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传》记事，是按照编年的形式，具体来说，也就是按照年、时、月、日的先后顺序来记事。
先说记“年”：这个“年”其实并不是以当时的周天子为中心的纪年，而是鲁国国君的在位年次。《左传》里面记载的鲁国国君，一共有12位，始于鲁隐公，终于鲁哀公，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
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
每位鲁国国君在位期间，记事都是从元年开始，元年也就是国君在位的第一年，然后二年，然后三年，如此类推。无论是其他诸侯国，甚至是周天子，有关他们的记载，在《左传》中也都被统入到这个纪年框架之中。这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而《春秋》本就是鲁国史官对鲁国历史的记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去尝试读一读《左传》，那么记住这12个鲁公的顺序，将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它可以被视为一个时间轴。
再说“时”：“时”就是季节，即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在《左传》中，一年的记事，总是以春季为开始，因为春季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季节，最后以冬季作为结束。
“月”：即月份，按照一年中十二个月的顺序，从正月也就是一月开始，到十二月结束。
“日”：即一个月里的每一天。记日也是按照一个月里日子的先后顺序，大月30天，小月29天。不过《左传》记日不使用我们今天初一、初二的这种方法，而是用干支(也就是60个甲子)的顺序来纪日。“干”是天干，共10个，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支”是地支，共12个，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0天干和12地支依次一共可以组成60个干支，又称为60甲子(以“甲子”开始，以“癸亥”结束)。
10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12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由10个天干和12个地支组成了60干支：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
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
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用干支来纪日的这种传统在中国起源很早，在商代的甲骨文记载中就已经很常见了。这60个甲子在记日时循环反复使用，是一个有序的组合，如果某一个月的第一天是甲子，那么我们就知道乙丑是这一个月的第二天，丙寅是这一个月的第三天，癸酉是这一个月的第十天，依次类推。但是，由于大月有30天而小月却只有29天，而干支却有60个，它们并没有完全吻合，所以，往往实际情况是，一个月的第一天常常并不是从“甲子”开始的。要想知道某一个干支纪日到底是这一个月的第几天，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知道这一个月的第一天的干支是什么，然后按照顺序一推就知道了。所以古人特别注意记载一个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朔”日)或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晦”日)，这一天的干支是什么，只有知道了一个月第一天或者最后一天的干支是什么，我们才能推出这一个月里的其他的记日干支到底是第几天。所以，记载朔、晦很重要。例如《左传》僖公五年记载：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
那么我们就知道“丙子”这一天是十二月的第一天，在这一天晋国灭掉了虢国。又如《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
