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例甚多，不胜枚举。句首冠以“凡”字，意谓凡有某事必须如此也。是以知此等体裁，实为当时说礼者之共有公式。然仅此仍不足说明凡例非后人所窜加，盖后人尽可仿其体而为之也。则别有证焉。一、《左传》凡例见引于《尚书大传》，如云：“凡宗庙有先王之主曰‘都’，无曰‘邑’”（唐释湛然《止观辅行传宏决》卷第四之三引）。《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云：“凡邑文，非礼也，之义，如无此凡酗寒传》义悬空，而《左氏传》义，经上节之考订，知其并非窜加，则此凡例亦无可疑之处也。此外如隐公十一年：“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尹故不书。凡渚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又如文公“十四年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皆所以说明《传》义者，盖书法乃谓某事之当然，凡例则说明其所以然。至其义例是否有当，乃当别论者也。
《左传》之直“凡”，可分三类。若其言“书”，“不书”，如：“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凡物不为灾不书”，是为史官修史时之法则，今简谓之“史法”，凡例中属于此者共九条。若其言“日”，言“为”，如“凡师能左右之日，以”，“凡平原出水为，大水”，为修史时之属辞，今简谓之“书法”，凡例属于此者共二十二条。若其言礼言常，如“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是为通行礼论，今简谓之“礼经”，凡例属于此者共十九条。凡例各类性质本非相同，礼经之类，谓为周公垂法，经国常制尚可；至于“凡师能左右之自‘以’”，“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之类，不过一字之诂，何以能有大当于国事?况弒君称君之类，岂真周公自定弒君之例乎?故谓周公垂法者，不待攻而自破矣。其谓创自孔子者，则《春秋》记事，与之多有乖忤（详见拙作《略论“五十凡”》一文，是知孔子亦未本之而修《经》。谓为刘歆之徒所窜加，则本节之论又足够其说。故今日可下结论曰：“《左氏》之凡例与书法同一来源，皆为《左传》原编者所随意加入者。”
三论“君子曰”
“君子曰”云云，先秦书籍中多有之，如诸子及《国策》、《国语》等书是。《左传》中亦有所谓“君子曰”，其性质与诸子、《国策》等书同，皆作者对于某事某人所下之论断也。此项论断或为其本人之意见，或为取自他人之议论，在当时固能代表一部分人之意见，而事过境迁，前人所认为公平论断者，在后人或视为荒谬不经，此《左传》“君子曰”为后人附益说之起因也。《朱子语类》卷八三云，“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是为疑“君子曰”之辞之始。清今文家出，掊击《左传》不遗余力，于是“君子曰”为伪窜说益盛，而《左传》任何部分之伪窜无不出于刘歆之手矣。但于古籍中所见之反证甚多，余前曾有《论“君子曰”》一文，载于浙江省立图书馆《文澜学报》第二期，由《国语》、《韩非子》、《史记》等证书《左传》“君子曰”非出后人窜入。此义实发自刘师培，余论不过加详而已。然前文疏漏仍多，今再重论之如下。
《国语》中“君子曰”云云，共有多处，今具引之如下：。
《晋语一》，“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东山。里克谏曰：……公不说。里克退，见太子。太子曰：‘君赐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夫为人子者，惧不孝，不惧不不得。……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处父子之间矣。’”
“……至于稷桑，狄人出逆，申生欲战。狐突谏曰，‘不可。……，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欢也，……不战而反，我罪滋厚。我战死，犹有令名焉。’果败狄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狐突杜门不出。君子曰：‘善深谋也。’”
《晋语二》：“二十六年，献公卒。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子将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杀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于是杀奚齐、卓子及骊姬，而请君于秦。既杀奚齐，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辅之。’苟息立卓子。里克又杀卓子。苟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穆公问冀芮曰：‘公子谁恃于晋？’对曰：‘臣闻之，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戏，……及其长也，弗改。故出亡无恶于国，而众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谁能恃乎?’君子曰：‘善以微劝也。’”
