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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左传》作者为春秋战国之交的左丘明，史有明载。论者否定左撰《左传》之理由均不能成立。左丘明是孔子的晚辈，《论语·公冶长篇》不能证明左丘明的年龄大于或至少不小于孔子。赵襄子之死距孔子之死仅36年，左丘明活到此时实属正常。《左传》并不曾预言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作者更不曾亲见此二事的发生。《左传》全书主体大概完成于晋阳之围前，最后“悼之四年”一段则成于赵襄子死后不久。
关键词：《左传》、左丘明、孔子、赵襄子、预言、赵氏、魏氏、陈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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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作者为春秋战国之交的鲁国人左丘明，史有明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左传》作者的最早记述。
《左传》一书结构严谨，首尾相贯，风格一致，似一气呵成，应成于一人之手。既名《左氏春秋》，自当为左氏者所撰；以鲁为宗国，与“鲁君子”吻合；好发预言，正是史官特征。凡此种种，皆与左丘明身份相符。因此，若无强有力之反证，则左丘明撰《左传》之说不容否定。
然而自唐、宋以来，不断有人对左丘明撰《左传》提出疑问；当今学者也多持怀疑态度。
纵观诸家所见，其否定左撰《左传》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据《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提及左丘明之语气判断，左丘明的年龄应大于或至少不小于孔子。①
2、《左传》最后一段称赵无恤为襄子，足证其成书在赵无恤死后，而赵无恤之死距孔子之死已五十多年。②
3、《左传》书中一再预言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作者必亲见其事。而这两件事距孔子之死至少也有76年，左丘明不可能活到此时。③
果真如此，自可推倒左撰《左传》之成说。但我们经过研究却发现，这些理由其实都很勉强，不足以推倒旧说。因为：
第一，左丘明是孔子的晚辈，他在孔子死后还活了很长时间。《论语·公冶长篇》不能证明左丘明的年龄大于或至少不小于孔子。
第二：赵无恤之死距孔子之死其实没有五十多年，而是只有36年，左丘明活到此时实属正常。
第三：《左传》并不曾预言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作者更不曾亲见此二事的发生。
下面依次论证。
一、左丘明是孔子的晚辈
孔子与左丘明，二人谁长谁幼，这本是个不争的问题。至少在唐代以前尚无人怀疑过左丘明是孔子的晚辈。
前引《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得明白，左丘明是在孔子死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才着手撰写《左传》的；而《左传》乃是巨著，非短日可就，这就意味着左丘明在孔子之后还活了很长时间。《左传》最后一段称赵无恤为“赵襄子”，而赵无恤卒于孔子之后36年（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论证），倘若这段文字非后人所补（从这段文字的风格、语气判断，后人补写的可能性不大），则左丘明在孔子死后至少还活了36年。因此，左丘明为孔子晚辈应不成问题。
据刘向《别录》，左丘明后来把《左传》传给了曾申。曾申为孔子晚年弟子曾参之次子。曾参小孔子46岁。从时间看，应为有据。
我们说左丘明在孔子死后36年还活着，这是否有些玄乎呢？一点也不。因为假设孔子死时，左丘明的年龄为30岁，到赵襄子死时活到66岁应属正常；即使他在孔子死时已有40岁，那他活到76岁也不算太离谱吧！
从现存资料看，把孔、左二人联系起来的是《春秋》，不闻在《春秋》之外二人还有何交往。孔子修《春秋》是在晚年。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在此之前，二人同居一国，却不闻交往。应当认为这是由于左丘明年轻资浅，无从相识。直到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返鲁，整理典籍，修订《春秋》，二人始有交往。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人相处不足5年，所以孔子虽很赏识左丘明，但语及左氏的言辞仅《论语·公冶长篇》一处保留下来。
