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黔之驴》是唐朝大文学家柳宗元的寓言名篇，其寓意一般理解为：讽刺“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①。然而，这种理解疑点颇多：柳宗元笔下的驴似乎不像高官显吏，也未“仗势欺人”，谈不上与“上层人物”有多大关系；相反，它看起来是个可怜的动物，其遭遇尤其值得同情。一句话，这篇寓言的寓意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黔之驴》是柳宗元寓言《三戒》之一，另两篇分别是《临江之麋》和《咏某氏之鼠》。这后两篇的故事大致相似：临江之麋，依仗主人宠爱，日与家犬游戏，结果忘己身份，见外犬而“欲与为戏”，被外犬“共杀食之”；某氏之鼠，也是因为主人宠爱，于仓廪府库中恣意为患，“饱食而无祸”，后换了新主人，仍“为态如故”，结果被群猫捕杀殆尽。柳宗元在《三戒》序言中，是这样说明这组寓言的创作意图的：“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殆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按序言中的对应关系，麋属于“依势以干非其类”之物，鼠属于“窃时以肆暴”之物，两者正是那种“仗势欺人”、“外强中干”而又“无才无德”的权贵或者爪牙，其下场属罪有应得。而驴只是“出技以怒强”，显然不与麋、鼠同类：因为它并没有“依势”逞己威势，又没有“窃时”肆己暴虐，也没有招谁惹谁或者得意忘形而忘记自己是谁。可以说，驴完全是个弱者，它的悲剧正是因为触怒强者而招致迫害致死的结果。
那么，《黔之驴》到底写的是什么人的悲剧?它的寓意又究竟如何?秉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我提出一个也许是“惊世骇俗”的看法：我认为，《黔之驴》写的是中国文人的悲剧；它的寓意在于告诫文人不要“出技以怒强”，而应锋芒内敛，谨慎处世，以求全身远祸。这是柳宗元基于历史上许多文人的不幸遭遇和自己的痛苦经历而得出来的人生经验与教训。
首先，考察一下中国文学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也许并非巧合的现象：一些有脾气有个性的文人，对驴往往颇有偏爱。如“建安七子”中最有才华的诗人王粲，生前就喜欢听驴叫。《世说新语·伤逝》记载：他死后，魏文帝曹丕与文人同游去吊丧，竟每人学一声驴叫来对他表示悼念。而西晋文学家孙楚不仅喜欢听驴叫，还喜欢学驴叫，也是《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的，孙楚恃才傲物，看不起世人，惟独尊重王武子，王武子死后，他去吊丧，哭过之后，对着灵床说：“你平时喜欢听我学驴叫，现在再为你学两声吧。”
驴，体态瘦弱，骨架却大，喜欢吼叫，吼叫没用还敢“蹄之”，以性子执拗出名，人称“驴脾气”。王粲、孙楚也许正是从“驴”身上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从而喜欢上“驴鸣”。据《三国志·王粲传》载：王粲年轻时依附荆州刘表，就是由于为人“躁竞”而“通脱”，始终难与规矩而平庸的刘表相合，不得已而去依附曹操。至于孙楚，《晋书》本传开篇便说他为人“才藻卓绝，爽遇不群，多所陵傲，缺乡曲之誉”，他曾把“枕石漱流”一语改为“漱石枕流”，说“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厉其齿”，可见是个不合流俗、兀傲不驯的文人。
说明驴与驴脾气文人很有缘分的，更有宋朝“拗相公”王安石的故事。据传，王安石晚年罢相后，住在南京钟山，几乎每日乘驴出游，而且不问方向，全凭性情，率意而行：“若牵卒在前听牵卒，若牵卒在后即叫驰矣，或相公欲止则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 ②自由逍遥之中见出一种执著与孤傲。王安石一生以性格执拗闻世，我行我素，固执偏颇，像一头顽驴。
其实，如果再往深层里想，可以发现历史上许多有思想有才情的“真文人”，尽管在生活中不一定对驴有什么偏好，但在精神性格上无不与驴相通相似。他们学问才气了得，但都书生气十足，敢说敢怒，敢发牢骚，敢不平则鸣，即使面对强权，也任性而为，无所畏惧，表现出一种兀傲不驯的“驴性”气质。比如：战国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东汉末大学者孔融、西晋著名诗人嵇康，以及唐朝大诗人李白和大文学家韩愈，等等，无不如此。