《晋语四》：“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闻之，战斗直为壮，曲为老，未报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退三舍避楚。楚众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战，楚众大败。君子曰：善以德劝。”
《晋语六》：“卻至甲冑而见客，兔冑而听命，曰：‘君子外臣至，以寡君之灵，閒蒙甲冑，不敢当拜君命之辱；为使者故，敢三肃之。’君子曰：‘勇以知礼。’”
《晋语七》：“公曰：‘微子，寡人无以待戎，无以济河。二三子何劳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以上诸事亦见于《左传》，惟《左传》仅僖公九年荀息死节一段有：“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芍息有焉。”虽与《国语》繁简不同，而意义类似。由此诸条，益知此种体裁为先秦史家所共有，非独《左传》有之也。然今文家固谓《左传》、《国语》本一书，窜之于《左传》，何弗能益之于《国语》耶?则又有说，当知上列《国语》之文皆《晋语》也，岂非予吾人以暗示，曰：“君子曰”之体裁尤为晋国史家所习用乎?如谓为刘歆所窜，则何以刘歆不窜入他语，而皆窜之于《晋语》耶?《左传》一书，本出魏人，清姚姬传有云：“余考其书(《左传》)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左传补注序》)。《左传》是否吴起所为，虽难肯定，然谓出自魏人，已渐为学术界所公认。然则《左传》中之有“君子曰”，盖当然也，奚待后人附益?而又有证据足助成此说者，则为在《左传》中作“君子如何”者，在《国语?鲁语》中乃作“某某人曰”，如《鲁语》云：
夏父弗忌为宗，烝，将脐僖公。宗人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冑之亲疏也。……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尝跻汤与文、武为不逾也。鲁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无乃不可乎?……’”
《左传》文公二年作：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尊僖公，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
二者字句虽有不同，而意义则一，是知《左传》作者变鲁宗人有司之言为君子之说也。此外尚有本于他人之议论者，如《左传》襄公三年有云：
“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僻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此段事实为先秦人士所艳称，君子所谓亦有所本也，《吕氏春秋?去私》云：
“晋平公(今按，应作悼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于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乎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祁黄羊即祁奚，二书所记略异，而祁奚之得称赞则一，是国人及孔子即《左传》所谓君子之前身也。又《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有云：
“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亦于祁奚有良好批评，是知《左氏》君子之称美祁奚，既取自孔子，又取于叔向也。非特《左氏》“君子曰”多为当时之名言谠论所化，而《左氏》中某人之言论，在他处亦有化为“君子曰”者。如《说苑?君道》云：
“宋大水，鲁人吊之曰：‘天降淫雨，……延及君地，……使臣敬吊。’宋人应之曰：‘寡人不佞，斋戒不谨，……天加以殃，又遗君忧，拜命之辱。’君子闻之曰：‘宋国其庶几乎！’问曰：‘何谓也?’日：‘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夫过而改之，是犹不过也。故曰“其庶几乎!”宋人闻之，夙兴夜寐，早朝晏退，吊死问疾，戮力宇内，三年岁丰政平。响使宋人不闻君子之语，则年谷未丰而国未宁。《诗》曰：‘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
《左传》庄公十一年载有此事云：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明礼，其庶乎!’”
是知《说苑》君子之言即臧文仲之言，因之亦知《左氏》君子之言亦多有所本也。盖《国语》编者仅知采用各国史料，未能融化，故于他国之语未加入“君子曰”之辞，而其所已有某人之议论，则亦未加修改也。
以上所论，谓“君子曰”为晋人所习用，正应为《左传》所原有，然疑之者或并持，《晋语》所有变出后人附益，则又有反证焉，《韩非子》及《史记》亦多引用《左氏》“君子曰”。《韩非子难四》有云：
“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恶矣!’公子圉曰：‘高伯其为戮乎，报恶已甚矣!’”
