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组织机制的反思，是《左传》的三大文化反思之一①。

社会组织机制，在当时，主要是君—臣—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的稳定和谐，是以这三者之间的权益分配符合某种社会既定的契约原则以及各自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处于大致均衡状态为其基础的。一旦这种契约原则遭到破坏，均衡状态部分或全部丧失，社会秩序便出现紊乱，甚至动荡播越，兵连祸结。因此，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良性与非良性的差异。

就君臣之间的非良性关系而言，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弑君”事件的发生。

春秋时代，“弑君”事件频繁发生，董仲舒《春秋繁露·灭国篇上》云：“《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②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亦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刘向上元帝封事又依史公之说，言“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胜数”。③颜师古《楚元王传注》，历数其名，强合三十六之数，又不数哀公十四年“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之事。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卷36曰，通经传而数之，弑君者“当有三十七”。④其实，梁氏的统计，亦不免遗漏，如果计入《左传·哀公十七年》所谓经后之传载，卫石圃因匠氏攻卫庄公，庄公逾墙折股，逃入戎州已氏，为已氏所杀，则通经传而数之，弑君者应为三十八。不过，统计上的一二之差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考察《左传》作者对于这些“弑君”事件的态度以及由之体现的思想内涵与文化内涵。

《左传》对于“弑君”事件的态度和看法最直接的表述，是宣公四年传文对《春秋》经文的“书法”解释及其“凡例”：

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

又，文公十六年传文亦有一条类似的“书法”解释：

书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无道也。

《左传》为解释《春秋》而作，其中有不少所谓《春秋》书法及解经语。不过，《左传》，甚至《公羊传》、《梁传》二传之解经，是否就是《春秋》之义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有些“经义”的阐发，确为《春秋》本义，如“吴楚之君不书葬”、“内讳不言奔”、“昭公娶吴女”、“天王狩于河阳”等等，皆是其例。⑤然而，三传对经文的解释，大多数并非《春秋》本义，只能看作三传自己所立之义。这种诠释者与被诠释者的意义悖离，是古今中外阐释学中的通例，既不足为怪，亦无可厚非。先儒不明是理，将诠释者与被诠释者混为一谈，对《左传》释经条例大加非难。如唐人啖助、赵匡、陆淳，宋人刘敞、叶梦得、黄仲炎，元人程端学，明人郝敬等，对《左传》凡例书法，多有挞伐。清人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亦云：“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且于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传文证曰：“此类释经，皆增饰之游词。”至于晚清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更谓其书法及解经语皆刘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康氏之说，荒唐无稽，自不足辩。即如唐宋人之论，亦是由不明经传之别，胶执泥固所造成的混乱矛盾，而反以己之固执厚诬左氏。其实，关于《左传》书法义例与《春秋》经文之关系，今人杨向奎论之最为持平。其言曰：

《左氏》书法及缘经立说之语凡四十六条，散见于《国策》、《礼记》、《史记》、《说苑》等书；仅凭“窜入”二字，似不足以服人之口而餍人之心。虽然，谓《左传》书法非后人所窜加，亦非即谓《春秋》有如此之书法也。《左传》诠经之义非必即《春秋》作者之义；自谓得《春秋》真义者，除此外，传世者尚有《公》、《谷》二传，孔子不复生，将谁使定三家之诚乎?……故三传之书法义例亦皆只是其本身所有义，必非真属于《春秋》也。⑥

因此，将《左传》书法凡例作为《左传》本身之义看待，不仅没有不妥，而且完全应该。不过，《左传》凡例、书法、解经语乃为《左传》本身之义，有些可通之于《左传》全文，但不必一一可通之于《左传》全文，有时因事而发，有时因文而设，不可以一成拘之。否则便如宋人黄仲炎《春秋通说》所言，“质诸此而彼碍，证诸前而后违”。此实为后学所不敢取。

《左传》凡例、书法、解经语之读法既已明了，依据上述宣公四年传文的“弑君”凡例，以及文公十六年的“宋人弑其君杵臼”的书法解释，我们便可以理解《左传》作者对于“弑君”事件的基本态度了。从“君无道”“臣之罪”的说法来看，作者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或赞成“弑君”，而是对这种历史现象进行客观冷静的思考，注重其发生的原因，给与谁是谁非的评断，或“罪君”或“罪臣”，或既“罪君”亦“罪臣”。从《左传》的实际叙述来看，作者对于“弑君”事件发生的直接或间接原因，除了少数事件，或由于史料不足而无传，或叙述较少之外，大部分都能交待清楚、叙述明白，并在叙述事件发生过程的同时，体现出自己明确的倾向性。

