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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黔之驴》（《三戒》）是柳宗元由社会上一般情况联想到“永贞革新”“其事”从而发出的种种怨愤和自我嘲讽，或者也可以说是对“永贞革新”的影射和总结。他不愿直接也不能全面准确地说清当时的那些事，那些人，只觉得改革集团成员“不知推己之本”，不考虑自己的力量，以为依靠顺宗李纯的力量（“外力”）就可以“干非其类”“以技以怒强”，部分改革派中的腐败分子又“窃时以肆暴”，这一切都导致了“卒迨于祸”！柳宗元的佛家思想又使他有点悔不当初，受人愚弄的感觉……可是这些他又怎能公开说出来或写出来呢，何况直接涉及到封建社会里神圣而又不可侵犯的顺宗李诵和宪宗李纯！于是他只好用三个寓言来表达了（其他寓言中也有类似的意思）。
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在评论柳宗元的寓言创作时说：“柳宗元寓言如著名的《蝜蝂传》借小虫讽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不知死之将至的贪心者；《三戒·黔之驴》则借驴比喻那些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罴说》则借鹿、貙虎、罴一物制一物来比喻那些‘不知善内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强的愚蠢行为。”这两种看法，应该说是比较客观，他们认为柳宗元的寓言讽刺的“贪心者”、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和‘不知善内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强的愚蠢行为”，也包含着柳宗元参加的“永贞革新”集团的各色人等，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黔之驴》暗喻了柳宗元乃至中国文人的悲剧
那么，《黔之驴》到底写的是什么人的悲剧?它的寓意又究竟如何?秉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我提出一个也许是“惊世骇俗”的看法：我认为，《黔之驴》写的是柳宗元乃至中国文人的悲剧；它的寓意在于告诫文人不要“出技以怒强”，而应锋芒内敛，谨慎处世，以求全身远祸。这是柳宗元基于历史上许多文人的不幸遭遇和自己的痛苦经历而得出来的人生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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