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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对《左传》认识
赵 沛
摘 要：廖平在《左传》的今古文归属问题上的认识有前后的明显变化，在关于《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书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对《左传》从史学著作到解经之书的认识变化。廖平论证《左传》为解经之书的方法，就是将《左传》的内容分为记事和义例两大类——记事为《传》，义例为《说》。从而解决了经学史上《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作的疑难。把历来被认为不传《春秋》的《左氏春秋》一变为解经的《春秋左氏传》了。
关键词：廖平；《左传》；今古文；解经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６０７－００７８－０４
本文为四川大学承担的国家２１１工程项目〈项目批文号：教发函（２００３）４９９号，国发改社会（２００３）１６８３号〉之子项目《廖平经学思想研究》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赵沛，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副教授、历史系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廖平是近代今文学大师，他对《春秋》三传都有深入的研究，《左传》研究是其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左传》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即对《左传》性质的认识，这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左传》的今古文归属、《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书、《左传》与《国语》的关系。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一、关于《左传》今古文归属认识的前后变化
廖平对《左传》性质的认识，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在其经学一变的“平分今古”时期，他将《左传》归入古文经学，但在其经学二变以后，则又将《左传》划归今文经学。
廖平的经学一变时期，是主张“平分今古”的经学史研究。他提出了今古文经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今文经学以《王制》为宗，是孔子晚年的定论，为救世而绘制的蓝图，古文经学以《周礼》为宗，是孔子早年的治国设想；二者所言礼制的不同，构成了今古文经学的根本差异，但今古文经学并无轻重、优劣之分，应当互相补充，不可偏废。此时，廖平即将《左传》与《公羊》、《谷梁》二传对立，订为古文经学的著作。
他于１８８６年发表《春秋左传古义凡例》，称：
二《传》今学，《左传》古学；二《传》经学，《左传》史学；二《传》质家，《左传》文家；二《传》受业，《左传》不受业；二《传》主孔子，《左传》主周公，二《传》主《王制》，《左传》主《周礼》；二《传》主纬候，《左传》主史册；二《传》鲁、齐人，《左传》燕赵人。学虽异端，未可偏废。
并认为《左传》为孔门之别派：
古学源流，《史》、《汉》尚有可考。叔孙通、张仓、贾谊皆用其说。盖战国时学有两派：有孔子派，以《王制》为主，弟子皆从此派。孟荀以及博士所传是也。而当时博雅君子，如左丘明者，则以所闻见别为派，与孔学别行。《传》中称孔子为仲尼，经亦有异，此皆别派遥宗孔子之证也。
所谓孔门之别派，即是说《左传》与《公羊》、《谷梁》尽管存在着说礼之不同，但三《传》均是先秦旧说；尽管《公羊》、《谷梁》主孔子、主《王制》，为孔子嫡传，《左传》主周公、主《周礼》，为当时博雅君子，如左丘明等所传，但古学依然学有源流，是当时所谓博雅君子遥宗孔子的产物。所以，今古文学不过是孔子早年与晚年学术变化的结果，都出自孔子，并无是非优劣之分。
