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一时头脑发热，发出预告说要写一写分析哲学中的中日韩三国演义。回头一想，此事太费劲，自己现有的积累和功力还远远不够，暗想不吱声就让这事悄悄过去算了，没想到论坛里还有人惦记着，等着要看这篇演义。

中日韩三国，因地缘和文化的关系，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且不说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单在围棋和若干体育项目上（乒乓球、“三大球”、速度滑冰等等），三方的此消彼长，就能演绎出许多精彩故事来。

这里所谓的分析哲学，是一种宽泛意义的分析哲学，而不是仅仅指弗雷格、罗素的哲学，也不是上世纪50年代的牛津日常语言哲学，而是对应于当今英语世界的主流哲学。这种哲学追求对语言和概念运用的精确与明晰，看重思维与推理的严格和周密，对概念进行辨析和对论题进行论证是其中心任务和主要活动。这样一种哲学传统可以一直往前追溯到苏格拉底，而事实上，这样的标准和旨趣是为几乎所有的人类学术活动所共有的，不管是自然科学、数学、社会科学以及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其核心就是将学术探究视为一种说理活动，有话好好说，把话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别玩儿深沉装大尾巴狼。在这种意义上，哲学是学术，而不是（文艺）创作。

在分析哲学领域，中日韩三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基本的交流和互动，所以所谓的三国演义实际上只能是各自的独角戏。本文的一个导引性问题是：由于这三个国家在文化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它们在对分析哲学接受上是否存在某些有启发性的异同之处？是否能够反映出（分析）哲学与文化之间的某种关联？思考这些问题，对我们理解分析哲学在东亚文明中的地位和命运或许不无启迪。在此需要声明的一点是，本文不是严格的学术研究，而只是基于个人印象和传闻的一些梳理和感触，是《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志》。

一、  中国分析哲学的过去和现在

关于分析哲学在中国早期的引进和传播，北大胡军教授的《分析哲学在中国》一书有专门的介绍和讨论。胡著中争议比较大的一点，是将张岱年视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张岱年是张申府的胞弟，而张申府是罗素哲学在中国早期的主要传播者，但张岱年本人接受的分析哲学的训练有多少，却很是可疑。张岱年一般被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学者，在他的著述中很难让人感受到分析哲学的风格和方法。

这里的处理主要采用家族谱系分析的方式，既联系到过去，更着眼于现实。

金岳霖谱系

早期中国分析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非金岳霖莫属。金岳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在哲学上则是自修成才。他能够成为中国分析哲学的标志性人物，一方面得益于时势机遇，另一方面也与他的人格魅力有关。金岳霖通常被认为是杰出的逻辑学家，但实际上，他在逻辑学上的造诣相当有限，很快就被比他晚一辈的逻辑学家如沈有鼎、王宪均、莫绍揆等人超过了。当初，因赵元任的离任，金岳霖被推荐到清华讲授逻辑学，属于“现炒现卖”。不久，清华决定成立哲学系，金岳霖便成为了首任系主任，轻松幸运地占据了这一学术制高点，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立足立下首功，并将清华哲学系建成了早期中国分析哲学的重镇。属于这个谱系的有沈有鼎、王宪均、王浩、周礼全、冯契、刘培育、王路、邢滔滔等。这个谱系的一个旁系是后来辗转到了台湾的殷海光，这一支的发展脉络是殷海光—林正弘—陈瑞麟。从实力、声势和贡献来说，金岳霖谱系无疑是中国分析哲学中最醒目、最具影响的一派，这一派以逻辑学研究为中心，兼及一些相关的哲学问题（在台湾的一支主要侧重于科学哲学）。

洪谦谱系

洪谦先生早年经梁启超指点前往欧洲留学，幸运地成为了逻辑经验主义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是维也纳学派领袖石里克的亲传弟子。上世纪三十年代回国后，也曾意气风发，锋芒毕露。后来历经政治风浪，日渐消沉，直到晚年才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春。相比之下，洪谦谱系比较内敛，不喜张扬，学问做得比较扎实。在这个谱系中的第二、三代的标志人物分别是北大的陈启伟和韩林合。

江天骥谱系

江天骥早年曾留学美国，在科罗拉多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艰苦封闭的条件下一直注意跟踪国外哲学发展动向，因而在改革开放后能够很快进入角色。江先生的根据地是武汉大学，侧重点是科学哲学。属于这个谱系依然活跃的成员包括朱志方（武汉大学）、陈晓平（华南师大）、陈刚（华中科技大学）等。

涂纪亮谱系

涂纪亮先生似乎可以算自修成“祖”，在80年代初扛起了语言哲学的大旗，对引进介绍英美分析哲学做出了贡献。牟博（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和江怡（社科院哲学所）属于这一谱系。

涓涓溪流，汇成江河。上述的谱系分析只能覆盖到当今中国分析哲学研究和教学力量的一小部分。更多的人并不是直接通过师承关系进入到分析哲学中来的，而是通过其他种种途径，从五湖四海走到了一起。有的是通过学习研究相邻学科而逐步靠向分析哲学，如叶闯（科学哲学，北大）、刘晓力（数学哲学，北师大）、张志林（科学哲学，中山大学）、陈波（逻辑哲学，北大）、唐热风（心理学哲学，社科院哲学所），还有不少人通过在国外留学而接受了较为规范的分析哲学训练，如陈嘉映（华东师大）、程炼（北大）、徐向东（北大）、叶锋（北大）、徐明（武大）、田平（北师大）等。

经过了近一个世纪，分析哲学在中国仍处在萌芽阶段，到目前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学术共同体和人才培养体系。虽然这一传统曾经培育出王浩这样有过世界影响的学者，但历经种种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冲击和干扰，其土壤依旧贫瘠，要在上面开放出色彩绚丽的花朵，还需要从事分析哲学工作的学者们坚持不懈地辛勤耕耘。

相对于日韩而言，分析哲学在中国起步较早，曾经有过很好的势头，怎奈形势比人强，到如今只能让人空留一声叹息。这与足球在中国的命运竟颇有相似之处。足球引进到中国的时间也比日韩早得多，在上个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中国足球的水平绝对是东亚第一，打遍亚洲无敌手。1950年代后，体育服从政治，中国的足球事业不得不从一批根红苗正的新生代开始，可竟然连亚洲三流的印尼队都干不过。更要命的是，那一批人的综合素质在各个方面都颇为不堪，今日中国足球的烂污，其根子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埋下了。放眼望去，韩国和日本的足球相继崛起，在世界足坛已占有了一席之地，而中国足球仍深陷泥潭，这会是中国分析哲学未来的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