十月……丙寅晦，齐师夜遁。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一年十月份的最后一天是丙寅，齐国的军队在晚上悄悄撤走了。但实际上，遗憾的是，古书里特别明确记载某一月“朔”或“晦”是哪一个干支的材料并不多，所以对于我们今天一般人来说，要想通过这种记日的方法，去弄清楚上古时期某个干支所记的日子到底是这一个月的哪一天，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左传》这种按照年、时、月、日先后顺序记载历史的体裁形式，后世称之为“编年体”。编年体是先秦史书编撰体裁的主流。为了大家对这种编年体裁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下面我们来看《左传》里的《春秋经》中的第一句话：
元年春王正月。
这句记载中，“元年”就是记年，表示这一年是鲁隐公元年，也就是鲁隐公在位的第一年，即公元前722年；“春”就是春季；“正月”大家都知道，指一年中的第一个月。这一句话，包含了年、时、月这三个时间因素，只是没有日。
那么，此句中的“王”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王”是指周王，在这里表示鲁国使用的历法是周王的历法，即王历，也即所谓的“周正”。在上古时代，有所谓“三正”，即夏、商、周三代各自使用的历法：夏正、殷正、周正。“夏正”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农历；“殷正”则是在“夏正”的基础上早一个月，把今天农历的十二月作为正月；“周正”则又在“殷正”的基础上再早一个月，即把今天农历的十一月作为正月。
三正的区别是岁首不一样，也就是一年的第一个月的早晚不一样。其中的“夏历”比较适用于农业生产，今天都还在使用，我们过的许多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都是根据夏历而确定的。
在春秋时期并非每个诸侯国都使用周历，例如晋国，使用的就是夏历；而宋国，使用的是殷历。后世，如《孟子》中基本使用周历，而《楚辞》则基本使用夏历。鲁国和周王朝的关系最亲密，它的始封之祖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公”，鲁是周王朝的兄弟之国。从《左传》里的《春秋经》来看，鲁国从隐公到哀公这二百多年内，一直都使用的是王历，也就是“周正”。周历和今天的农历相差2个月，这里大家也就明白，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所以周历的春季，实际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冬季了。例如，《春秋经》成公二年出现了“二月无冰”这一罕见现象，而被史官记录下来，如果是夏历二月，那么东风解冻，无冰不是什么异常现象，也不需要史官记录下来；这里的“二月”是指周历的二月，也即夏历的十二月，正是隆冬季节，却没有冰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一个“暖冬”，所以史官要把这一异常情况写下来。
在《左传》的记载中，有的时候也会使用夏历，例如，隐公六年，《春秋经》里记载：
冬，宋人取长葛。
冬季，宋国攻取了长葛这个地方。在《左传》中却记载为：
秋，宋人取长葛。
周历的冬季相当于夏历的秋季，可见，《左传》在这里使用的是夏历。
按照《春秋》的记事原则，鲁国国君的元年史官都应记载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然而这儿鲁隐公元年却只记“元年春王正月”，而没有记载“公即位”，这是为什么呢？《左传》对此有明确的解释：
不书即位，摄也。
《左传》的解释是：不记载鲁隐公即位，是因为鲁隐公是摄位，只是一个代理国君，是摄政，所以不记载他“即位”。那么，真正应该继承君位作鲁国国君的人是谁呢？应该是鲁隐公的弟弟，名字叫作允，也就是后来的鲁桓公，因为允这时候的年纪太小，所以鲁国人就让他的哥哥息姑也就是鲁隐公摄政。为什么弟弟应该继承君位，而哥哥反倒不能名正言顺地作国君呢？因为他们母亲的身份不一样。