能否仅据《论语·公冶长篇》一节文字就轻易断言左丘明的年龄大于或至少不小于孔子呢？显然不能。且看《论语》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慝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里根本没有涉及二人的长幼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孔子称许左丘明的为人，赞赏他的交友之道，就说这是“引左丘明以自重”，并进一步推出左丘明“至少和孔子同时，年龄或许还大于孔子”的结论来。④
孔子论人尚德不尚年，他所推崇的人并不都比他年长。“雍也，可使南面”⑤，捧之太过；“使尔多才，吾为尔宰”⑥，几近于谀。然而冉雍、颜回不都是他的晚辈吗？为什么“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就说一定不比孔子年轻呢？
至于说孔子“引左丘明以自重”，无此必要吧！孔子年仅三十余岁，即被孟僖子视为“达者”，并使其二子师事之，名气已经很大了。⑦五十多岁更做到鲁国司寇，为第四卿，仅次于三桓。这在鲁国除了出自公室的世卿大族如臧孙氏、子叔氏等之外，绝无仅有。⑧虽说后来离职去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但其政治声誉在当时除了年长于他的子产、晏婴、叔向等人之外，无人能比。哪里用得着引他人以自重呢？“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与其说是“引左丘明以自重”，不如说这是孔子借己之声誉，以抬举左丘明这个自己喜欢的后生罢了。
二、赵襄子之死距孔子之死应为36年
《史记·六国表》以周威烈王元年（公元前425年）为赵襄子之卒年，时距孔子之死已54年。若说此时左丘明仍在世，有些玄乎。但《六国表》的写法其实有误。
《左传·哀公二十年》记：
十一月，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楚隆曰：“三年之丧，亲昵之极也，主又降之，无乃有故乎？”赵孟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楚隆曰：“若使吴王知之，若何？”……乃往。……告于吴王曰：“寡君之老无恤，使陪臣隆敢展谢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齐盟，曰‘好恶同之’。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非晋国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
哀公二十年为公元前475年。“赵孟”名无恤，即赵襄子。其父赵简子，名鞅，又名志父，时已故。襄子为父守丧，故称父为“先主”；楚隆对吴王，也有“先臣志父”之语。“先主”、“先臣”，自是去世的意思。可知赵襄子元年至少应从这年算起。襄子在位33年，其卒年应不迟于周贞定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43年），距孔子之死36年。
那么，司马迁《六国表》的写法是不是另有所据呢？不是的。《史记·赵世家》记：“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全抄《左传》。而《六国表》列“越围吴”事正在周元王二年，即鲁哀公二十年，并无不同。但《赵世家》在叙述赵简子时事又有“（晋）定公三十三年卒，而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是岁，越王勾践灭吴。”一望便知，这里仍本《左传·哀公二十年》，只是又把“赵孟”解作赵简子了。同一“赵孟”，忽作简子，忽作襄子，莫衷一是；且简子时既已“灭吴”，何得襄子时又来“围吴”之事呢？
象司马迁这样治史态度严谨的人，既然明知鲁哀公二十年赵简子已死，为什么又要把赵襄子元年后移十八年，甚至不惜采用一事二解的非常手法，以致前后矛盾，谬误不通呢？答曰：事出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从公元前475年越围吴，到公元前228年秦拔邯郸，其间共有248年。而司马迁所掌握的赵国历代君主之在位年数，却是：
襄子：33年
桓子：1年
献侯：15年
烈侯：9年
敬侯：12年
成侯：25年
