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十八届《三国演义》与三国文化学术研讨会”，2008年4月19－21日在《三国志》作者陈寿故里——四川南充举行。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17个省市，以及澳大利亚的学者70余人，提交论文60余篇。在三天的会议中，通过大会发言、分组讨论、个别切磋等，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这次会议所取得的突出成绩是：在广义三国文化的广阔视野下，纵观古今，会通文史，对《三国志》、《三国演义》及三国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一、相关史实研究
　　这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很多与会专家学者来自历史学界，或是对有关史实有深入钻研的古代文学专家，他们的论文对三国史事进行了研究，这为文史的会通融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文廷海《明代〈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研究简论》梳理了明代人对《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的研究成果，这对于我们了解明代时期学者对《三国志》的看法大有裨益。宁稼雨《三国历史的不同记载：〈世说新语〉与〈三国志〉诸书对比举隅》指出，《世说新语》的编者很少从当时或之前的史书中选取有关魏晋士族在政坛上角逐争战的事件，而是将对于这些角逐争战表示厌倦和疏离的精神取向作为自己编书的主要取向。一些论文则对若干史实进行了辨订。如吴金华《曹操只有“狗论”，没有“猫论”》一文指出，《魏略》记载曹操喻丁斐为善捕鼠之“狗”，后人多以为是“猫”之误，并妄改“狗”为“猫”，这是由于对魏晋时期的民俗资料缺乏了解及文献学功底欠缺之故。文章切入点虽小，却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在校理古籍时，需要对古民俗学、古文献学有相当的了解，不能率然以意断之。周斌《〈三国志·谯周传〉“研精六经，尤善书札”质疑》，指出“研精六经，尤善书札”当作“研精六经，尤善《书》《礼》”。其他如胡宁《张飞、张郃战地五说考》等亦同属于辩订之文。刘伟航《论三国时期的“义”——兼论“义”的定义问题》则着重分析了《三国志》中出现的与“义”相关的词汇，分析“义”的内涵，认为：“忠义、君臣之义、孝义、仁义、信义等，构成了三国时期的‘义’的主要内容；以‘春秋之义’来表明自己态度，指导、评价人们的行为，也是三国的时代特色之一；《三国演义》所宣扬的那种名为君臣，实为兄弟的义，在三国时期并不占主导地位。”另外，有学者就历史上真实的孙权形象予以分析，认为他是一名“以民为重”的仁君。如王益庸《看历史上真实的孙权》、马成生《“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略论孙权对民的认识及其联想》等。
     二、史传与小说
　　《三国演义》脱胎于史传，小说与正史之间复杂而迷人的关系一直为学人所重视，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颇有一部分着力于此，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与历来学者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相对照，从而得出《三国演义》在哪些方面的描写忠实于历史，在哪些方面出于虚构的做法相反，洪涛《〈三国演义〉与生成衍育现象和公众的普遍共识》一文指出，艺术可以反作用于现实。《三国演义》小说流传既久，小说所写内容往往被当成真实史事而加以记载和引用。作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生成衍育”。《演义》虽为虚构之小说，但也具有一种能动的塑造力，它将限定并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塑造出种种令人信以为真的“现实”。吴金华《〈三国演义〉基于误读正史的虚构》辨析了《三国演义》中一些由于对史书的误读而虚构出的情节，如因误解“单家子”而虚构徐庶改姓“单”，因不明“白衣”语义而虚构吕蒙“白衣渡江”之情节，因不明“五百”之义而虚构刘琰唤帐下军士五百人鞭挞其妻等等。这些词语不仅为《三国演义》作者所误读，也为很多治史者所误读。文章指出，小说可以存在虚构，但若是对正史的解读，就不能以讹传讹。
　　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宋元时代改写〈三国志〉之风与〈三国演义〉本事探讨》一文，在参考蔡东洲、李纯蛟的史学论文《宋儒的魏蜀正伪论争与改修〈三国志〉之风》（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的基础上，考察了萧常的《续后汉书》和郝经的《续后汉书》，认为这两部史书将分散于《三国志》不同传记中的史料予以归并、提炼、删改，或加以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改塑了历史人物形象，如刘备的英雄形象，刘备、关羽与张飞的兄弟关系，曹操的奸佞形象等。这种对《三国志》的改写，无论是在主题的处理上，还是在技巧与手法上都为《三国演义》的改写提供了营养。