隐公和桓公的父亲鲁惠公，《左传》记载他先后娶了三位女子。他的原配第一夫人叫“孟子”，大家不要把这个女“孟子”和战国时期那个大大有名的男“孟子”搞混了，战国时那个“孟子”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姓孟名轲(他名字中的“孟”本是氏，后来变成了姓)，“子”是对男性和老师的一种尊称，“孟子”就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孟先生”、“孟老师”，和“孔子”的“子”是同样的意思；而春秋时作为国君夫人的这位“孟子”，其中的“孟”则是表示她的排行，孟、仲、叔、季，可知她是老大，其中的“子”才是她的姓，所以这儿的“孟子”的意思就是“子家的大闺女”。子姓的国家，大家知道有宋国，所以这位夫人应该就是从宋国娶来的。这样大家也就明白了，历史上那位著名的曾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其实也并不姓孟名姜，而是“姜老头的大女儿”。春秋时代贵族女子的姓名，除了可以是排行和姓的组合外，还可以是她的国家和姓的组合，例如来自齐国的姜姓女子，可以叫作“齐姜”；还可以是她丈夫国名和姓的组合，例如这个齐国女子嫁给了芮国的国君，那她可以叫“芮姜”；还可以是自己或丈夫的谥号和姓的组合，例如这个齐国女子如果谥号是“哀”，就可以叫作“哀姜”；如果这位女子嫁给了郑武公，她丈夫的谥号是“武”，那么她又可以叫“武姜”。
总之，名字中必须始终包含着她的姓，这个姓要跟随她一辈子，原因是防止嫁人时嫁给了同姓，同姓相婚的恶果，《左传》里说得很清楚：“其生不蕃”，在生育子女上会出现问题。可见春秋时代的人们，已经很懂得优生学的原则了。所以对于女子来说，姓是用来“别婚姻”的，很重要。
可惜的是，鲁惠公的这第一位原配夫人孟子没有生下儿子就死去了。惠公又续娶了一位女子叫声子(“子”是她的姓，“声”是她的谥号)，生下了隐公。但是据《史记》记载，这位声子是贱妾，身份比较低下，大概因此也就不能被立为正夫人，她的儿子隐公，也就不能被立为太子作国君继承人了。惠公后来又娶了宋武公的女儿仲子(“仲子”这个名字，根据我们前面所讲，大家也就明白了：“仲”是她的排行，即老二；“子”是指她的姓，即宋国的国姓)，《左传》里面记载这位仲子姑娘一生下来，手上就有“鲁夫人”这样的文字，表明她将来要做鲁国的夫人，所以后来就嫁到了鲁国，成了鲁惠公的夫人，生下了鲁桓公。
不过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其实这位宋国的仲子姑娘，本来是为长大成人的息姑(也就是后来的隐公)所娶的媳妇，来到鲁国以后，息姑的父亲惠公见她太漂亮，干脆就夺为己有了，而且还把她升为正夫人。司马迁的这个记载，清代学者高士奇在他的《左传纪事本末》一书中认为是不可信的，高士奇认为鲁惠公虽然算不上是贤君，但是鲁国一直秉持和遵守周礼，是一个礼仪之邦，不应该有这种丑事的。我认为，司马迁应当是看到了其他记载有这件事的材料，才会如此记录，并非空穴来风。
隐公年纪虽长，但他母亲的身份是妾，身份比较低下；桓公年纪虽小，但他母亲是夫人，身份尊贵。而母亲的身份贵贱不一样，直接就会导致儿子的身份不一样：母贵则子贵，母贱则子贱。
春秋时代，在确立国君继承人的原则上，按照《公羊传》的说法是：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即：同是嫡子，要看谁年纪最长，而不看他贤不贤；同是诸子，要看他的身份贵不贵，而不管他年纪长不长。
所以这里隐公只是因为桓公年纪太小而代行国君之政，并非鲁国真正的国君，鲁国的史官在记载鲁国历史的《春秋》里，于隐公元年也就不书“公即位”了。后来桓公的母亲仲子死去，《春秋》记载为“夫人子氏薨”，我们知道，只有诸侯和诸侯的夫人死去，才能称“薨”，而且还为她修建了宗庙；而隐公的母亲声子死去，却只记载为“君氏卒”，而且连讣告也没有给诸侯发，这一“薨”一“卒”的记载，正揭示了她们二人的身份贵贱有别，也表明了隐公只是摄位而已。
在鲁隐公元年，也即隐公摄位的第一年，公元前722年里，发生的事情还有：
三月，隐公和邾国的国君仪父在蔑这个地方会盟。蔑就是姑蔑，在今山东省泗水县，在这里之所以省称“姑蔑”为“蔑”，是因为隐公的名字“息姑”当中也有个“姑”字，当时的史官要为他避讳，所以这里省称“姑蔑”为“蔑”。隐公摄位后，想和旁边的邾国搞好关系，所以两国在姑蔑结盟。
春秋时代的“盟”，是国与国之间或个人与个人之间一种重要的文字约信方式，其程序基本上是这样的：先在地上挖一个方坑，然后在此宰杀牛、羊、马作为牲，割下它的左耳朵，装在一个盘子里，再把它的血盛在一个容器里。之后读双方的盟约给神听，此后双方参加盟会的人，按照尊卑次序一一用嘴稍微吮吸一下盛在那个容器里的血，这叫作“歃血”。歃血后，把盟约的正本放在牲上和容器里剩下的血一同埋在坑里，盟约的副本则双方各拿一份回去收藏。据《周礼》记载，在当时，专门有“司盟”这种官员，主管盟书及其礼仪；盟书则收藏在专门的“盟府”里，需要时可以进行查阅。后世有“执牛耳”这个说法，就是来源于盟这一程序中相传牛耳为尊者所执这一故事。
