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推介（五）

乔治

   《史记》作者司马迁，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天文学家；复姓司马，名迁，字子长，生于西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5年】，卒年不详，夏阳龙门人【今陕西韩城县南】，出生于世代史家，先祖是周代史官，父亲司马谈【以论先秦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要义宗旨闻名，崇尚道家—这是“文景之治”的时代特征，认为道家思想是“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小到风俗习惯的形成，大到国家治理，随便用到那个方面都是适宜的；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汉武帝时任太史令【掌管国家图书、天文历法、朝廷文书及大事记等】，对司马迁的一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受父亲教诲熏陶，司马迁自幼好学，遍及群书，弱冠初戴【古时男子二十岁成人，加冠，因体格未壮，所以叫弱冠】,便开始游历全国，采集风俗传说，考察历史遗迹：到过长江中下游的今天山东、河南一带，在庐山、会稽考察“禹疏三江”遗迹；在汨罗江凭吊屈原，在曲阜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在丰沛考察刘邦起兵处等等；三十五岁时受武帝之命，到过今天四川西部、云南保山、腾冲一带安抚西南夷；后又随汉武帝巡猎封禅，足迹遍及全国【“余尝西至崆峒（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北过涿鹿（涿鹿山，今河北涿鹿县东南），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丰富的阅历为撰写《史记》打下坚实的基础。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子承父业，继任太史令，饱览国家图书馆图书；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42岁时着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时47岁，为将军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辩解【李陵，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74年；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飞将军”李广之孙，天汉二年秋率五千人深入千余里，被匈奴八万人围困，死伤过半，杀敌万余，散兵四百返还，李陵投降，做了匈奴首领单于的女婿，《史记》、《汉书》均有传；《古文观止》选有李陵的《答苏武书》，可以参照】，认为李陵投降，出于无奈，必将寻机报效朝廷，恰逢武帝询问，司马迁直言上告。武帝大怒，借机以此惩戒其他将军，司马迁于是获罪入狱三年，受宫刑【又叫腐性，即阉割，在当时是一种人格死刑，比肉体死刑更难以接受：“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利欲熏心图财而招致的灾难最惨烈，内心受害以致心死最让人悲痛，辱没父兄祖先的言行最丑陋，遭受生不如死的宫刑最遭人唾弃），《古文观止》所选《报任安书》即为血泪控诉】。出狱后改任中书令【在皇帝身边掌管文书，大致相当于秘书】，生不如死，但想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因而在“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足，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感召鼓舞下【古时文王被拘禁在羑（you,由）里而演绎《周易》，孔子被困在陈、蔡两地而著《春秋》，屈原被流放而抒发《离骚》，左丘明失明才有了《国语》，孙子遭剜去膝盖而写定《兵法》，吕不韦贬谪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逃亡秦国而著《说难》、《孤愤》，包括《诗经》三百篇，大概都是心存大志者激情抒发心中愤慨的作为吧！】，发愤著书，约在五十五岁时完稿【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3年，《报任安书》写于此时；自此以后，历史上再也没有关于司马迁的任何记载】，历时十二年。此外，《汉书·艺文志》记载还有8篇赋，今天仅存《悲士不遇赋》。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还倡议并主持制定了著名的《太初历》，即今天仍在使用的夏历；除了在“纪”、“表”、“传”中涉及的天文资料及阐述外，《史记》还有《历书》和《天官书》两篇关于天文学的专论，开创了史书记述天文的先例，形成传统。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始称《史记》，《隋书·经籍志》建立“史部”图书，《史记》排列第一，“史记”的名称从此确立；《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体裁上开历史先河，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历史学家大多采用这种写法。作者以人物为中心，按年代展开事件，以“记”、“表”、“书”、“世家”、“传”五种体裁记述，根据这个特点，人们就把《史记》的这种编排体例叫做“纪传体”。