胡小伟《虚构的“赤壁之战”及其历史演变——从陈寿〈三国志〉到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则考察了史书中有关“赤壁火攻”的记载，认为各史书之间存在模糊与差异；而从科技可行性上考察，这种大型的火攻在三国时期可能并不具备成熟的条件。《三国演义》中于“赤壁之战”虚饰最多，但其夸饰描写有宋金元明水军的几次水上战略决战为之提供素材。《吴书·周瑜传》有关“赤壁火攻”之记载有可能出于吴人的虚构。关四平《千古知音的心灵共鸣——论〈三国志〉与〈三国演义〉道德评价的深层契合》分析了《三国演义》之“拥刘反曹”的演变趋向，认为：由陈寿尊刘抑曹倾向发轫，裴松之注释又推波助澜，至宋元时期演进为拥刘反曹，最后罗贯中集前人之大成，将这一道德评价倾向汇集于《三国演义》之中。从道德层面观照，陈寿与罗贯中对刘备与曹操的褒贬态度，有着前后传承与深层契合的一致性。杨小平《从史学名著到文学名著的〈三国演义〉》则辨析《三国演义》在背景、内容、传播等方面经历了从史学名著到文学名著的过程。梁建邦、张晶的《〈三国志〉与两晋南朝小说野史曹操形象之比较》一文指出：“两晋南朝小说野史贬曹倾向的形成，对后世写三国和曹操故事的文艺作品影响很大。”
     三、《三国演义》的思想艺术
　　关于《三国演义》的思想艺术研究一直是《三国演义》研究领域中的重头戏，这在此次会议中同样有所体现，表现出了新的开拓。周先慎《重温吴组缃先生论〈三国演义〉》，联系研究现状，剖析了吴组缃先生在解读《三国演义》上所取得的成就，认为吴组缃先生的研究：“思想见解深刻，艺术品鉴精细，充满了有血有肉的小说创作的真切体验，表现出作为一个优秀作家兼学者的独特的眼光与识见。”段庸生《〈三国演义〉结构艺术溯源》分析了小说结构由“小”的自由洒脱到有意为小说的精心构建；并认为，“讲”的叙事模式对《三国演义》结构的规定性影响，而这种规定性影响对于中国小说的结构艺术具有发轫意义。雷勇《〈三国演义〉中的“择主”悲剧及其文化意蕴》则分析《三国演义》以“择主”为中心，塑造了一大批形态各异的悲剧英雄形象，揭示了其悲剧原因，剖析了他们的痛苦灵魂，同时也通过他们寄托了自己的悲愤。张大可《漫谈〈三国演义〉的第一主角》认为《三国演义》的第一主角非诸葛亮莫属。其被小说家选为第一主角，是主客观条件的天然结合。小说中也以关于诸葛亮的故事虚构最多。陈松柏《渐进，形象塑造的真实性不可或缺的过程——曹操形象塑造艺术论之四》认为，曹操形象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因为作者写出了其性格变化的过程，而不像其他人物是一成不变的。其他如杨峰《民族主义与〈三国演义〉研究》，王立《〈三国志通俗演义〉天书母题的佛道内涵》，何柯《政治文化与〈三国演义〉研究》等，从不同角度对《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进行了辨析。胡燕《〈三国演义〉论赞诗新论》全面分析了《三国演义》中的论赞诗，认为《演义》中的论赞诗传达出叙述者的感情倾向，其插入“增加了感情强度和对接受者刺激的力度，契合了读者的理性审美需求，是叙述者‘依史以演义’叙事意图的完美体现。”
　　此外，关于毛宗岗评点在小说理论上的建树，也有学者作出了新的评价。如石麟《毛批〈三国〉的叙事理论》着重辨析了毛批在叙事理论上的成就，主要有：“伏笔和照应；‘省笔’艺术；故事情节的曲折多变等”。何晓苇《论“事”与论“文”》指出，《三国演义》的评点有一个由论“事”到论“文”的转变过程，《三国》评点的历史发展是，“从由注本向评本过渡的周曰校本和真正意义上的评点本余象斗本，只侧重于评说事件、品评人物；到李卓吾本开始出现对《三国》艺术的评点；最后，毛本一出，既重论‘事’，又重‘论文’，全面地阐发《三国》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郑海涛《论词对明代章回小说叙事系统的建构》分析了词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的运用情况的流变，认为词在章回小说中，由对叙事系统的初步参与，逐步发展成为小说的重要叙述手段之一。
     四、三国文化研究
　　沈伯俊曾经提出过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主，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2。并且指出，《三国演义》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创新，其一就是要“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深入开拓”3。从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对广义“三国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突破和进展。