1965年在山西侯马出土发现了春秋晚期晋国的盟誓遗址，有盟书的坑共40多个，出土盟书共有5000多件，这些盟书是用朱色或墨色写在石片或玉片上。1979年在河南温县又发现了晋国的盟誓祭祀场遗址，其中有16个坑发现了石质盟书，约出土10000件盟书。这些坑基本都是长方形的坑，里面埋的牲有牛、羊，也有马等。从其他一些文献的记载看，
牲有时还用鸡。
可见，“盟”在春秋时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左传》里面记载的盟会，就多达200多次。例如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他在位43年期间，召集诸侯的盟会就有23次，齐桓公正是通过各种盟会和作盟主，来展开和表现他在国际中的霸主实力。
这种盟的程序，主要在于要让神明来作见证人，如果谁违背了盟誓，就会受到神明的惩罚。也就是要借助神的力量，来巩固和监督双方的这种契约，以使彼此守信。所以《左传》襄公九年说：“盟誓之言，岂敢背之。”《左传》昭公十六年说：“世有盟誓，以相信也。”《左传》哀公十二年子贡也说：“盟所以周信也。”谁要是违背盟誓，是要受到惩罚的，《左传》里说：
有愉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
意思是：谁若违背了盟约，则神灵就会诛灭他，让他的军队颠覆，让他不能享有国家，祸害一直要延续到他的玄孙，而且不分老幼。可见，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严格说来，“盟”和“誓”是有区别的，主要区别是盟用牲而誓不用牲，所以《礼记?曲礼下》中说“约信曰誓，涖牲曰盟”，即用言辞来互相约束叫“誓”，杀牲歃血来互相约束就叫“盟”了。不过，在《左传》中，“盟誓”也常常连言。我们后世帮会中所谓的“喝血酒”，大概就是古代“血盟”的一种延续。
秋七月，周天子，也就是当时的周平王，派人送来鲁惠公和仲子的助丧用品。诸侯及其夫人去世，按照当时的礼制，要向天子报告，还要给其他诸侯发讣告，天子和其他诸侯是要派人送去一些助丧用品的，这些助丧用品叫作“赗”，主要是车、马和帛。但鲁惠公是去年去世的，周天子到了现在秋七月才派人把助丧用品送过来，太晚了；而且仲子此时还没有去世，周天子却提前把她的助丧用品也一并送了过来，这也不是好兆头。因此，《左传》就批评此事“非礼也”，也就是说是不合当时礼制的。
丧葬之礼，是礼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五礼”吉、嘉、宾、军、凶，丧礼就是其中“凶礼”的主要内容之一。按照当时的礼制，天子死后要经过七个月下载，诸侯全部参加葬礼；诸侯死后要经过五个月下载，同盟的诸侯参加葬礼；大夫死后经过三个月下载，官位相同的来参加葬礼；士一个月以后下葬，他的姻亲参加葬礼。向死者赠送东西却没有赶上下葬，人还没有死就先赠送相关的丧葬用品，这都是不合礼制的。
九月，鲁国又和宋国盟于宿，宿在今天山东省东平县境。鲁国在鲁惠公晚年，曾和宋国打过仗，现在隐公刚刚主持鲁国国政，首先需要和周边的国家搞好关系，所以就和以前有过战争的宋国求和通好。和邻国搞好关系很重要，《左传》里就曾说过：“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即亲近仁义和邻国搞好关系，是治理国家的法宝。
冬十月庚申这一天，鲁国改葬了惠公。因为惠公当初去世的时候，鲁国正好和宋国在打仗，下葬比较匆忙，所以现在进行了改葬。改葬时，隐公并没有亲自临丧哭泣，因为隐公只是摄位之君，不敢以丧主自居，所以没有去，在《春秋经》里，也就不记载这件事了。卫国的国君来参加了惠公的葬礼，因为没有见到隐公，所以《春秋经》里，也不记载这件事。
以上便是依照编年体这种体例，在《左传》鲁隐公元年中的一些记载。《左传》记载的上面这几件事，都和鲁国直接相关，是鲁国自己国家发生的事情。但在隐公元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在鲁国，但却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左传》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这件事，我们下一讲慢慢地去说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