据我们统计，《春秋》经传所记“弑君”事件总共三十八起，其中，定公十三年经文《薛弑其君比”，左氏无传；而《左传·哀公十年》云“齐人弑悼公”，又言之甚略，可能皆因史料不足而或缺或简。襄公二十九年“阍弑吴子余祭”，为越俘以国仇相报，属特殊情况。昭公十九年“许世子弑其君买”，《左传》云“饮大子止之药卒”，且引君子之言“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以为说，态度比较暧昧，盖因系药物误伤还是故意谋杀，真相难明，故而含糊其辞。此外，桓公七年“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颜师古以为“弑君”，⑦此实应为灭国之例，与一般“弑君”有所不同。⑧除上述五例之外，其余三十三起“弑君”事件，在君臣道义上，作者的是非倾向，都是很明确的。兹以作者所述“弑君”事件性质，分三类胪列如下：

第一类，罪君者，共十三起。一、庄公八年，齐襄公诸儿被弑；二、僖公二十四年，晋怀公被弑；三、文公元年，楚成王被弑；四、文公十六年，宋昭公杵臼被弑；五、文公十八年，齐懿公商人被弑；六、宣公二年，晋灵公夷皋被弑；七、宣公十年，陈灵公平国被弑；八、襄公七年，郑僖公髡顽被弑；九、襄公三十年，蔡景侯固被弑；十、襄公三十一年，莒公买朱被弑；十一、昭公十三年，楚灵王熊虔被弑；十二、哀公四年，蔡昭公申被弑；十三、哀公十七年，卫庄公蒯聩被弑。

上述十三起“弑君”事件，其起因及过程虽然各不相同，但被弑者或淫或虐，或暴或贪，或逆理违常，终招杀身之祸，作者谴责的对象是君主。如晋灵公夷皋之被弑，《左传·宣公二年》云：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

然后，士季、赵盾轮番向灵公进谏。灵公不但不改，反而使杀手刺杀赵盾。刺杀未遂，又“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终于激起了赵盾之弟赵穿的愤怒，“杀灵公于桃园”，而立成公。此孟子之所谓“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者。⑨又如陈灵公平国，《左传·宣公九年》云：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

又，宣公十年载：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二子奔楚。

陈灵公君臣宣淫于夏姬，且相戏于朝堂之上，还残杀进谏之大臣。至于在夏氏家，公然以其子为似开玩笑，则更是取弑之道。杜注云：“灵公即位于今十五年，征舒已为卿，年大，无嫌是公子。盖以夏姬淫放，故谓其子为似以为戏。”杜注不免欠公允，夏姬固然“淫放”，但灵公君臣亦不免追腥逐臭。郑玄注《礼记》引此为说，倒是一语中的。《礼运》：“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郑注云：“无故而相之，是戏谑也。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数如夏氏，以取弑焉。”⑩郑注《礼记》，先得左氏文心矣。此为淫臣之母而遭弑者。至于蔡景侯被弑，则是淫其儿媳：“蔡景侯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11）而齐懿公商人之被弑，则是因其残暴不仁：

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之父争田，弗胜。及即位，乃掘而之，而使仆。纳阎职之妻，而使职骖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乃谋弑懿公，纳诸竹中。归，舍爵而行。（《左传·文公十八年》）

齐懿公本为恃强凌弱、弑君自立者，而即位之后，则死人之足，夺人之妻，其暴虐不仁太甚。邴、阎二人行弑之后，从容无所畏惧，归告祖庙而后逃亡，可见“齐人恶懿公，二人无所畏”。（12）此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也。（13）

亦有为君贪狠，过分削夺臣下权益而招弑者，如楚灵王熊虔：

楚子之为令尹也，杀大司马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夺居田。迁许而质许围。蔡洧有宠于王，王之灭蔡也，其父死焉，王使与于守而行。申之会，越大夫戮焉。王夺斗韦龟中；又夺成然邑，而使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氏之族及居、许围、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礼也，因群丧职之族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杀大子禄及公子罢敌。公子比为王，公子黑肱为令尹，次于鱼陂。公子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王闻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车下……曰：“皆叛矣。”……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芋尹申亥氏。（《左传·昭公十三年》）

楚灵王即昭公元年弑楚子郏敖而自立的公子围，即位之后改名虔。公子围早已势焰熏天，觊觎王位，会盟于虢，设服离卫，自比人君，招来各国与盟代表的纷纷议论。昭公元年，将聘于郑，未出国境，闻王有疾而返，趁入问王疾之机，勒杀楚王并杀其二子。即位之后，又贪狠暴戾，多所杀戮削夺，以至于众叛亲离。虽有芋尹无宇之子申亥的报德之举，终不免死于非命。在作者笔下，楚灵王无论为臣为君，都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其不以寿终，正事势所必然。

第二类，罪臣者，共十四起。一、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桓公完；二、隐公十一年，羽父使贼弑鲁隐公姑息。三、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殇公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四、桓公十七年，郑高渠弥弑郑昭公忽。五、庄公十四年，郑傅瑕弑郑子仪；六、庄公三十二年，庆父弑子般；七、闵公二年，庆父弑鲁闵公启方；八、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九、文公十八年，鲁襄仲弑子恶。十、襄公二十六年，卫宁喜弑其君剽。十一、昭公元年，楚公子围弑其君楚郏敖；十二、昭公二十七年，公子光弑吴王僚；十三、哀公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荼；十四、哀公十四年，齐陈恒弑其君简公壬。