廖平的经学二变，是“尊今抑古”。此时他对今古文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提出了古文经起于刘歆作伪的论点。认为，西汉末以前并无所谓今、古文之争的问题。到了西汉末年，刘歆才提出“古文”一词，与“今文”相对应，于是有了今古文经学之争。西汉学者治经，以今文为主，即使东汉初所立的十四博士，也属今文。而古文经学所依据之古文经书在西汉时，相传藏于秘府，少有人知（亦说阴行于民间），其后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秘书，才得以传出，依据这些古文典籍，才形成古文经学。１所以，廖平在其《古学考》云：“马融以后，古乃成家，始与今学相敌，许、郑方有今古之名。今学以六艺为宗，古学以《周礼》为首，今学传于（子）游、（子）夏，古学张于刘歆。今学传于周秦，古学立于东汉。此今古正变先后之分，非秦汉以来已两派兼行也。”
古文被指认为刘歆的造伪，《周礼》成了伪书，那么，是否意味着被廖平同样归为古学的《左传》，也会被否定呢？廖平并没有将《左传》也归为刘歆造伪之列。显然，《左传》是先秦著作，这一点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左传》的成书，司马迁的《史记》有明确记载，《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或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司马迁的此段文字，一是说孔子作《春秋》，为后王立法；二是说左丘明作《左传》，是怕孔子《春秋》为后王立法的大义被弟子们的口耳相传给走了样子，因此，“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以编成《左氏春秋》来保存和说明孔子这一部深含义法的《春秋》。所谓“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是说左丘明编制《左氏春秋》无非是利用孔子曾经用来编撰《春秋》的来说明（具论其语）《春秋》的大义。因而，“在司马迁看来，孔子所作《春秋》与《左氏春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２实际上，司马迁也常常用《春秋》指代《左传》，３说明他将这一经一传两本书并不作严格的区别，毋宁说《左传》就是对《春秋》的补充。
廖平则否定了《左传》为左丘明所作的看法，但同时又认为《左传》是为解经而作的，他说：
《左传》则《左氏春秋》之弟子久习师传，素闻史法，先入为主，各是所长，怪今学弟子弃实崇虚，近于舞文乱法，而义例繁多，鲜能划一；又参用四代，非从周之义。乃发愤自雄，别立一帜，以抒所长。采《国语》之事实，据《周官》之礼制，其曰“左氏传”者，谓传左氏学耳，正如《左传》、《谷梁》，以先师氏其学，非谓丘明所撰也。４
廖平认为《左传》是战国时期《左氏春秋》之弟子，“发愤自雄，别立一帜，以抒所长”，采《国语》的基本材料，根据《周礼》所载的礼制编著而成，既非左丘明的著作，也非出自刘歆之造伪。而且，“《左传》盖成于战国之时，汉初未显耳，刘氏读之，不能尽解，何能作之？《汉书》及《别录》所言《左传》传受，则又古学家争立之伪说，《左传》无处不解经，岂特‘书曰’数字？申绶之言未审矣。”５廖平批评刘逢禄未能领会《左传》解经的真义，可以看出廖平一方面认为《左传》一书成书于先秦战国，反对刘歆造伪之说，另一方面也反对将《左传》看作与《春秋》无关的单纯的史书，而是为解经而作的。
既然在刘歆之前并不存在所谓“古学”，那么，完成于战国，为《春秋》解经的《左传》，只能被归为今文学的著作了：
《左传》，今学也，旧误以为古，不知大纲全与《王制》相同，无异说。此例不明，则与本说相迕。６
廖平曾自述对《左传》性质认识的前后变化云：
《左传》旧以为古学，与二传异，丙戌（１８８６）曾刊有《凡例》（即《王制集说凡例》——引者注），专主此义。己丑（１８８９）以后，专力治之。五年以来，愈觉其水乳交融，无一不合，旧说异处，多由于杜非。７
所谓水乳交融，当指《左传》与《公羊》、《谷梁》二传在礼制、义例上的互通和相融。既然三传同出一源，在礼制、义例方面大同小异，《左传》自然不会是与《公羊》、《谷梁》相反对的古文了。
此后，廖平经学数变，但对《左传》是今文解经之作的认识未再改变。廖平的《左传》研究实际上正是在这一认识前提下展开的。
