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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直接阅读过其文本的人们不计其数，以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学者型读者、应用型读者、娱乐型读者。学者型读者主要从内容和艺术方面加以思想文化研究，应用型读者基于各自主观需要加以实用主义的应用吸收，而更多的读者是把它作为颐养性情的对象进行欣赏的学者型读者。以各自不痛的方式阐释小说文本，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对文本潜在意义的发掘，引导着应用型读者去寻找他们所需要的功利性价值，加强了小说文本与普通读者的沟通，为扩大和深化小说文本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具体的接受过程中，各类读者特别是专业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评价常常发生分歧，反映出审美情趣的变迁。读者审美变迁的背后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主要是受政治思潮、学术思潮、文化修养以及读者个体性的差异所制约。
【关键词】三国演义:接受美学:学者型读者:应用型读者:娱乐型读者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必须诉诸历史的理解。作品的意义只存在于读者的阅读活动中。文学作品的意义依赖接受者的理解传导，“在这个作为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1]。《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就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进入了漫长的接受过程，从明清至今，直接阅读过其文本的读者难以统计。接受美学将一部文学作品的读者分为特殊读者和普通读者，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三国演义》的读者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学者型读者、应用型读者和娱乐型读者。
一、《三国演义》的读者类型及其关系
1.学者型读者
学者型读者是《三国演义》的专收读者，包括明清时期的评点家，如李卓吾、李渔、毛宗岗等;现代学者鲁迅、胡适、谢无量等;建国后的学者和研究者如顾学颉、鲁地等;新时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队伍。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以来，先后吸收了3500多名会员。湖北省，四川的绵阳、广元、榟潼，江苏的镇江、邱州等地，也成立了《三国演义》学会。全国众多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和研究者对其文本进行学术研究，主要从内容和艺术两方面，包括题旨、版本、人物形象以及文化研究等。
2.应用型读者
王夫之云:“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三国演义》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读者，其中包括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以及
文化领域的作家、演员、说书人、改编者、编辑以及讲授文学课的教师等。明嘉靖皇帝为了尊崇正统，张扬忠义，新政一开始，就下令都察院刻印《三国演义》，颁行天下。清太祖努尔哈赤喜爱并通晓《三国演义》，皇太极效法周瑜赚蒋士的计策，利用反间计，假手崇祯帝，杀了可与满清对抗的明将袁崇焕。崇德四年(1631),皇太极命达海翻译《三国演义》，后来又将该书颁赐满洲贵族，作为“喻政规范”和“攻城略地”的“兵略”。康熙当政时，也曾下诏饬印满文本《三国演义》1000部，颁赐满洲、蒙古诸部统兵将帅，当作兵书。很多将士从《三国演义》中学习兵法而成为名将，如平藩时护军统帅希佛奇谋，被人称为“赛诸葛”。名将海兰察只读过译本《三国演义》，就从中大受启发，屡立战功。他授书部下额勒登保，额勒登保后来也成为名将，而被封为忠毅公。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李自成和洪秀全把《三国演义》作为帐下秘籍，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入佳境。毛泽东终生酷爱《三国演义》，善于在军事、政治方面灵活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对贺龙、徐海东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2]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3]贺龙在抗战期间，百忙之中也要抽出时间读《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空城计”颇有心得，并且运用于战争中。彭德怀也常将自己比作“猛张飞”。