肃侯：24年
武公：13年
武灵王：27年
惠文王：33年
孝成王：21年
悼襄王：9年
王迁：8年
只有230年，缺少了18年。如果《六国表》依《左传》，以周元王二年为赵襄子元年，势必将赵亡之年提前18年，这当然不行。无奈，只得倒填上去。于是便把赵襄子元年挪到周贞定王十二年，而赵简子在位年数也无端增至60年，《左传·哀公二十年》的“赵孟”也解作赵简子了。
不过，司马迁毕竟是诚实的，他对于自己的这种处理并不满意。因而又写下了“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以示自己并无把握。
赵襄子元年当依《左传》为周元王二年。襄子在位33年，其卒年应为周贞定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43年），距孔子之死36年。
那么，我们对于赵国纪年空缺的这18年当作何解释呢？
在尚无新的史料可以明确说明之前，我们试作如下猜测：这18年很可能属于赵桓子与赵献侯分争之年。
《史记·赵世家》记其事云：
襄子为伯鲁（赵简子长子，襄子兄）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于伯鲁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
这里有几个疑点：1、献侯即位，应居简、襄之都晋阳，何以却“治中牟”？2、桓子逐献侯自立，应居中牟，何以却居代？3、桓子能逐君自立，应非老迈病弱，何以1年便卒？4、献侯即位时年少，何以在位仅15年？若属英年早逝，其子烈侯在位应相对长些，何以仅只有9年？
以情理推：献侯初立，应居晋阳；被逐之后，才“治中牟”，可能以此作为对抗桓子的基地。代原是代成君的封地，成君死，其子被立为太子，代可能又转封给桓子了。桓子逐君自立，遭国人反对，故迁都于代。桓子死后，其子被杀，献侯复位。从献侯初立到复位，中经19年时间。所谓桓子在位1年，似是献侯初立1年，而桓子在位18年。设献侯初立时十余岁，初立1年被逐，18年后复位，再执政15年，死时约50岁上下，如此方合情理。桓子乃是篡位之君，身死无后，被排除于祭统之外，赵人对于他的世系隐而不论，故其在位年数失落了。
既然赵襄子卒于公元前443年，距孔子之死36年，那么，左丘明活到赵襄子死后也就不奇怪了。
三、《左传》并未预言三家分晋、田氏代齐
史官原是通神之人，需预测时事。左丘明出身史官，也有此嗜好，故在书中记下了大量预言。其中最为论者所重视的是对晋国魏氏和齐国陈氏（即田氏）的预言。许多人认为这些预言预示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并由此断定《左传》作者必亲见此二事的发生。这种看法十分勉强。
《左传》对魏氏的预言凡二见。
1、闵公元年《传》：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2、昭公二十八年《传》：
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又闻其命贾辛也，以为忠：“《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
毕万因功封于魏，其后以魏为氏。至公元前403年，魏与赵、韩同日封侯。论者以为正应“公侯之卦”，足证《左传》作者必亲见其事，故有此比附之词，时距孔子去世已76年，左丘明不可能活到此时，所以《左传》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这可算作否定左撰《左传》的最过硬的证据了。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妥当。
首先，所谓“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是否确指封侯，还可探讨。
毕万之先祖毕公，在周为公卿，封于毕⑨，其实不算诸侯。魏氏后来在晋为世卿，也算“复其始”了。《左传》用语有其特殊含义，不可以后来义理解。如庄公二十二年《传》谓陈氏将“代陈有国”，当然不是说陈亡之时，陈氏将成为诸侯，而只是说将“得政于齐”。⑩再如襄公二十九年《传》谓“郑之罕、宋之乐”皆将“得国”，也不是说罕氏、乐氏将成为郑、宋的国君，而只是说二氏将“常掌国政，以为上卿”。既然这里的“有国”、“得国”不能以后来义理解，为什么魏氏的“公侯之卦”就一定解作封侯呢？
退一步说，即使魏氏的“公侯之卦”确指封侯，那也与三家分晋无关。
谁都知道，魏氏是与赵、韩同日封侯的。遍检《左传》，只提魏氏是“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却无一言提及赵、韩也将封侯，这是为什么呢？