廖平对《左传》认识的变化，除了他在经学二变时期的对今古文经学的总体认识的变化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外在的因素，这就是他受张之洞的影响。廖平曾在《四译馆经学目录自序》云：“昔治二传（《公羊》、《谷梁》），隔膜《左氏》，南皮张之洞师令撰（左氏）长编，因得三《传》会同之效。”按照廖平的说法，他的经学初期，只偏重于《公羊》、《谷梁》的研究，并未涉及《左传》，甚至还有意地隔膜《左传》，后受张之洞之命方研习《左传》，并于１８９１年完成《左氏长编》。可以说，廖平的《左传》研究以及后来的会通三《传》的学术努力，必定受到恩师张之洞的影响。但廖平对《左传》为今文解经之作的认识与其恩师的看法却又是根本相反的。
二、关于《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书
廖平在关于《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书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左传》从史学著作到解经之书的认识变化。在其发表于１８８６年的《春秋左传古义凡例》，称：
二《传》今学，《左传》古学；二《传》经学，《左传》史学。
即明确提出《左传》为不解经的史学著作。
事实上，西汉的博士一直坚持《左传》不传《春秋》的观点。严格说来，这个观点的政治意义恐怕要大于学术意义。但显而易见，这一观点对后来《春秋》学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此后历代都有人认为《左传》与《春秋》是互不相涉的两部书。尽管《左传》中有“君子曰”、“书曰”等解经语，但却被认为是后人有意作伪的结果。而作伪之人则被指认为西汉末年的刘歆。晋人王接尽管没有提供具体的论证，但他较早提出“《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８唐代的啖（助）、赵（匡）、陆（淳）等人也对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之人，并有极深的学术渊源，表示了极大的怀疑，赵匡更根本否定了左丘明撰《左传》的说法。自宋以后，又有人怀疑是刘歆改造了《左传》，加进了解经语。宋人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９清朝刘逢禄乃今文学专家，但其学不限今文，对时人认定为古学的《左传》也有极深的研究，著《左氏春秋考证》一书，认为《左传》成书在先秦时期，只不过是与《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同类的著作，并非解经之书。作者或可能为左丘明，但此左丘明并非与孔子同时，被孔子颇为尊重的左丘明。而《左传》的所有解经内容，则是后经刘歆的改造，遂成了今本的《春秋左氏传》了。事实上，刘歆造伪之说，经钱穆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证，已被证实为错误。但刘逢禄的《左传》为后人增补、改造说的基本思路，对此后研习《左传》的学者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刘逢禄的论断在当时是具有颠覆性的。他否定了《左传》为解经之说，归《左传》以史学“原貌”，主张离之则双美、和之则两伤，从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古文学的根基。
廖平作为近代著名的今文学家，在对待《左传》的态度上，却与刘逢禄针锋相对。在他的经学二变以后，不但将《左传》归入今学，更认为《左传》乃解经之书。廖平论证《左传》为解经之书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将《左传》的内容分为记事和义例两大类——记事为《传》，义例为《说》。并将其中解经的“经说”搜集起来，汇编成册，用廖平自己的话说，即“刺取全传解经之说，别为一书，名曰作《古经说读本》。”１０这就是廖平于１８９０年刊行的《春秋左氏古经说疏证》，从而解决了经学史上《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作的疑难，把历来被认为不传《春秋》的《左氏春秋》一变为解经的《春秋左氏传》了。