   魏、蜀、吴三国的动荡时期结束后，汉定天下，经“文景之治”的修生养息，至汉武帝，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学术由“争鸣”走向“综合”；汉惠帝时已设立乐府令，武帝时设立专门机构乐府，收集全国各地大量民歌民谣【今天见到的汉乐府诗多出于此时】，修改配乐，在宫廷和民间广为流传，形成空前兴盛的局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与盛唐时期合称为“汉唐文明”。在《史记》之前，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编年史的《春秋》、《左传》，国别体记言叙事的《国语》、《战国策》，记载自黄帝至春秋各国诸侯大夫等的姓氏、世系、居所、制作等的《世本》【《史记》中的“赞”、“传”多次提到此书，《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记载《世本》十五篇；此书于宋代亡佚，清代有摘自各种书籍的辑本】，以文告形式的《尚书》，卜筮形式的《易经》，专著形式反映典制的《周礼》、《仪礼》、《礼记》，以及诸子百家的著述等等，为《史记》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先秦文学的兴起，诸子百家散文的传颂【屈原的《离骚》虽是韵文，但文学水平极高，影响巨大；汉代刘向以屈原作品为主，收录战国时诗人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本人的十六篇作品，命名为《楚辞》】，汉初以贾谊、司马相如等为代表的文学家，才华横溢，激情荡漾，辞藻华丽，形成赋的新型文学体裁【像后来命名唐诗、宋词一样，这种文章被命名为“汉赋”】，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文学样式，使汉代的文学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司马迁吸取前人成果，以自己的才华和阅历撰写的《史记》，代表着汉代散文及后来历史散文的最高水平。

   《史记》一书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三千余年的历史，规模宏大，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可谓包罗万象，内容极为丰富。全书共分为“本纪”十二篇，记述历代帝王事迹；“表”八篇，将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名臣的事例按顺序概括记入表格；“书”十篇，专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世家”三十篇，记述春秋战国以来各诸侯国及汉代所封诸侯的历史；“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记述自殷商伯夷以来历代各方面杰出人物的事迹，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在《史记》中，作者还一反先秦常态，直接以“太史公”的名义对人物事件直接发表意见，阐发感受，直书胸臆，融入极为深沉而强烈的主观情感；正因为如此，一代文豪鲁迅赞誉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撰写《史记》，立意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研究自然与国家、社会、人生的关系，疏通国家、社会、人生古今演变的规律，形成有别于他人的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继承《左传》的传统，“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以尊重客观史实的传统史家态度，秉笔直书，毫不掩饰，“俟后世圣人君子”，优劣得失，任人评说。《史记》的人物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帝王将相，也有平民百姓；既有政治家、大学者，也有刺客游侠、倡优卜筮；既有王公贵胄，也有起义农民；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凡历史所及，无所不写。综合先秦以来描写人物所长，加上作者高超的文学描写手法，善于以角色自己的语言刻画人物，因而《史记》中人物的性格特征、音容笑貌、言行举止，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所述事件委婉曲折，详略取舍十分得体，就连后来的大学者班固也说《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善于详略取舍、清楚明白叙述事件，文辞雄辩又非华而不实，文风朴实又不落俗套；这种文风评价，也来源于孔子“文质彬彬”的观点】；因此，《史记》不仅是不朽的历史巨著，更是不朽的文学巨著，为后来历代学者自觉的必读书。

    《史记》不仅在史学、文学等方面代表着汉代的最高水平，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国史学、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极其巨大的影响：“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宋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郑樵（1103—1162）语，生于北宋徽宗二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名著《通志》二百卷，直承《史记》】。《史记》之后，班固著《汉书》，完全承袭《史记》，后来史书，无不受其影响。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大散文家韩愈，则视《史记》为文章典范。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更深得《史记》神韵，其《五代史伶官传序》酷似《史记·伯夷列传》。不光是他们，代表唐宋散文最高水平的“唐宋八大家”，无一例外。即使是明清小说、戏剧，也能见到《史记》的影子：《史记》的人物传记、故事情节简练生动，绘声绘色，以人物言行表现性格，避免冗长繁叙等等手法，都为小说家吸取；广为流传的戏剧《窃符救赵》、《楚汉春秋》、《琴心记》等，更是直接取材于《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