经济领域的竞争与政治斗争有某种共通性。在市场经济中，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特别是企业经营的决策者，阅读《三国演义》从中获取经营谋略。他们从“隆中决策”学到了谋全局、谋长远的决策技能；从诸葛谨索要荆州的反复奔走中，学到了“踢皮球”的谈判术，在谈判中用模糊语言来拖延时间以达到谈判目的；从“内事不明问张昭，外事不明问周瑜”中学会了用人所长，科学分配人才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作用。更多的经营者、营销人员从《三国演义》中学到了处世交往之道。
《三国演义》使当时的读者“争相眷录”，激发了小说家和书商继续编写和出版同类小说的激情。孙
楷第《通俗小说书目》“明清讲史部”著录《三国》之外的历史小说共有163部。明酉阳野史撰《续编三
国志后传》，明清小说家陆士谔撰写了续书《新三国》，珠溪渔隐的《新三国志》、烟霞山人的《绣像三
国演义续编》也是此类作品。续书中的角色是原著中读者熟悉的人物，只是所写的事情是作者所处时代的
现实。当代小说家更是借用《三国演义》中读者熟悉的人物，创作出许多翻新作品来，如
《诸葛亮求职记》、《三国外传》等许多网络小说。这些小说借用读者熟悉的名字来演绎当代生活，如杨超的《三国外传
》开篇：“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狗熊，是非成败会议定，报告依旧在，几度酒味浓。”显然
是讽刺会议多却不办实事的现象，从艺术形式上借鉴的小说家，无疑也是文本的忠实读者。戏剧家以《三
国演义》为题材，对其中的故事再创造，加入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或深化或翻新。说书艺人以小说文本
为底本，将其中的人物故事世俗化、大众化，以达到娱众的目的。由于职业的需要，戏曲、电影以及话剧
演员等，也常常阅读小说文本。他们为了饰演好自己的角色，将小说文本视为艺术的源泉。
各种形式的改编者，包括出版编辑、影视剧的编辑以及电脑游戏软件的制作人，也属于应用型读者。
编辑为了适应现代青少年读者的需要，对文本进行缩编。影视剧的编导以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对文本进行加
工改造，融入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创作出多部电影、电视连续剧和大型广播连续剧。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
电脑游戏软件中，著名的有日本光荣公司的《三国志》、台湾公司的《三国志富甲天下》，国内的《赤壁
》、《官渡》等。游戏的制作者主要演绎了小说中的精彩篇章，如《三国英雄传》主要侧重于人物故事的
演绎，整个游戏以刘备为中心，自桃园三结义开始，剧情依次展开，从张飞怒鞭督邮、汜水关温酒斩华雄
、白门楼吕布丧命、千里走单骑、火烧新野、赵云截江救阿斗，到刘备进位汉中王、三国鼎立，共设了20
多道关卡，每道关卡都有剧情介绍。
3.娱乐型读者
《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就成为读者不可替代的精神食粮，它所拥有的读者比其他任何作品都要广泛
，从凡夫俗子、市井人物到文人雅士、朝廷重臣，都对它如痴如醉。“《三国演义》，在下等社会，最占
势力，甚至负贩，亦皆知名。吾乡富氏子，偶至天津，乘兴游书肆，昂然而入，卒然而言曰：‘吾欲以一
千元买书。’肆主恭候而问曰：‘先生欲购何书？’富氏子不意有此问也，遂嗫嚅久之，曰：‘有《三国
演义》否？’”此虽是笑谈，却道出了读者对它的喜爱程度。明清文人以至朝廷官员都爱看《三国演义》
，以至于将其中的俚语典故运用于他们的诗文信件中，甚至上奏的公文。一个诗才极佳的进士崔念陵，写
了一首五言古诗，责备关羽不该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雍正间，札少宗伯因保举人才，因孔明不识马谡
事，宪宗皇帝怒其不当以小说入奏，责四十，仍枷示焉。”现代消遣型的读者凭兴趣阅读
小说文本，正如一位读者所言：“吾辈小民百姓、凡夫俗子只是把《三国》当作一部小说来读，而不是什么历史教材、百
科全书，当作一部历史题材的连续剧来消遣。”
《三国演义》的读者大致上分为这三种类型，他们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学者型读者使《三国演义》
与一般读者沟通，为扩大和深化文本的影响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他们从内容和艺术上引导一般读者去
欣赏阅读文本，通过专业读者的解读，《三国演义》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文化精神和艺术魅力被越来越
深刻详尽地展示在一般读者面前。不同时期的专业读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阐释小说文本，或偶有所悟，
