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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偏爱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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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几乎同时代的荀子也曾写过《天论》,但不是直接回答屈原的问题。对屈原在《天问》中所提出的170多个问题,从战国时期之后并没有人给予回答。一直到了唐代中期,贬于永州的柳宗元才把它概括为122条,并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逐个作了诠释和解答。柳宗元从元气一元论的自然哲学观出发,提出了“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庞昧革化,唯元气存,而何为焉”。他的这种“元气”,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神秘色彩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果敢地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关于太阳出没和昼夜变化,月亮的死而复生,天气冷暖变易和下雨,如此等等的自然现象,柳宗元都努力运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去把握和答疑,并勇敢地开展了对神秘哲学的批判。这也是毛泽东多次赞赏《天对》的原因。 除《天对》外,柳宗元的哲学论著还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毛泽东很喜欢柳宗元的讽刺寓言《三戒》(由《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等三篇所组成),对柳宗元《三戒》中《黔之驴》这则寓言,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加以引用,并赋予其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
1942年9月,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篇著名文章中,曾引用了《黔之驴》这则寓言故事。毛泽东说:“柳宗元曾经描写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到贵州去了,贵州的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是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者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这里,毛泽东把武装到牙齿、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比作大蠢驴,把生机勃勃、威力无比的八路军、新四军和革命者比做小老虎,并尖锐地指出庞然大物并不可怕,真正有本领有力量的是中国人民。坚持斗争的结果,愚蠢的大驴子式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必遭到《黔之驴》的下场,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毛泽东引用这个典故作比喻,真是恰到好处,同时也给予了《黔之驴》这则寓言以全新的政治风貌,鉴证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古为今用的光辉范例。
在此之前的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时也引用了这个寓言。他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教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农民的脚踩过牛屎,但却比知识分子还干净。”“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道理,毛泽东又讲了《黔之驴》的故事。他说:“贵州没有驴驹子(驴驹子是陕北农村对毛驴子的称呼),有人运了一匹驴驹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驹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驹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驹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碰它。驴驹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才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匹驴驹子。”毛泽东在讲这个故事时,一边讲,一边装作老虎观察和侦察驴驹子的样子,走向旁边正在作记录的同志,大家都笑了。他运用柳宗元这一寓言故事,来讲述他要说明的道理,使道理形象鲜明地刻印在听众的脑海里。毛泽东在此处引用这一寓言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从鲁艺出去工作的干部,要牢记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不要摆知识分子的架子,以为自己是“洋包子”而瞧不起本地“土包子”干部,要和本地干部加强团结,和群众打成一片。
《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重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毛泽东十分喜爱柳宗元的《封建论》,认为这是一篇永垂千古的政论文。
郭沫若曾写出《十批判书》,则猛烈鞭挞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秦实施郡县制评价也不高。另外,这本书还赞扬孔子进步,“代表人民利益”。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毛泽东认为,秦始皇(祖龙)虽然死了,郡县制等规制却留了下来,焚书坑儒也需重新评价。孔子仰慕周代,是开历史倒车。毛泽东劝郭沫若不要从柳宗元的立场倒退,跟着孔子颂扬实行封建制的周代。毛泽东曾把郭沫若和柳宗元相比,认为郭沫若远不及柳宗元。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史稿》说,1973年5月,毛泽东读了郭沫若著的《十批判书》之后做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8月,再做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还很喜欢柳宗元的诗歌,他曾多次手书写柳宗元的诗,如柳宗元的七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歌表达离亲别友的悲苦心境,语言婉约,感情深厚,深受毛泽东赏识。在毛泽东晚年所读的古诗作品中,有许多柳诗都被多次圈阅以示赞颂。除上面所举外,还有象《别舍弟宗一》、《岭南江行》、《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初秋夜坐赠吴武陵》、《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江雪》等。
由于毛泽东对柳宗元情有独钟,他于1971年还特别批准章士钊研究柳宗元的巨著《柳文指要》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选集》等少数著作外,出书审查极严。1960年,中央文史馆长章士钊开始撰写研究柳宗元文集的专著《柳文指要》,至 1965 年完成了长达100万字的书稿。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支持章士钊这部巨著,还在写作过程中,毛泽东就主动提出要将书稿带来,让他“先睹为快”,章士钊将书稿分两部先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不仅非常仔细地通读了全稿,逐字逐句地研究,提出修改意见,还改动了几个地方。据章士钊女儿章含之《十年风雨情》一文回忆,《柳文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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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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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毛泽东为何偏爱柳宗元?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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