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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之诸国之史，鲁史设立最早，鲁春秋最为详备。古人言：“晋乘、楚梼杌、鲁春秋一也。”是各国多有史官记本国之史。
今人杨公骥先生曾对左丘明生活后期著作《左传》事作过令人信服的科学考察，统计《左传》记事的阶段性详略繁简：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之成公十八年（前573年）计150年，《左传》用字7.3万；襄公元年（前572年）至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计63年，用字7.9万；定公元年（前509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前467年），计42年，用字仅2.7万。杨先生据此分析：第一阶段时间久远，记事时间长，材料少，记述较简；第二阶段时间近些，记事时间较第一阶段短得多，用字反而比第一阶段多，说明所记时代距作者较近，掌握的材料多；第三阶段时间更近，理应更详，反而简略，说明作者就生活在这一时期，记述这一时期的“史书”尚未公开，更因为所记述的历史人物或健在，或其后代势力强大，故作者下笔有所顾虑，率多有事而无辞。 《左传》对日食的记载缺漏，杨先生查出《春秋》载有三十七次日食，而记同一时段的《左传》只载十次，其中前五次日食发生在鲁昭公在位之前，后五次日食发生在昭公时代。《左传》记前五次，完全是根据鲁史《春秋》，除转述年月日外，只作些解说而已。但记昭公时发生的五次日食还记述了人们对每次日食的看法、想法、说法和由日食“引起”的故事和事件，记述很详细，富有故事性，吸收了各种传说。我们认为这说明昭公时代记日食的资料是现成的，并非作者自己原始记录，作者身不在鲁，既不承担任何个人责任，这些记述对鲁国季氏有利而无碍。对于鲁史《春秋》记载的定公五年、十二年、十五年、哀公十四年这四次日食，《左传》却全无记载。我们认为这是有意回避。因为记述日食这重大天变，必联系列国人事变迁、上天加祸的兆应或预言。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必然联系鲁公失政，大夫专政，作者采取回避手法，确是有心袒护季氏，视鲁公失政为合天意顺民心。《左传·哀公十六年》记哀公诔孔子之辞及子贡讥评哀公之语。《二十四年》记哀公立妾为夫人，把公子荆立为太子，不听宗人劝告，“国人始恶之”。《二十五年》记哀公指桑骂槐地说季康子是“食言而肥”，“饮酒不乐，公与大夫始有恶”。《二十七年》记：“夏，四月，已亥，季康子卒，公吊焉，降礼。”不记“三桓攻公”，隐去哀公“卒于有山氏”，而闪烁其辞地记为“国人施公孙有山氏”，还指责哀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这是《左传》记哀公二十七年间事与汉司马迁记这段事之异同。由《左传》记哀公事看出作者明显谴责哀公，昭示哀公为国人所恶，与大夫有恶，对正卿临丧“降礼”。作者笔下的哀公成了国人、大夫皆欲杀之的无耻昏君，其不得好死是因其欲借越人伐己国，惩大夫，是咎由自取，合于子贡“君其不没于鲁乎”之预言。而于季氏则无一辞相贬。可见作者非鲁太史，不为鲁公重用，仇恨哀公。若其为鲁太史，身有劝谏之责，记哀公不道即为谴太史失职，于理不合也。《左传》作者袒护季氏，必为季氏所用，故著《左传》彰明季氏之宜主鲁政，哀公宜失政。《左传》作者应是掌握鲁国典籍的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的鲁国君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