此事见于《左传》桓公十七年，其文云：
“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达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
两者文字，完全相同，当为韩非因袭《左传》。倘谓《韩非子》所引亦出伪窜，则韩非尚有对此事及“君子曰”之批评，曰：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于难者，报恶晚也。然则高伯之晚于死者，报恶甚也。明君不悬怒，悬怒则臣罪轻举以行计，则人主危。故灵台之饮，卫侯怒而不诛，故褚师作难；食鼋之羹，郑君怒而不诛，故子公杀君。君子之举知所恶，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诛焉，以及于死，故知所恶，以见其无权也。人君非独不足于见难而已，或不足于断制。今昭公见恶，稽罪而不诛，使渠弥含憎惧死以侥幸，故不免于杀，是昭公之报恶不甚也。”
此岂后人所得附益?则知《左传》之原有“君子曰”已成铁案矣。
此外《史记》中所载“君子曰”之辞，今亦具引之如下：
《秦本纪》：“三十六年，缪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以报郩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豭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呼!秦缪公之与人周也……’”转贴

又；“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
此二事俱本于《左传》，首段见文公三年，有云：“君子是以知秦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次段见于文公六年，有“君子曰”云云，与《史记》略同，惟文稍繁耳。
《鲁周公世家》：“[亡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左传》此段亦有“君子曰”文，较繁。
《宋微子世家》：“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之通义也。我其立和。’……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左传》隐公三年作：“君子日：‘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
又：“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讥华元不臣矣。”
《左传》亦有此文而较繁。
《晋世家》：“苟息曰：‘吾不可负先君言。’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荀息将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齐弟悼子而傅之。’苟息立悼子而葬献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珪之玷，犹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荀息之谓乎？不负其言。”
《左传》僖公九年“君子曰”语与此同。
又；“悼公问群臣可用者，祁傒举解狐。解狐，徑之仇。复问，举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谓不党矣!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
《左传》襄公三年有此故事，已见上文所引，“君子曰”之意义亦相同。
凡以上所引“君子曰”，文皆无后人伪窜之痕迹，则“君子曰”为《左传》原有，盖无疑问矣。
四《左传》古本说
《汉书?艺文志》载《春秋经》十一卷，《公羊》、《谷梁》各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是知《左氏》与《经》别行。因其记事多而书法少，不若《公》、《谷》之因《经》立义，故西汉人多已不知其书为传《经》。及经刘歆表扬，引《传》解《经》，乃反遭诸儒之反对。终汉之世，《经》、《传》别行，至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而因之乃有一事隔为两年者，致使辞声不接，形式乖忤。若《经》与《传》别行，则前后相接，此弊可免。然分《传》解《经》者，如能打破每年冠年，每月冠月之例，而以事为主，年月之上不碍有字，离碎之弊亦可免。余前曾作此工作，即以不同年月事实相接之文字抄出，以求《左传》古本之面目，后见俞樾之《左传古本分年考》一文(见《曲园杂纂》第十四)，与余之工作，不谋而合。既不敢以开创自居，亦不甘自认钞袭也。今列前文数段于后，以见《左氏》之真象。
一、“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经》：隐公元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今按：自“惠公元妃孟子”一段，至“摄也”，实不可分，前段乃说明隐公摄位之由者。杜预强置《经》前，殊失当。
二、桓公七年：“冬，曲沃伯诱晋小于侯，杀之。”
八年：“春，灭翼……冬，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
今按，此三事实相连系者，因曲沃伯之杀小子侯乃灭翼，因翼灭，王乃立缗于晋。实不可分也。以下直列前后文，读者自能看出，不再加说明。
三、庄公八年。“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九年：“春，雍廪杀无知。，
四、罐庄公十三年。“宋人背北杏之会。，十四年；“春，诸侯伐宋，。。。。。T，