上述十四起“弑君”事件，皆是君无过或无大过而遭弑者，其罪皆在臣子。其中，有篡位而弑君者，有篡政而弑君者，亦有篡位者与篡政者合谋弑君者，还有因其他事件而引发弑君者，不一而足。如卫州吁弑其君完乃因篡位而弑君者：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之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弗听。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左传·隐公三年》、《左传·隐公四年》）

州吁乃嬖人之子，因得卫庄公宠爱，骄奢淫佚。石进谏，庄公不纳，遂酿成弑君之祸。庄公爱子无以“义方”，遂遗祸于桓公。桓公被弑，本属无辜。无论就继承法还是就个人品德而言，州吁都不得立。作者叙述的笔墨，集中在州吁“骄奢淫佚”、“宠而好兵”，可见作者的态度。而石之子石厚与州吁游，石使陈人杀之，“大义灭亲”，君子赞之为“纯臣”，足以反证作者对州吁弑君的谴责。因篡政而弑君者，以陈乞弑其君荼最为典型：

齐陈乞伪事高、国者，每朝必骖乘焉；所从，必言诸大夫曰：“彼皆偃蹇，将弃子之命，皆曰：‘高、国得君，必逼我，盍去诸?’固将谋子，子早图之!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则曰：“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请就之位。”又谓诸大夫曰：“二子者祸矣，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尽去之而后君定。’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作而后，悔亦无及也。”大夫从之。夏六月戊辰，陈乞、鲍牧及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陈僖子使召公子阳生。……立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去鬻姒，杀王甲，拘江说，囚王豹于句渎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陈子曰：“微子，则不及此。然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匮，君二多难，敢布诸大夫。”……使毛迁孺子于骀，不至，杀诸野幕之下，葬诸殳冒淳。（《左传·哀公六年》）

陈乞为了篡夺齐国朝政，大耍阴谋两面派手法，除掉高、国，废掉幼君，迎立公子阳生。陈乞虽然没有手刃孺子，乃公子阳生（立为悼公）使朱毛为之，但正如公子阳生所言，“微子则不及此”。孺子荼之弑，实祸起于陈乞。经书“陈乞弑其君荼”，乃追首祸者。亦有篡政者与篡位者合谋弑君者。如卫宁喜弑其君剽即是其例：卫献公流亡在外十二年，希图假手宁喜复国，条件是“政由宁氏，祭则寡人”，而宁喜则视置君为儿戏，见利忘义，杀掉卫殇公（子叔），驱逐孙林父，以复卫献公。（14）这是一起谋位者与谋政者狼狈为奸演出的一场流血事件。《左传》言“罪在宁氏”，似乎肯定卫献公复国的合理性，而对宁喜为“政由宁氏”而弑君的无耻行径，则大为不满。至于宋华父督则是因好色而弑君：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娶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左传·桓公元年》、《左传·桓公二年》）

华父督乃好色之徒，杀其人而娶其妻，又弑殇公，且以“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为借口委罪于死者，用心何其歹毒，实为十恶不赦之罪人。因此，作者借君子之口说“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

第三类，既罪君且罪臣，共六起。一、庄公十二年，宋万弑宋闵公；二、僖公九年，晋里克杀奚齐及君卓；三、文公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四、宣公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五、成公十八年，晋弑其州蒲；六、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这六起弑君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过程各不相同，但作者的叙述，对于弑者与被弑者均有微词。如庄公十一、庄公十二年载宋万弑宋闵公：鲁宋乘丘之役（在庄公十年），鲁庄公射中宋万而生获之，既而送宋万归国。宋闵公以之为鲁俘而加以嘲笑戏谑，于是宋万乃因“一言攘臂”而生弑君之心。宋公对于宋万的态度，不论是戏言还是实话，都是不得体的。对比秦晋崤之战后秦穆公“素服郊次”，引咎自责，“不替孟明”，（15）宋闵公之于南宫长万，则弗如远甚。对于弑君者，作者也并不以事出有因而有所袒护。其同党猛获事后奔卫，宋人请之，“卫人欲勿与”，石祁子认为猛获乃“天下之恶”，“恶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补”，遂使归宋。陈人亦使妇人将宋万灌醉而后以犀牛皮裹送宋国，宋国将他们剁成肉酱。弑君者并没有好的下场。又，宣公四年，郑国的一起弑君事件，亦与之相类：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左传·宣公四年》）

郑灵公意气用事，于大庭广众之中辱没子公，此与宋闵公嘲宋万为鲁囚，不过一间之隔。而公子宋则因小忿不释而行弑君之逆，可见其不臣之心，且胁迫公子归生一同行逆。从作者的叙述来看，言语之间似乎于君于臣皆有指责。至于作者以这起弑君事件为鹄发凡起例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于君臣两贬的态度更为明显。至宣公十年，作者对此又作了一次总的交待：“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谥之曰‘灵’。”弑君之祸，殃及其家族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