在整个春秋时期，魏氏的地位远不及赵氏，甚至也不及韩氏。
赵氏初为晋卿在前629年，先后任卿者有赵衰、赵盾、赵朔、赵同、赵括、赵武、赵成、赵鞅、赵无恤，计7世9人（支系赵穿、赵旃不计），其中赵盾、赵武、赵鞅三人曾任正卿，赵衰、赵成、赵无恤三人曾任次卿，⑪余三人任下卿。
韩氏初为晋卿在前588年，先后任卿者有韩厥、韩起、韩不害、韩虎，计6世4人，其中韩厥、韩起二人曾任正卿，余为下卿。
魏氏初为晋卿最迟，在前570至573年之间，先后任卿者有魏绛、魏舒、魏曼多、魏驹，计5世4人（支系吕相、魏颉不计）其中任正卿者仅魏舒一人，余皆为下卿。
尤其到春秋后期，赵武、赵成、赵鞅、赵无恤四世为正卿、次卿，而魏氏仅列下卿。三家分晋也是赵氏带头的。
然而《左传》对赵氏的预言却总不妙。昭公二十九年《传》：
蔡史墨曰：“范、中行氏其亡乎！……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定公九年《传》：
（阳虎）奔晋，适赵氏。仲尼曰：“赵氏其世有乱乎！”
需要提及的是：灭耿霍魏之役，赵夙也是参加了的。他与毕万地位相当，功劳相同，所受封赏也相等。赵氏之起，实由赵夙。
《左传》独钟魏氏，而对于赵、韩则不以为然，这正反映了作者对于晋国未来局势的基本判断。在左氏看来：晋之六卿，范氏、中行氏已亡；知氏（即智氏）将步其后尘；其余三家，赵氏似将先亡，韩氏继之，而魏氏将成为最后的赢家。至于三家灭知之后停止争斗，和平共处，最后共同瓜分晋国，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从表面上看，魏斯封侯，《左传》的预言应验了；但由于封侯的是三家而非一家，预言实则落空了。
齐田氏，《左传》作“陈氏”。
《左传》对陈氏的预言凡四见。
1、庄公二十二年《传》：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鏘。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于京。’”……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也。……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2、昭公三年《传》：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
3、昭公八年《传》：
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
4、昭公二十六年《传》：
（晏子）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
“敬仲”即陈厉公子名完。完奔齐，齐桓公任为工正，此为齐陈氏之始。
至五世时，陈桓子无宇与鲍氏共逐出自齐惠公的栾氏、高氏，始为卿。所谓“五世其昌，并于正卿”，“陈桓子始大于齐”，即指此。
至八世时，陈成子恒消灭了最后一个竞争对手阚止，弑简公，独揽齐政。所谓“八世之后，莫之于京”，“成子得政”，即指此。这些事均发生于孔子生前，为左丘明所亲见，记于《左传》。
至于得政之后又将如何，《左传》没有明说。“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其兆既存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只是时人的预感，局势最终如何发展，并未肯定。正如仲由（子路）所言：“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斲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⑫
田（陈）和封侯，已是陈氏十二世时事，预言无此内容。⑬
总之，《左传》并不曾预言三家分晋、田（陈）氏代齐，作者更不曾亲见此二事的发生。
四、《左传》成书时间推测
《左传》最后附有一段“悼之四年”的尾巴。种种迹象表明，它是后补的。为阅读方便，照抄如下：
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酅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
首先，从全书结构看。
《左传》是解释《春秋》的。孔子截取自隐至哀凡十二公时太史所记以成《春秋》，由于当时哀公尚在位，还有一半事未记。为弥补这一缺憾，《左传》叙事延至哀公之末。交代完哀公“如越”事，《左传》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哀公以后事不在它的写作范围。然而《左传》却留下这条尾巴，显得不伦不类。