五、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信。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阎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躇陵。”
六、僖公三年：“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
七、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遂奔狄。……乃送诸秦。秦伯纳女五人，怀赢与焉，奉沃盥，既而挥之。怒曰霉，。。。。“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于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不书，不告入也。”
八、成公四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
五年：“春，原、屏放诸齐。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
九、襄公二十五年：“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郏。其五月，秦、晋为成。晋韩起如秦莅盟，秦伯车如晋莅盟，成而不结。”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晋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员。行人子朱曰：……”
十、襄公二十六年：“齐人城郏之岁，其夏，齐乌余以廪丘奔晋。袭卫羊角，取之。……于是范宣子卒，诸侯弗能治也。及赵文子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晋侯日：‘晋为盟主，诸侯或相侵也，则讨而使归其地。今乌余之邑，皆讨类也。而贪之，是无以为盟主也。请归之!’公曰；‘诺。孰可使也?’对曰：‘胥梁带能无用师。’晋侯使往。”
二十七年：“春，胥梁带使诸丧邑者，具车徒以受地，必周。使乌余具车徒以受封，乌余以其众出。使诸侯伪效乌余之封者，而遂执之，尽获之。皆取其邑而归诸侯，诸侯是以睦于晋。”
十一、定公元年：“周巩简公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巩氏之群子弟贼简公。”
十二、哀公十一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
十二年 ：“春，王正月，用田赋。”
其他例证尚多，读者可参考俞樾之《左传古本分年考》，俞氏与余所举之例亦有不同。后之刊《经》，《传》者，如能免去每年必以年建首，年前文字割归上年尾之陋习，则文义可通；无文法鹘突之尸病矣。
下篇论《左传》与《国语》之关系
一 近人对子此问题研究之已有成绩
近十年来，中外学者于《左传》、《国语》等问题，类能抛弃家法成见，用比较或统计方法，以求其相互之关系及其本身之真相。作者研讨此问题之先，愿将著名之诸家意见，作一介绍，以见此问题研讨所至之阶段焉。
第一，本人所愿提出介绍者为瑞典人高本汉。彼用比较文法之方法，于《左传》、《国语》二书之研究皆有良好之成绩。高氏所著有《左传真伪考》一书，已由陆侃如君译出，今撮述其重要结论于次。一、从文法上证明《左传》非鲁人作。彼曾选用七种助词作为比较标准。(一)“若”与“如”；(二)“斯”作“则”字解；(三)子“斯”作“此”字解；(四)“乎”作“於”字解；(五)“与”字作疑问语尾；(六)“及”与“与”；(七)“於”与“于”。所用与《左传》比较者为《论语》、《孟子》等鲁人之作品，假定此等书所用之语为：“鲁语”，《左传》所用之语为“左语”。比较结果：《左传》文法与《论语》，《孟子》大多不同。故《左传》既非孔子所作，又非孔门弟子或“鲁君子”所作。二、在以上七项文法标准之外，又加两项，一为“吾”，“我”、“予”，一为“邪”与“耶”，共计九项，以与《国语》互相比较，结果，仅有第一项“如”与“若”用法，《国语》与《左传》不同，其余八项皆相符合。故谓二书为用同一方言人所作。但因第一项之微异及二书内容之不同，又决非一人之作。故其说虽接近今文家之主张，但非完全相同。
第二，本人所愿提出介绍者为卫聚贤。卫氏撰有《冬古史研究》一书，内容为《春秋》、《左传》及《国语》之研究。于三书撰述时期、作者，内容及传授问题多所探讨。彼多用统计及比较之方法。彼亦曾用方音上之证据及《春秋》、《左传》、《国语》分国记事详简之统计说明《左传》著者为晋人而非齐、鲁人，此与高本汉之说相近。但彼进而欲证明《左传》为子夏居西河所作，因传于左氏人吴起，故有“左氏”之名。彼于《国语》，则用比较明显法，说明：一、《周语》不取《左传》；二、《鲁语》采取《左传》；三、《齐语》非釆自《左传》与《管子》；四、《晋语》采取《左传》；五、《楚语》、《吴语》亦非采自《左传》。又用记载详确法售记载袒护法及所用方音、他人见证等说明：一、《国语》记载吴、越事较《左传》详确，证明其为吴越附近人所作；二、《国语》记载袒护楚国，证明其为与楚国有关人作品；三、《国语》多用《楚国》言语，证明其为楚国作品。又谓楚之《梼杌》即楚之《国语》。卫氏此种说法，颇多牵强琐屑，其可取之处，即《左传》、《国语》二书终非一书之分化一点是也。