在《春秋左氏古经说疏证》中，廖平反复强调了《左传》为解经之书的看法。在廖平看来《左传》解《经》在于其所含的义例、礼制，即使是所谓的议论、空言，也无一不是解经之作。而《左传》作为以史实见长的解经之作，其最大特点更在于“借事立义”。如《经》庄公元年春王正月。《左传》曰：“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公羊》、《谷梁》分别则解释说“《春秋》弑君，子不言即位。”“继弑君，不言即位。”廖平因此指出：
二《传》（《公》《谷》）就《经》意立言，故直书曰：“继弑君，不言即位”，所谓以微言说《经》者是也。《左氏》不以空言解《经》，故所言每就事实立义，所谓以大义传《经》者是也。考《春秋》继弑君不书即位者三，《左氏》解之各条皆不相同……以圣经绝不可易之例而各就事实出，是其借事立义之确证也。苟探其本，则闵之乱、僖之出亦不过因先君遇弑而已，与《公》、《谷》所谓“继弑君，不言即位”之义莫不相同。相比而观，其义自见。所谓三《传》同出一源，固昭昭也。１１
廖平认为，《左传》并非单纯的以史实来补充、禅释《春秋》。如果说《公》、《谷》二传是以“微言”解经的话，《左传》则不以空言解经，其所述史实在于借事立义，即通过史实来阐发《春秋》之大义。因而，三《传》于阐发《春秋》大义的宗旨则是一致的。所以，与《公羊》、《谷梁》二传相比：
二《传》有正名之例，《左传》之名分全由事实而立，如郕世子称郕伯，定姒不成丧，不言小君之类，全依礼而定名是也。１２
就是说，《公羊》、《谷梁》二传是通过“书”与“不书”、或笔或削的所谓“例”来表达正名的大义，而《左传》则是通过对春秋史实的褒贬来确立名分。
三、《左传》与《国语》的关系
《左传》无论解经与否，都是以史见长的著作，这一点无论今古都是认可的。既然《左传》是以史见长的著作，那么，它和另一部史学著作《国语》的关系如何呢？这个问题也关乎对《左传》性质的理解，故需要考察。
尽管各代学者都认为《左传》是据各国史书编撰而成，有很强的“史书”的特性（解经与否则认识差异很大），但似乎对它与《国语》的关系都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廖平则明确提出《左传》与《国语》的关系问题。首先，认为《左传》为先秦成书，并提出五大论据，曰：
其书体大思精，鸿篇巨帙，汉人无此才，一也；刘子骏为汉人好古之最，犹不能得其意旨所在，则必非近作，二也：使果一人所为，则既成此书，必不忍弃置，又积久乃成书，力不易，亦必有人治其学，传其事，书成以后不授学者，而以全部送之秘府，又无别本，使非刘子骏，将与《古文尚书》同亡，至重不忍轻弃，三也；《曲礼》出在汉初，已为传记，其原书必不在文、景之后，四也；西汉今学家盛，使果西汉人作，必依附二家，不敢如此立异，五也。１３
这里，第一、二、五条是从内容和思想倾向上立论；第三条从书籍的制作流传情况上进行推测；第四条，廖平认为《左传》言礼，全祖《曲礼》之说，而《曲礼》于汉初文、景之时已立为博士，《左传》若为西汉末刘歆所伪，必不采《曲礼》今文之说。虽然推测之辞还很多，但对于证明《左传》成于先秦还是有说服力的。１４其次，廖平提出《左传》实自《国语》而来，是有人专为与今文为难，因取《国语》中的材料而作的。１５他说：
史公不见《左传》，则天汉以前固无其书。然《前汉·儒林传》谓张苍、贾谊传《左传》学，为作训解，《艺文志》无其书，则其说亦袭古文家言也。按，《国语》早出而《左传》晚兴，张、贾所见皆为《国语》，因其为左氏所辑，言皆记事，与虞氏、吕氏同有《春秋》之名，其称《左氏春秋》者，即谓《国语》，不谓《左传》。《左传》既出之后，因其全祖《国语》，遂冒左氏名为《左氏传》，又以其传《春秋》，遂混《左氏春秋》之名。１６
廖平认为，汉武帝天汉以前，只有《国语》行世，《史记》所据、张苍、贾谊诸人所习者为《国语》，因其为左丘明所作，又与吕氏、虞氏诸书同为记事之体，故有《春秋》之名，因此司马迁所谓《左氏春秋》者，即是《国语》。在廖平看来，张仓、贾谊传习《左传》之说 ，是沿袭了古文家的说法，事实上，张、贾等人所传习者并非《左传》，而是《国语》，“其称《左氏春秋》者，即谓《国语》，不谓《左传》。”今本《左传》则全祖《国语》，或许为左丘明弟子为解《春秋》而据《国语》史料编纂而成，故冒左氏名为《春秋左氏传》。故，廖平《春秋左传古义凡例》又说：
汉初诸儒所称《左氏春秋》，指今之《国语》，非《左传》也。司马氏论《国语》云：左氏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实，因取孔子所据史册，论次其言，为《左氏春秋》云云。是书记事，不解经，本为今学而作。今以《国语》说今学，不见其背。《左传》则《左氏春秋》之弟子久习师传，素闻史法，先入为主，各是所长，怪今学弟子弃实崇虚，近于舞文乱法，而义例繁多，鲜能划一；又参用四代，非从周之义。乃发愤自雄，别立一帜，以抒所长。采《国语》之事实，据《周官》之礼制，其曰“左氏传”者，谓传左氏学耳，正如《左传》、《谷梁》，以先师氏其学，非谓丘明所撰也。１７