　　第一，大文化研究。李纯蛟《论蜀汉在三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上)——以史学为中心的考察》认为，蜀汉在三国文化中主体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千多年漫长的渐进过程，其推力大致有：一、陈寿《三国志》的纪实奠定了唯一的和不可撼动的史源基调。二、自东晋以来“尊魏抑蜀”或“尊蜀抑魏”的帝统正伪之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改写《三国志》和后汉史的史学思潮的强势推动。三、文学艺术样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及其内涵的踵事增华，不仅从蜀汉的历史文化中吸取“营养”，而且反过来使蜀汉的历史文化演绎得幻化无穷，更为精彩。四、蜀汉历史文化的价值，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地被发掘出来，并经由历代政府主导下的官方祠祭和民间崇信得到普世阐扬。作者所提交的部分，仅仅是以史学为中心的考察。但作者所提出的思路，这一文化考察对于我们评判、解读、阐释《三国演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有着积极的意义。龙显昭《〈三国志〉及其演义之文化解析》认为：《三国志》为史，《三国演义》为文学，文学与历史虽有着质的区别性，但可以并存，二者在文、史各自的领地里大放奇葩。三国文化之传播，其一有赖于史部书籍；其二逐渐由雅文化走向俗文化，“三国文化由史而文，由雅而俗，终于完就《三国演义》”。
　　杨建文有感于现实社会中糟蹋历史文化的现象，撰写《三国文化“原生态”呼唤“环保”——试深层解读陈寿〈三国志〉》一文，认为一切修史者都有当朝文化时尚的“审史眼光”，我们在研究三国历史文化时，应力求寻找历史事实的“原生态”，摒却任何时尚文化的干扰。宋培宪《大众文化背景下经典的“消费”与“颠覆”》一文同样批判了大众文化中常常存在的媚俗性，批评一些学者借学术之名，对名著所进行的恶搞和颠覆，倡扬对历史文献的尊重和对文化遗产的敬畏。
　　第二，其他文学样式中的三国文化。赵义山《论元散曲中三国人物形象的文化意义》分析了元散曲中所涉及的三国人物，并认为：“元曲家们对三国人物文化形象的塑造，受到元代文人为了对抗元蒙统治而坚守民族意识和叛逆儒家传统人生价值观的时代思潮的影响。这种反映着元曲家特殊的文化认同的三国人物形象，不仅积淀了元代文人的审美理想，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人物形象的塑造。”此类论文尚有陈桂声《论放翁词中的三国事》、方新蓉《宋词中的三国人物意象》等。
　　第三，文化与传播。蔡东洲《民间文化与张飞形象的演变》认为，与关羽形象演变主要缘起于朝廷的竭力推崇不同，张飞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传说、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民间崇尚的推动所致。刘海燕《元明三国故事中“五虎上将”形象的流变与传播》考察了宋元俗文学中的“五虎上将”形象，指出其与《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颇有不同；而在早期《三国演义》的刻本中，有关“五虎上将”的称谓与情节存在着歧异，从中或可得到一些有意味的东西。朱伟明、孙向峰《关公戏与三国文化的传播》则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关公戏的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的主要特点。胡莲玉《〈鼎峙春秋〉版本考述》辨析了清宫大戏《鼎峙春秋》的版本源流：现存首都图书馆藏本为乾隆原撰本，台湾中山博物院存本则为嘉庆年间改撰本，国家图书馆所藏升平署抄本则为道光朝的演出本。其中，嘉庆本在情节上与乾隆本有着较大的差异，而道光本与嘉庆本基本上只有回目标目和分段的不同，于内容上无甚差异。
　　五、三国续书及新评本
　　高显齐、罗南合著《蜀汉风云》一书，以小说的笔法叙三国后期史事，以诸葛亮病故于五丈原始，刘禅降魏终。与会学者对这部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陈辽《〈三国演义〉的成功续书——读评〈蜀汉风云〉》，蒋志《蜀汉风云》——一部〈三国演义〉最好的续书》等。杨雨、李晶的《古调今弹——沈评〈三国〉》则详细分析了当代学者沈伯俊评点、校理本《三国演义》的评点特色和取得的成就，认为沈评本既充分体现了传统评点方式贴近文本、知音赏鉴、亲和读者等优势及特征，又融入了当代《三国》研究现状，“将严谨的学术观点融于平实简练的文字中，用感性的语言梳理理性的概念”，体现出独特的魅力。
　　六、其他
　　苗怀明《二十世纪〈三国演义〉文献研究述略》，对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的文献研究作了全面梳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周文业《〈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和三国历史地理数字化》则对《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的进展作了详细介绍，并提出了三国历史地理数字化平台建设的展望。

　　综观本次研讨会，视野开阔，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互相交流，讨论热烈，新见迭出，会风端正，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注释：
1、 为避免行文繁琐，文中省略对学者的敬称。
2、沈伯俊《“三国文化”概念初探》，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后经修订收入氏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沈伯俊《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后经修订收入氏著《三国演义新探》，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