第三，本人所愿提出介绍者为冯沅君。冯氏虽无专书讲此问题，然曾于《新月》杂志发表有《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一文(收入《<左传>真伪考及其他》一书)。彼用比较方法，说明二书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之处凡十五则，并引哀十三年《传》疏结束云：“……《经》据鲁史策书，《传》采鲁之简牍。鲁之所书，必是依实。《国语》之书，当国所记，或可曲笔直己，辞有抑扬，故与左异者多矣。郑玄云：‘不可依《国语》乱周公所定法。’玄云《国语》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冯氏以为不仅“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之处，可以说明二书之不可强合，并由文法组织上亦可说明二书之不同。此点之结论殊与高本汉相反。盖高氏之说实有疏忽。冯氏重作统计，说明《左》、《国》二书用字之不同。所用之字，计为：一、关于“於”、“于”之用法；二、“与”和“及”之用法；三、“邪”(耶)之用法；四、“奈”字之引用。由以上之诸种证明，于是谓《左传》与《国语》乃各不相干之二书也

第四，本人所愿提出介绍者为《燕京学报》第十六期之两籯文章，一为孙海波君之《国语真伪考》，一为卜德(DerkB  dde)君之《<左传>与<国语≥》。孙君之意见为：一、因《汉志》言《左氏传》三十卷，与《经》卷数不合，是知刘歆引以解《经》，实未尝割裂比附，今本《国语》未得为其编纂之余；二、因《国语》记事重出于《左传》者六十余事，果皆《国语》旧文，何左氏纪事之重烦愦愦若是?作伪者既已将《国语》所有录入《左传》，至其剩残，不当沓纷复见也；三、两书虽记一事，事实多不相同，如郑人伐滑节中所引《棠棣》之诗，《国语》以为周文公作，《左传》以为召穆公作。若斯之类，不胜枚举，盖二书所据之史策不同，故其记载各殊，使果出诸一人之手，不当如是；四、试取今本《国语》、《左传》及《史记》所共同涉及之史迹，而比较其细节之同异，则《史记》所本者为今本《左传》而非今本《国语》。《左传》同于《国语》，复见引于《史记》者约八事，比较结果，知史迁之谱十二诸侯，所本者为《左传》(即原本《国语》)；而今本《国语》，当时似尚未成书。有此四事，足知《国语》与《左传》，非一书之化分也明矣。孙君不仅因《史记》之引《左传》不及《国语》而云《国语》为晚出，且因《国语》本书叙事之沓复，笔墨之异趣，以为显非出于一人之手，而为一时之书也。孙君虽诋《国语》，然亦不信《左氏传》为传《经》者，谓其即为原本《国语》，今本《国语》则刘歆辈所伪造也。        
卜德君之意见为：一、据二书引《诗》之多寡；二、因二书用“帝”及“上帝”之多寡不同，可证二书原非一物。以后又引钱玄同所论关于《左》、《国》二书之语，而解答之。篇幅不长，无甚精义。
第五，童书业先生于《浙江图书馆馆刊》四卷一期发表有《<国语>与<左传>问题后案》一文，其所得结论为：一、以《史记·周本纪》所载《国语》语与《国语》对照，知《周语》售《郑语》等在《史记》前已存在；二、以《国语》与《左传》相同文字对照，知《国语》出现在《左传》前；三、《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盖非传《经》之作；四、《左传》与《国语》非一书之分化，其证为：(一)记事重复；(二)记事冲突；(三)文法不同；(四)文体绝异；(五)古史传说冲突。五、《国语》中《齐语》、《吴语》、《越语》晚出。
以上六人说法，虽立证取材各有不同，而结论则有共同之点，即《左传》、《国语》本非一书是也。高本汉之说法虽接近今文家之主张，然亦不能说《左》、《国》本为一书。卫聚贤氏谓《国语》为楚人作，亦乏坚强之证据。案：《晋书·束皙传》载魏襄王(或云安釐王)墓发现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故《国语》之编辑，当出魏国也。孙海波君之说《左》、《国》非一书，自得其当，然以为《史记》未引《国语》，因谓其书晚出，实较疏忽，《周本纪》、《孔子世家》固多引《国语》之文，盖《左》、《国》同具之事，史迁多引《左传》；《左》所无者，则引《国语》也。谓《左氏传》原非传《经》之作亦失当，读者参阅本文上章可知。然而问题之大体趋于解决者，则为《左》、《国》本非一书一点。守康有为氏之说者，有钱玄同氏，其言曰：
“一、《左传》记周事颇略，故《周语》所存春秋时代的周事尚详。二、《左传》记鲁事最详，而残余之《鲁语》所记多半是琐事。……三、《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所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政迹，竟全无记载，而《齐语》则专记此事。四、《晋语》中同于《左传》者最多，而关于霸业之荦荦大端，记载甚略，《左传》则甚详。五、《郑语》皆春秋以前事。六、《楚语》同于《左传》者亦多，关于大端的记载亦甚略。七、《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卒致亡国事，《左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是异常简略，与齐桓霸业相同。八、《越语》专记越灭吴的经过，《左传》全无”(《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钱先生据此八点认为《左》、《国》为一书之分化，粗看似有理由，然细探按之，则均可解答。盖二书取材除《齐语》、《郑语》另有所本，《吴》、《越》二语晚出外，其余《周》、《鲁》、《晋》、《楚》诸国语大抵相同，凡有详略，皆《国语》重“言”，而《左传》记动，顾名思义，《语》当记语，《春秋》当记事也（《左传》原名或为《左氏春秋》），此项下有详论。故因二书互有详略一点，即谓二书源本为一，未可云当。且先秦书籍，引用此二书之名称亦不同，详见本章第三节之论证，可以推翻康、崔一派之说。本人于上列诸家所论证之外，尚有所论，足资补证二书非一书之分化者，今述之于后。
二《左》、《国》体裁之不同
《国语·楚语上》有云：
“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以上诸书，叔时所说以教太子箴者也。九类之中，乃有“语”之一种，其功用在“使明其德”，或即今日所见《国语》一流之书。春秋讲褒贬，故志道废兴，语盖嘉言谠论之总集也。以今日之《国语》与《左传》比较，实虚多而实少，二书同载一事，多为《左》传其动态，而《国》记其言谈，此例甚多，今检列若干条于后。
