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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人物形象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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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累积型”人物形象分析
襄公三十年子产初为政，国内的政治局势很不安定，七大强宗并与国政。罕、驷、丰三氏为同母兄弟，关系密切，更为强中之强。“安定国家，必大焉先”，使三氏顺服是安定局势的关键。此时罕氏已与游、印氏同为执政，唯有驷、丰不服。所以子产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有事伯石，赂之与邑”。他非常懂得人“无欲实难”的道理，因而采用“贿以利”的方式制服丰氏。然后，在处理子?（子驷之子）、子南（子游之子）争婚的纠纷中大大削弱了驷氏的气焰。争婚案的裁断是十分微妙的，明明是子?的不是，子产却判了个“直钧，幼贱有罪，罪在楚也”，定了子南五条罪名，发配到吴地去了。因为在各大族都干预这一纠纷的棘手情况下，必须首先稳住驷氏的情绪，欲擒故纵，等待时机再将其置于死地。调解、平衡各大族间的关系，保持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这就是子产内政的基本策略。不毁乡校的宽容，也主要是考虑到本阶级成员的利益，而对于一般民众他则是主张用严法：如德不足，为政“莫如猛”(36)。
在对外事务上，更可见子产的机敏和应变能力。他审度晋楚两霸对峙而又相互制约的形势，为郑国选择了依附晋国又不开罪楚国的两全之策，在避免轮番遭受侵害、蹂躏的同时，又保持较多的自主权利。他凭借郑国绾毂南北、联络东西的重要枢纽位置，争得国家的自守自立。为了应付大国贪得无厌的索求，子产想方设法，以各种形式拒绝大国的无理要求，或争（班贡争承）、或严辞声明（遗范宣子书）、或婉言推托（辞韩宣子求环）。对大国鄙夷郑国的任何行为，则策略地予以违抗（坏晋馆垣、答晋问驷乞之立故），不卑不亢地维护国家的尊严。
子产是一个完美的贵族执政的形象，凡是理想官吏所应具备的品质，在子产身上都得到了最具体的表现。《左传》作者对他没有一句空泛的赞词，没有一处抽象的评论，子产的性格特征完全是通过描述他在政治生活中的一言一行表现出来的，读来生动而感人。或如冯李骅所言：“读其文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左绣?读左卮言》）
从以上三个“累积型”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左传》人物描写的一些基本特点，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具体的记事描写人物，在记写人物事迹时，特别注意选取人物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例。这种选择 ，体现着作者描写人物的能力。
具体的记事首先必定是有关国家安危存亡的政治事件。因为只有在政治事态最为紧迫的时刻，才能充分表现人物的性格和能力，这正如后代文学作品中的以“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一样。因此写晋文公就一定要写骊姬的谋乱、晋公子的出亡、城濮大战；写楚灵王就势必要记他弑君自立、大会诸侯和蔡公因乱夺权等大事，写子产就必须记录春秋史上第一次“作丘赋”和“铸刑鼎”。虽然这些本来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但是它们在表现历史人物方面却成为人物形象活动的“典型环境”。可以说，在记事中写人、在写人中记事，这是《左传》的重要写作特点。
第二，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是和时代的政治标准（即“礼”）密切相关的，作者的审美观念在人物描写中表现 为明显的倾向性。
大凡言行符合“礼”的就是好人（明主、仁君、贤相、良臣），违反“礼”的就是坏人（昏君、暴君、庸君、乱臣、贼臣）。而且好人便处处好，坏人便事事坏。晋文公生来就注定要为王称霸，子产的足智多谋是自小如此的，楚灵王则一露面便是个无赖公子的形象。此外，在《左传》里好人事事有吉兆，坏人时时有恶征，占卜、梦境、天象及智者的言论都是证明。其实，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好人不可能没有过失，坏人也不可能事事皆错，人们不能如此简单地预料人的一生。《左传》的描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历史家在既成事实之后，重新考察历史人物以往言行得失的结果，作者把这种历史的鉴定赋予了《左传》的人物形象。因为历史给人们提供的借鉴和榜样是一定要明确而典型的，不能亦好亦坏，故此人物形象呈现为单一的色彩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一点在下文对“闪现型”人物形象的分析中可以得到更具体的证明。
二 “闪现型”人物形象分析
《左传》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形象是只通过一件事（每个人物）来表现性格的。这类写人的笔法极为灵便活泼，一时一事，一人一事，一人数事，文字经济而人物鲜明。这些形象的出现虽一纵即逝、一闪而过，然而却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很像绘画艺术中的“速写”，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人物的特征，在一瞬间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记。
因为《左传》中的这些形象并非历史人物的完整显现，所以在某件事或某一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往往只是他们某一方面的性格要素，我们只有在同一类的形象中，才能看到较为完整的人格。以下拟分三类形象来分析：封建的武士、地位卑下的小人物和各种女性。
1.封建武士的形象