如果左氏认为全书当终于哀公，这条尾巴便是多余的；如果他觉得哀公以后事仍需交代，那就应从悼公即位写起，不能突然跳到“悼之四年”，更不能只写荀瑶（即智瑶，《左传》“智”作“知”）围郑一件事。
也许他觉得哀公以后的事，别的都可以不论，惟独三家灭智太重要了，不能不说，那也应重点叙述晋阳之围。以左氏之大才，那一定会是精妙之作，绘声绘色，跌宕起伏。然而他却只写了围郑之役知瑶与赵无恤因口角而交恶，便匆匆收笔。这种安排，不能说是深思熟虑吧！
从《左传》的这种奇怪安排可以看出，左丘明最初的写作计划并不包括哀公以后事。当《左传》按照预定计划大体完成时，晋阳之围⑭可能尚未发生。左氏对这场大冲突似乎也无预感，因此书中对知、赵两家的矛盾未作任何铺垫，也未作任何暗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家灭智的巨大意义日益显露出来。左丘明觉得应该有所反映，这才有了这条尾巴。
其次，从这段文字本身看，前后很不协调。
前面写围郑之役，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似有详细陈述赵、知冲突之意。甚至连郑人的战前会议及酅魁垒的被俘就义也要描绘一番。后面却突然改变主意，惜墨如金，匆忙作结。颇疑有什么事情发生，妨碍他继续写下去。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一说，可知左丘明晚年失明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迫使他不得不中断写作：三言两语，一笔带过。
最后，从书中对赵襄子的称呼看。
《左传》对于书中出现的人物，无论多么重要，出现的次数多么频繁，均不作背景介绍，而是采用互见法，将人物的姓、氏、名、字、谥号、官职交替使用，以示此人名什么、字什么、谥号又是什么、出自何族、任何官职，等等。如称赵武，时曰“赵武”，时曰“赵孟”，时曰“文子”、“赵文子”。又如称赵鞅，时曰“赵鞅”，时曰“赵孟”，时曰“志父”，时曰“简子”、“赵简子”。然而对于赵无恤却是例外：一直称“赵孟”，仅借楚隆之口说出“无恤”，以示这个“赵孟”不是赵武或赵鞅，而是赵无恤；却不称“襄子”、“赵襄子”。只是到了“悼之四年”末尾，才出现“赵襄子”字样。这似乎透露出：左丘明在写前面内容的时候，赵襄子还活着。
因此，我推测：左丘明大约是在孔子死后数年或十年左右开始写作《左传》的；晋阳之围发生时，全书应已完成或基本完成。知氏灭亡后，左丘明决定补写这场事变，无奈年事已高，⑮眼疾失明，刚刚开头却又匆匆收笔，时在赵襄子去世前后，即公元前443年前后。⑯
结论：左丘明是孔子的晚辈，他活到赵襄子死后实属正常；《左传》并不曾预言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作者更不曾亲见此二事的发生。因此，否定左丘明撰《左传》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左传》全书主体大概完成于晋阳之围前，最后的“悼之四年”一段则成于赵襄子死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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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④杨伯峻《经书浅谈·左传》，《文史知识》1982年第6期。又见《春秋左传注·前言》。
③徐中舒《左传选·后序》。
⑤《论语·雍也》。
⑥《史记·孔子世家》。
⑦《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孟僖子卒于昭公二十四年，时孔子约三十四岁。
⑧臧孙氏出自孝公，子叔氏出自文公。臧孙氏长期担任司寇一职，在臧孙氏失势后，其地位由子叔氏取代。
⑨《史记·魏世家》。
⑩《左传·昭公八年》。
⑪《史记》谓赵衰也曾任正卿。
⑫《左传·哀公十五年》。
⑬杨伯峻即认为《左传》并未预言田氏代齐事，见《春秋左传注·前言》及《经书浅谈·左传》。
⑭公元前453年，知瑶率韩、魏围赵襄子于晋阳。
⑮《左传》最后出现“悼之四年”字样，则悼公已去世。据本人考证，鲁悼公卒于公元前437年，距孔子去世42年（见拙作《鲁悼公卒年考》）。若孔子去世时左氏三、四十岁，悼公去世时便已七、八十岁，已是高龄。
⑯具体地说，“悼之四年”前一部分应写于赵襄子在世时，末尾几句则写于赵襄子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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