一、《周语中》：“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王弗许，日：‘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先王岂有赖焉。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足以供给神祇而已。……’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
《左》僖二十五年：“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戊午，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櫕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
《周语》王言甚长，未具引，《左传》则甚略；此外类此者尚多，所有引文，读者可自比观，不再加说明。
二、《周语中》：“王至自郑，以阳樊赐晋文公。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呼日：‘王以晋君为能德，故劳之以阳樊。阳樊怀我王德，是以未从于晋。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使无有远志?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军之所寻，将蛮、夷、戎售狄之骄逸不虔，于是乎致武。此羸者阳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征，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师!君之武震，无乃玩而顿乎?臣闻之日：“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阳不承获甸，而祇以觌武，臣是以惧。不然，其敢自爱也?且夫阳。岂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晋侯闻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阳民。”
《左》僖二十五年：“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三、《鲁语上》：“鲁饥，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铸名器，藏宝财，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国病矣，君奉以名器，请籴于齐。’公曰：‘谁使?’对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辰请如齐。’公使往。从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请之，其为选事乎？’文仲曰：‘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国家无违。今我不如齐，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与玉磬如齐告籴，曰：‘天灾流行，戾于敝邑，饥馑荐降，民蠃几卒。大惧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职贡业事之不共而获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滞积以纾执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职。岂唯寡君与二三臣实受君赐，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实永飨而赖之。’齐人归其玉而予之籴。”
《左》庄二十八年：“冬，饥。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
四、《鲁语上》：“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始伯而欲固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诸侯。诸侯莫不望分而欲亲晋，皆将争先；晋不以固班，亦必亲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鲁之班长而又先，诸侯其谁望之，若少安，恐无及也。’从之，获地于诸侯为多。反，既复命，为之请曰：‘地之多也，重馆人之力也。臣闻之曰：“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衅，虽贵罚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请赏之。’乃出而爵之。”
《左》僖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新得诸侯。必亲其共，不速行更将无及也。’从之，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也。”
五、《鲁语下》：“齐闾丘来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闵马父笑，景伯问之。对曰：‘笑吾子之大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阙而为“恭”，楚恭王能知其过而为“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后恭，道将何为?”