武士是封建时代“士”阶层中的骨干，是“国之干城”。《左传》中这类人物极多，虽然作者并不给他们很多单独表演的机会，但是他们全体所表现出来的武士性格却是鲜明而壮美的。概括地说，这些形象的基本特征就是真诚、尚公、忠于职守、信守誓言。他们有勇力，知荣辱，不近女色，不惜生命，而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们永远无条件地效忠君主。这在本质上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十分相似，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是中国的“武士”。
隐公四年记“石雌大义灭亲”，石雌在《左传》中仅此一见。“义”是石雌性格的唯一特征，“君子”称他为“纯臣也”。为了保全国家的利益，为了忠于为臣的职责，他可以杀掉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武士的品格。在这里没有西方文学中常见的理念、情感的矛盾，也不必担心杀了儿子会被人认为残忍和无情。
在《左传》里，同样是忠于职守、不违君命的人物还有许多。郑国的原繁，为臣无二心，在郑厉公出亡期间“典司宗吊”、“无里言”。但是郑厉公返国后却怀疑他的忠诚，原繁以一死表白自己的忠贞无二（《左传?庄公十四年》）。晋国荀息受晋献公遗嘱为顾命大臣，辅立奚齐，他“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然而事终不成。荀息信守自己的诺言，“死之”（《左传?僖公九年》）。卫国元?受君命奉叔武摄政，卫成公听信谗言杀死了他的儿子，而“?不废命”，仍然奉夷叔以入守（《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尽管他们效忠的都不是什么明君圣主，但只要是君，就必定对之忠心耿耿。
又有楚国左司马文之无畏，从国君田猎，“宋公违命，无畏?其仆以徇”，他“当官以行”，不因为“爱死以乱官”（《左传?文公十年》）。晋国使臣解扬，到宋国去报信，不幸被郑人俘虏送往楚国，“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解扬假意应允，“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他对楚子的回答是武士本色的最好体现：
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炻，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左传?宣公十五年》）
再有，卫大夫孔达为解除晋国对卫的军事讨伐，勇敢地承担了引起祸端的责任：“苟利社稷，请以我说！”（《左传?宣公十三、十四年》）遂自缢而死。卫国因而免除了一场灾祸。齐大夫华还与莒军相遇，情况危急，“莒子重赂之，使无死”，华还义正辞严拒绝了：“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于是奋勇迎敌（《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臣公孙青聘于卫，适逢卫国内乱，卫灵公避乱郊外，公孙青就遵照齐景公“阿下执事”的命令，在不能行聘礼的情况下，“以其良马见”，并且“亲执铎，终夕与于燎”（《左传?昭公二十年》）。楚臣申包胥如秦乞师，“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而他立了功并不要任何奖赏，因为是“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左传?定公五年》）。
这是些可歌可泣的形象，他们信守“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君，耦俱无猜，贞也”（《左传?僖公九年》荀息言）的信条，在名利、生死面前表现得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们的事迹至今读来令人感奋。如果除去“忠”、“义”道德的封建内容，那么这种不苟活、追求生命价值的精神又是何等可敬可叹啊！
武士崇尚勇力，惊人的膂力和过人的胆量都是他们的骄傲。晋国魏?力大无比，胸部受了重伤仍能“距跃三百，曲踊三百”（《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鲁国叔梁纥能用手托住悬门；狄?弥能“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橹”；秦堇夫缘索登城，“及堞而绝之，队，则又悬之，苏而复上者三”（《左传?襄公十年》）。再有像养由基、魏?、颜高等(37)神射手，作者都给了他们应有的荣耀。
武士有最强烈的荣誉感，自尊心极强，视名誉高于生命。《左传》记下了无数动人的事例：鲁公孙敖之二子受孟献子的宠爱，但为了辟除谮言，同在战斗中以死雪耻。（《左传?文公十五年》）晋襄公车右狼搀，在箕之役被先轸罢黜，不禁大怒，但是当其友欲为他发难时却被他制止了，他说：“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他在激战中“以其属驰秦师，死焉，晋师从之，大败秦师”。（《左传?文公二年》）晋厉公车右栾嫘，迁延之役中因耻晋之无功，“与士鞅驰秦师，死焉”。（《左传?襄公十四年》）鲁大夫臧坚被齐国俘虏，齐灵公派阉人夙沙卫去慰问他，臧坚耻于“使其刑臣礼于士”，“以?抉其伤而死”。（《左传?襄公十七年》晋先轸则因“逞志于君”而“自讨”，“免胄入狄师，死焉”。（《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众所周知，著名的?之战的直接导因即是晋将嘤克在齐国受到了羞辱(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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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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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左传》的人物形象刻画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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