作只言片语点评，或长篇大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都是对文本的一种阐发，对作品潜在意义的挖掘。
专业型读者引导应用型读者去寻找他们所需要的功利性价值，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专业读者
以敏锐的目光在文本中发现了应用学的渊源，他们从应用科学的角度审视小说文本，从中发现了人才学、
领导科学、经营管理学、谋略学、人际关系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决策学等。1985年在镇江，1988年在海口
，学术界着重讨论了《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潭洛非、胡世厚曾分别在成都、郑州的一些单位作《三国
演义与领导艺术》、《三国演义的用人之道》等专题报告。企业领导人可能对文学作品不感兴趣，但经过
专业读者的提倡引导，为在经营管理、用人等方面开拓视野，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他们会时常翻阅《三
国演义》。
一般娱乐型读者由于学识、艺术修养等方面的限制，对精微奥妙之处不能充分领略。专业读者有良好
的文化素质、宽阔的艺术视野和高品位的审美情趣，对普通读者有极强的影响里，引导普通读者由低浅的
故事欣赏提升到体味作品的意蕴内涵和艺术价值，使他们获得多层次多角度的精神享受。
二、读者审美情趣的变迁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在具体的接受过程中，即阅读过程中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评价发生了分歧，最明显的是对人物形象的
解读。下面以历代读者对曹操的接受为例，勾勒出读者审美变迁的历史。
[明]蒋大器：“曹操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虽得之，必失之，万古贼奸，
仅能逃其不杀而已，故不足论。”
[清]毛宗岗：“赵高以指鹿为马察左右之顺逆，曹操以射鹿验众心之从违。奸臣心事，何其前后如出
一辙也！”
[近代]冥飞：“又曹操之机警处，狠毒处，变诈处，均有过人者：即其豪迈处、风雅处，
亦有非常人之所能及者。盖煮酒论英雄及横槊赋诗等事，皆其独有千古也。”鲁迅：“《三国演义》文章和主意不能
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
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
[建国后]鲁地：“曹操的性格中还有一种超越一般人的品质，这就是表现了男性的乐观精神。他终年
累月地出生入死、设计用谋，东奔西闯、南征北战，从来不曾流露出丧气和疲塌的情绪。得意的时候他‘
许田射猎’、‘青梅煮酒’、‘横槊赋诗’、‘铜雀台大宴’，显得十分风流潇洒，放荡不羁；倒霉的时
候，他并不心慌意乱，愁眉苦脸，而且往往能够在情势瞬息万变的危急关头，保持住最清醒的头脑，抓住
那稍一迟疑变会放过的有利时机，反戈一击，扭转败局以至转败为胜。”
[文革期间]北大历史系师生协作小组：“当代最大的儒家林彪，在咒骂秦始皇的同时，也对曹操进行
攻击。他不读书，不看报，不懂历史，什么学问也没有，却搬弄起《三国演义》来了。他把《三国演义》
里赞扬刘备、攻击曹操的诗抄写下来，奉为座右铭。”
[改革开放之后]马雄光：“明辨本末，慧眼识才。如果说战略决策能够确定事业发展的方向，那么人
才的多寡、得失和是否善用人才，则决定事业的成败。曹操谙知这一真理。”
以上几段材料是不同阶段的代表性读者对曹操形象的解读，基本上勾勒了曹操形象的接受史。本文试
图以此为线索，探寻《三国演义》读者审美趣味的变迁，从而弥补文学史研究中读者这一方面的缺憾。
明清时期的解读，以道德评判为尺度，以儒家传统的伦理观念为具体的批评标准，曹操的形象定位于
不忠不孝不义不善的“万古贼奸”，在对人物形象及文本意义的解读上充满了伦理色彩，是实用的社会批
评。近代及建国前的读者对曹操形象的解读发生了一些变化，解读的重点转移到艺术层面上来。这一时期
的读者处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处在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读者从审美的角度审视曹操这一人物
形象。冥飞欣赏他的机警、豪迈、风雅，鲁迅认为他的“奸”等同于豪爽多智。建国后特别是50至70年代
，读者对人物形象及文本解读的中心基本上放在了历史、社会的层面，充满了浓重的政治功利色彩。读者
围绕着“人民性”和“为曹操翻案”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争带有很强的政治图解色彩、浓重的史学批评
意识以及阶级分析观念。这一时期的读者，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上对人物进行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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