《左》哀公八年：“秋，及齐平。九月，臧宾如如齐莅盟。齐阎丘明来莅盟。且逆季姬以归，嬖。”
六、《晋语一》：“武公伐翼，杀哀侯。止栾共子曰：‘苟无死，吾以子见天子，令子为上卿，制晋国之政。’辞曰：‘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废人之道，君何以训矣!且君知成之从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从君而贰，君焉用之?’遂斗而死。”
《左》桓公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缝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
些等例证尚多，今不具引。此皆《国详》详其言论。若《左传》详而《国语》略者，其例亦可得而知也。
一、《鲁语下》：“季武子为三军，叔孙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诸侯有卿无军，帅教卫以赞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无卿，帅赋以从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无奸慝。今我小侯也，处大国之间，缮贡赋以共从者，犹惧有讨。若为元侯之所，以怒大国，无乃不可乎?’弗从。遂作中军。”
此仍详于语言也，《左传》襄公十一年记事则稍详，而语言仍略：
“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穆子曰：‘然则盟诸。’乃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
城濮、鄢陵二战，《左传》净描写生动欲活，反观《国语》，则轻轻数语了之，去取之间可知也：
二、《晋语四》：“楚既陈，晋师退舍，军吏请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师老矣，必败，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闻之。战斗，直为壮，曲为老。未报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众莫不生气，不可谓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众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战，楚众大败。君子曰：‘善以德劝。’”
《左》僖二十八年：“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于次于城濮。楚师背酅而舍，……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日：‘寡君闻命矣。’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卻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鄢陵之战，亦复如是，《左传》于战事之描写最详尽，《国语》仅记当事人之语言而已。由以上多数例证，知《左》、《国》之体例本有不同，虽其所本之史策，或有相同，而去取之间，乃亦有歧异。若谓《左》、《国》之详略互异，即为古文学家割裂之证据，是未达一间之言也。犹有说者，言行本为一致，求其记言而不记行，或记行而忘言，本不可得，故《左传》之中不能毫无言论之记载，《国语》亦未能满幅空言，今日之说明亦只在其各有所偏而已，非谓泾、渭毫不相犯也。
三 西汉以前《左》、《国》名称之不同
刘逢禄氏之《左氏春秋考证》谓：
“《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
是谓《左传》本名《左氏春秋》，名为《春秋左氏传》乃东汉以后之事(按《春秋左氏传》一名，西汉时已成立；此谓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并非事实)。刘氏为今文学大师，然此说尚不为康有为及崔适等所信，盖康、崔多谓《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谓“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于《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一段，亦为后人所伪窜。然在《史记》以前之书籍，如《国策》、《韩非子》、《韩诗外传》等固多有称《左传》为“春秋”者，岂亦后人所窜加耶?
《楚策四》：“《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围聘于郑，未出竟，闻王病，反问疾，遂以冠缨绞王杀之，因自立也。……”又：“虞卿谓春申君日：‘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魏策三》：“昔者晋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卒假晋道。晋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
《韩非子·奸劫弑臣》：“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遂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因自立也。……’”
《韩诗外传四》：“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围聘于郑，未出境，回王疾，返问疾，遂以冠缨绞王而杀之，因自立。……’”
以上所引《春秋》皆《左传》也，故刘逢禄氏之说自是。但名为《左氏春秋》亦不害其传《经》之事实。《史记》引《公羊》固亦称《春秋》也。《左传》既名《左氏春秋》，而《国语》之见引于先秦书籍中，果何称耶?考《韩非子·说疑》有云：
“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
所谓“记”者，何书耶?《楚语上》有云：“故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
虽有微异(文王，武王)，大体固同，知《韩非子》之所谓“记”实即《国语》。吾人知先秦书籍引《左传》作“《春秋》之记”或“《春秋》之志”，于《国语》乃名之曰“记”，则知二书本非一书之分化也，
结论
晚今古文学大师，研究《左传》最精者，实推廖平及刘师培。廖平著有《春秋左氏古经说》一书，谓“左氏事业具于《传》，义例出于说，今《传》事说杂陈，乃先秦左氏弟子依《经》编年，(见潘祖荫序)。是谓《左传》本有书法、凡例也。刘师培多单篇论文，如《左氏不传春秋辨》，《周季诸子述左传考》等，皆有极精到之处。本人此文之撰成，，实受此二大师之启迪。斯文果有些微发现，皆前贤所赐也。撰文既竟，可下一结论曰：书法、凡例、解《经》语及“君子曰”等为《左传》所原有，非出后人之窜加，故《左传》本为传《经》之书。《国语》之文法、仲裁、记事、名称等皆与《左传》不同，故二者决非一书之割裂也。至于《左》、《国》二书之创始者为谁，成书者为谁，创作之时代在何时等问题，本人别有考证，今不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