，
和宽厚的友谊。
两个灵魂是你的驿站，
你终年在其间跋涉；
直到他们有一天相逢，
你才能休息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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