并举证云：
《五经异议》有引《左氏》说，《左氏》无其文，文见《国语》者二条，是汉师以《国语》、《左传》为一，合而不分。今合考其例，盖传本为《国语》，所有异同，特秦以前异本耳。１８
这是廖平经学一变时期，“平分今古”将《左传》归入古学的议论。其义有二。第一，汉初，今本《国语》与《左氏春秋》（非《左传》）实为同一本书，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记左丘明作《左氏春秋》，也就是今本的《国语》。第二，今本《左传》不同于左丘明之《左氏春秋》，是左丘明弟子采《国语》（即《左氏春秋》）的史实，依据《周礼》礼制“别立一帜”二次编纂而成的。正因为是传其师左丘明之学，故名《左氏传》。
廖平认为今本《左传》的编纂者并非左丘明，而是左丘明的弟子依据《国语》（《左氏春秋》）为基本的材料编纂而成。显然，这一说法是有很大问题的。按此说成立，《左传》就成了传左氏之学，即《国语》的著作，而与《春秋》没有任何关系了。或许这正与廖平在经学一变时期将《左传》归入古学的思想相吻合吧。
至经学二变时，廖平将《左传》划归今文经学，对《左传》性质的看法也发生悄然的变化——由经学一变时期与《春秋》无关专传《国语》的古学，变为解经的今学。作为今文解经之作的《左传》与《国语》的体例就有了明显的不同。《国语》原本就接近纪事本末体例，而《左传》则是经过左氏弟子（即下文所引的“先师”、“后师”）编纂而成的今文解经之作：
《国语》用本末例，不编年。先师引传解经，订为此本（《左传》）。其中仍多本末例，以数年、数十年事载于一年之中。１９
《传》（《左传》）由《国语》而出，初名《国语》，后师取《国语》文以经编年，加以说微，乃成传本。２０
廖平可能并未意识到他对《左传》认识前后变化的矛盾，也未能说明在他的学术体系中，《左传》一书从专传《国语》的古学到解经的今学变化的依据。这正是廖平说经放肆的地方。当然，我们将廖平对《左传》一书认识的前后变化，放在他经学思想前后数变的大前提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注释：
１蔡方鹿：《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四川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第９８－１０３页。
２９１１１５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５６，１９，１８４，７４９页。
３金德建：《司马迁所称春秋系左传考》，见其《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
４５１２１７廖平：《春秋左传古义凡例》，《新订六译馆丛书》，存古书局１９２１年版。
６廖平：《王制集说凡例》，李耀仙：《廖平选集（二）》，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版。
７廖平：《经话》，李耀仙：《廖平选集（一）》，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４８页。
８《晋书》，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
１０廖平：《春秋左氏古经说疏证自序》，李耀仙：《廖平选集（二）》，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版。
１３１６廖平：《今古学考》，李耀仙：《廖平选集（一）》，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版。
１４沈玉成，刘宁著：《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１８廖平：《春秋古经左氏说汉义补证凡例》，《新订六译馆丛书》，存古书局１９２１年版。
１９廖平：《春秋左氏传汉义补证简明凡例》，《新订六译馆丛书》，存古书局１９２１年版。
２０廖平：《古学考》，李耀仙：《廖平选集（一）》，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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