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主角及结局选择上仍然落入佛经的老俗套，也无法体现柳宗元的聪明才智及其独到之处。再者，就个人感情而言柳宗元也不愿意让牛作为凶狠的杀手。柳宗元是牛的赞美者，他在《牛赋》一文中就对牛的勤劳和善良进行赞赏，同时又对牛最终成为牺牲品感到惋惜。可见在审美情趣上，柳宗元是非常欣赏牛的，并常以牛来喻己。因此既不愿意落入俗套，在感情上又无法接受自己喜欢的牛作为残忍的杀手，所以柳宗元也不决会选择牛来杀死驴。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ㄕ。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蹙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缄滕，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踯。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柳宗元集》卷二）

　　那么在剩下的动物，柳宗元只有在老虎和狮子之间选择杀手了！

　　选择狮子还是老虎？如选择狮子结果会怎样？如果选择了老虎，那又如何将老虎皮转化成老虎？这一系列的选择又摆在柳宗元的面前。

　　面对这些难题，选择老虎是《黔之驴》的最佳结局！这是中唐志怪改良文风及大唐民众接受度最终决定的。

　　在狮子和老虎之间，柳宗元只能首选老虎，这是创造杀手的第一步。柳宗元深知文学作品要想流传长久，就必须得在民间百姓、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扎根。选择一个民间百姓、文人士大夫很少见过的动物形象，还是选择民间百姓、文人士大夫很熟悉的动物形象是文学作品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当时无论是在中土的自然分布数量，还是传统文化、志怪文学的地位，老虎都远远胜于狮子，更为唐人所接受。

　　关于狮子的记载，先秦时期已有，但仅见于书籍。汉代直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狮子更多是在书籍中见到，或是去西域诸国才能看到。《魏书》卷一〇二记载西域诸国时说：“（者至拔国）其国东有潘贺那山，出美铁及师子”、“（悉万斤）其国南有山，名伽色那第，山出师子”、“（波斯）又出白象、师子、大鸟卵。”《太平广记》卷四四一引《博物志》记载说“魏武帝伐冒顿，经白狼山，逢狮子。”

　　此外，随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西域诸国朝贡献的频繁，狮子也小规模的进入到中土。《太平广记》卷四四一引《伽蓝记》说“后魏，波斯国献狮子。”《梁书》卷五四记载“滑国普通元年，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旧唐书》卷三太宗下记载：“夏四月壬寅，康国献狮子。”同书卷八《玄宗上》记载：“波斯国遣使献狮子。”但这种作为朝贡礼物的狮子也仅限于皇宫贵族才能真正看到，普通文人士大夫也很难见到，就不要说民间百姓了，老百姓连真正的狮子都很少见过，就更别说在脑海里有印象了。此外，在中古志怪文学题材上，狮子也因为较晚传入中土而并没有成为志怪文学的主角。宋代四大类书之一的《太平广记》是中古志怪文学的一大汇集，在其“狮子”条记载中，仅仅收录《魏武帝》、《后魏庄帝》、《杂说》三条，并且文学可读性很差，更多的是一种史事记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文学题材上，狮子都不被中土世人所熟知，根本无法和其它动物题材相比。

 
 　　而老虎则完全不同，它是中土世人经常见到的一种动物，经常出没于荒野村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到的。先秦时期就有关于老虎人性化的记载。《穆天子传》卷三曰：“西王母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常璩《华阳国志》第34页，巴蜀书社1984年）中古时期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老虎在中古的分布遍布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
 

域以及云贵高原，活动范围扩大。但关中、巴蜀、云贵高原一带仍然是老虎分布的主要区域之一。同时老虎也是大唐百姓熟悉的残暴动物，经常危害乡里，吃家畜，甚至吃人。《太平广记》卷四三〇“刘老”条说“信州刘老者以白衣住持于山溪之间。人有鹅二百余只诣刘放生，恒自看养。数月后，每日为虎所取，以耗三十余头。村人患之，罗落陷阱，遍于放生所。自尔虎不复来。”正如时人所说：“涪州界多虎暴”、（《太平广记》卷三〇七“永清县庙”条）“渝州多虎暴。”（《太平广记》卷四二七“碧石”条）
　　同卷四三〇“李琢”条曰

　　许州西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损人不一。统军李琢闻之惊怪，其视事日，厉声曰：“忠武军十万，岂无勇士？”有壮夫跳跃曰：“某能除。”琢壮其言，给利器。壮夫请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壮夫径诣榛坞寻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唯三子，眼欲开。壮夫初不见其母，欲回，度琢必不信，遂抱持三子，至其家藏之。入白于琢，琢见空手来，讶之。曰：“已取得伊三儿。”琢闻惊异，果取到，大赏赉之，给廪帛，加军职。曰：“尝闻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壮夫竟除其巨者，不复更有虎暴。（出《芝田录》）

　　再次，在文学题材上，“虎文学”也占据了中古志怪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地而广为世人熟知，比较著名的有李景亮的《人虎传》，叙述李徵化虎，托朋友照顾妻儿的故事。其中李徵发狂所变化的老虎，富有人性，传达了失意文人的悲苦心境，整个故事情节完整，篇幅较长，是一部独立完整的“虎文学”之代表作。此外，在《太平广记》中关于“老虎”条的志怪小说还有七十九条之多，远远多于其他动物题材。在作品中老虎或化身为人，过上美满幸福的人间生活，或危害乡里，或受到感化变恶为善，或有人类变化成老虎行走人间，富有很强的文学塑造性和形象感。《太平广记》卷四三〇“张升”条曰：“唐故吏部员外张升随僖宗幸蜀，以年少未举，遂就摄涪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当直。他日，遂告辞。问何往，章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时为存问。”言讫而去。所居近邻，夜闻章家大哭。翌日，使问其由，言章夜辞其家，入山变为虎矣。二三日，又闻章家大惊叫。翼日，又问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归，自上半身已变，而尚能语。”（出《闻奇录》）”此外，在《纪闻》、《广异记》、《闻奇录》、《酉阳杂俎》等唐代志怪文学中还有很多以虎为主角的作品。这些表明了老虎形象在唐代志怪文学创作中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广泛关注，以虎为故事的主角是一种文学创作的时尚。

　　因此无论是黔地历史地理环境的真实感，黔地居民、大唐民众的熟悉度，还是中唐志怪文学创作的主流风气，老虎作为凶狠的主角来结束驴的性命显然更比狮子适合。

　　老虎选定之后，柳宗元面临的就是如何将印度母本中的“老虎皮”转化为老虎的问题，亦就是季先生在1948年所想但没有证明的那个推论，即《黔之驴》中的老虎形象就是来自于《五卷书》、《益世嘉言集》中老虎皮的想象吗？

　　这个证明是很简单的，因为在唐人的生活世界中，老虎皮就代表了老虎，反之，老虎也就是老虎皮的代名词。试证之。

　　《太平广记》卷四三〇“王居贞”曰

　　明经王居贞者下第，归洛之颍阳。出京，与一道士同行。道士尽日不食。云：“我咽气术也。”每至居贞睡后，灯灭，即开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复来。他日，居贞佯寝，急夺其囊，道士叩头乞。居贞曰：“言之即还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于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驰五百里。居贞以离家多时，甚思归。曰：“吾可披乎？”曰：“可也。”居真去家犹百余里，遂披之暂归。夜深，不可入其门，乃见一猪立于门外，擒而食之。逡巡回，乃还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贞之次子夜出，为虎所食。问其日，乃居贞回日。自后一两日甚饱，并不食他物。（出《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