其次，考诸文人儒生的人生际遇，又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性现象：历史上的“驴脾气”文人大都遭遇不幸，甚至下场悲惨，善始善终的情况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里还以上面提到的几位文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韩非，一代博学通才，他本深知向君王进言之难，曾写名篇《说难》，分析之精到与深刻令人折服，但现实生活中却是个直性子，见韩国削弱，数以书谏韩王，并写愤激之作《孤愤》，直斥朝政腐败；到秦国后，又驴性不改，不适时宜地批评秦始皇宠信的大臣姚贾搞金钱外交，结果被姚贾、李斯等人诬陷，坐狱而死。司马迁对此感慨不已，说“余悲韩非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③。而司马迁自己，也并没有从韩非子的遭遇中吸取教训，终生都是直言直行：刚任太史令不久，就因李陵投降匈奴事件，竟拂逆汉武帝之意，竭力为李陵辩护，结果被处以“腐刑”，受尽奇耻大辱；后忍辱创作《史记》，仍秉笔直书，乃至“是非颇谬于圣人”④，结果终生孤寂而悲凉。与王粲同为“建安七子”的孔融，名重天下，但为人“跌荡放言”，不仅“谤讪朝廷”，并且对权相曹操“发辞偏宕”，“多侮慢之（转载自第一范文网http://www.diyifanwen.com，请保留此标记。）辞”，结果被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下狱弃市。⑤与孙楚同时代而稍前的“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为人刚正，不仅敢于言辞激烈地针砭社会，批判名教与礼法的虚伪，而且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公然表示与司马炎政权决绝的态度，时年四十而遇害。柳宗元生活的唐朝，类似的悲剧仍然反复发生。大诗人李白，为文豪放，为人刚直，对权贵多有得罪，据乐史《李翰林别集序》记载：宦官头目高力士等人曾在杨贵妃面前多次谗毁他，说他写诗“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引起杨玉环的记恨，欲置之于死地，幸亏唐玄宗认为他“非廊庙才”，放他出宫，才捡了一条性命。至于柳宗元的文学同道与知己韩愈，他最为著名的文学观点“不平则鸣”就是一种驴性的发言，而其《谏迎佛骨表》更是一次勇敢地针对最高统治者唐宪宗的驴性行动：他直责唐宪宗信佛的愚妄，倡言要焚烧佛骨，严惩兴佛妖风，其言辞之犀利，令昏君暴怒，朝野震动，结果被判以死罪，幸得宰相裴度等人全力救助，才被远贬潮州，幸免一难。
例外的情况也许有，比如好驴鸣的王粲、孙楚两人就不仅“善始”，还能“善终”；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幸运，而是由于他们后来收敛了自己“驴鸣”的声音，早年执拗的“驴性”渐渐变成晚年温柔的“鸽性”，如后来曹操封魏公时，就是王粲等人领表劝进；孙楚四十余岁走上仕途后，‘也锋芒渐消，与其他循规蹈矩的官员没什么两样。喜欢听驴叫和学驴叫只能是他们对曾经拥有的驴性精神的一种特殊的、也是无奈的缅怀方式罢了。
再次，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黔之驴》确实寄予了柳宗元对文人不幸遭遇的忧心之叹。青年时代的柳宗元，也极富驴性精神，他秉承父亲柳镇嫉恶如仇，正直勇敢的性格；二十一岁中进士，引起许多人的关注，连唐德宗也派人打听，知道他就是敢于触犯权臣窦参的柳镇的儿子；走上仕途后，更加锐气郁勃，成为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议论风发，敢说敢做，与宦官、豪强及旧官僚形成对立局面，展开尖锐的政治斗争，直到失败为止。但这次事件给他在政治上判了死刑，《新唐书·柳宗元传》云：“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既废，遂不振。”这篇寓言就是改革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所写。他的哀怨疑惧，感慨痛苦，可以想见，但又不便明说，只好曲折地加以表达，于是寓言成为他适用的文学形式。因此，“柳宗元的某些寓言，古代有的注家和今天有的论者以为或许是因为后悔自己及祸而作。从那些作品的内容来看，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⑥《黔之驴》我认为 [1] [2]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