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富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受到历史学家、文学家的高度重视，但其分歧也最为复杂。对于《左传》的解释一度形成郑、贾、服、许和杜预相互对立的两大营垒。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惩杜氏之失”而作，然而该作仅写到襄公五年，并未最后写定。其续作《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由刘氏隔代传人吴静安完成，“左氏学”终于得以完璧。

■包瑞峰（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

当前学术界阅读和使用《左传》时最通行的本子是１９８１年出版、１９９０年修订的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此书功力深厚，博采前说而又能善作裁断，裨益后学实非浅显。不过杨著的体裁属于读本，未能在种种问题上展开论述，对于想深入探讨的读者难以满足需要。
很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在做科研时查阅清代有关著作，希望能得到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那样广征博引、丰富详赡的成果。迄今为止，很多人使用的是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以前中华书局编“四部备要”，其间的“清人《十三经注疏》”中的《左传》就是洪书，因为洪书的注是《左传》清代注释中完整又较佳的本子。
其实，学界更期待和注意的是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刘文淇，生于清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９１），卒于咸丰四年（１８５４），江苏仪征人。刘氏一门四世都精于经史研究。其一生致力于左氏学的研究，主要著述有：《左传旧疏考正》、《青溪旧屋文集》、《楚汉诸侯疆域记》等，代表作则是未完成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历经三世百年，仅写到襄公五年，后面没有完成的差不多有全书的一半。正是这个原因，该书于１９５９年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根据稿本整理标点、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都没有能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较大注意。这是《左传》的遗憾，这是学界的遗憾。
现在《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终于得以完璧！其续作则由刘氏的隔代传人吴静安完成。
吴静安，生于１９１５年，其几代先人均从学于扬州“青溪旧屋”刘氏门下，而本人早年随伯父吴遐白学习，自幼饱读经史。可以说，吴静安继承了刘氏文风，熟悉《左氏传旧注疏证》的体例，经过多年努力，写成《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沿着刘氏的注释体例，继承了刘氏的书法、义例，完成了刘氏未竟的事业，终裨益于后辈学者。
今人徐复先生在为该书作的序中，已经对续作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仪征刘文淇集众家之大成，益以粲备。其书宗法高邮王氏，以声音训诂转相证发，而又熟于史事典制。”
“（吴静安）君既究心左氏，又秉承家学，思衍扬州之绪，而有赓续之作。其书博采章太炎、刘申叔二先生之说，以为矩范。复循刘氏注释体例，以礼、例、事三者为宗，汇典章制度、义法、史实为一编，可谓博瞻详审，有功后学者矣。”
“十三经”是我国古代社会几千年以来崇奉的经典，其中最称繁博的要算是《春秋》“三传”。《春秋》是鲁国历史，本着“寓褒贬，别善恶”的原则，由孔子整理修订，内容比较简单。战国时的学者根据所能了解的史实和传说，把《春秋》的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和说明，就形成了“三传”，现在流传下来的《公羊传》、《谷梁传》，叙述史实较少，以发挥《春秋》原文的义例居多。而《左传》则以叙述史实为主，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姻、丧葬、篡弑、族灭、出亡等贵族们的活动，特别是贯穿于其中的贵族间的矛盾，情节错综复杂，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生动形象，使《左传》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富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受到历史学家、文学家的高度重视。
《左传》一书价值极高而又分歧最为复杂。《左传》不象《公羊传》、《谷梁传》，释《春秋》之义极少，甚至出现有经无传或有传无经的现象。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是刘歆依据《国语》重新编撰的。还有的学者，如郑玄、贾逵、服虔、许惠卿等，本着“传必释经”的原则，皆以《公羊传》、《谷梁传》之例以释之。直到杜预作注（《春秋经传集解》），才自立体例，汇集前人对《左传》的注释，使《左传》始离《公羊传》、《谷梁传》而独立，专注《左传》以释经。《左传》的解释至此形成了郑、贾、服、许和杜预相互对立的两大营垒。
到了唐代，孔颖达作《五经正义》，于《左传》，则专用杜义。
宋人治《春秋》，又认为三传皆不可信，而采取“自以意求之经文”的态度，甚至有把胡安国的《春秋传》与“三传”并称为“四传”之说，于经义、史实均无裨益。
清代训诂学家，对于旧“十三经注疏”，尤其是对于唐宋旧疏，意见颇多，遂思作新疏，对旧注也有所选择。
乾嘉学派兴起后，邵二云、郝懿行之于《尔雅》，刘宝楠之于《论语》，焦循之于《孟子》，孙渊如之于《尚书》，胡培之于《仪礼》，以至于清末孙诒让之于《周礼》，“十三经”中，有新疏者，已得其十，虽水平不一，但新疏究胜于唐宋旧作。
清人治学，以求实为本。当时训诂考据之学大兴，音韵小学，超过前人，有此良好基础和方法，其成绩遂灿然可观。
刘文淇研究《左传》的工作，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他曾经说：“后乃得十三经注疏，依次校勘，朝夕研究，窃见上下割裂，前后矛盾，心实疑之久矣。”（《考正序》他是有感于宋元以来学者好逞臆说，以夺旧诂的空谈之风，使义疏之学中断了几百年，认为要光大文化遗产，必须从实际工作入手，以改变学风。就《左传》来说，“注”本杜注，“疏”本孔疏，而杜注、孔疏都有袭取旧说又加以取舍之弊，必须还其本来面目，基于上述目的，刘文淇作“旧疏考正”，将孔疏（“新疏”）中应用“旧疏”（指郑、贾等书）者，一一考出，从中考稽出“孔疏”以前的“旧疏”的面貌。
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正是为“惩杜氏之失”而作的。“杜氏之失”就是对“旧注”的态度。所谓“旧注”，是指贾、服、郑三家之注，《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说文解字》所引《左传》，《汉书·五行志》所载刘歆说，经疏、史注、《太平御览》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皆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称旧注而加以疏证。
杜注对待“旧注”，主要是“排击”、“剿袭”、“沿用”三大过失。刘文淇的方法是：“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一一疏记”。第二步工作是“博采众长”，“其顾、惠补注及近人专释左氏之书，说有可采，咸与登列”。第三步工作是“下以己意，定其从违”，最后达到“俾左氏之大义柄然著明”的目的。
从中可见，《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工程是浩大的，同时，也由于他迫于生计，长年从事校刻、编撰工作，这项工作花了４０年，还只是“长编已具”，并未最后写定。
后来，其子毓崧、孙寿曾虽然发奋继志，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卒业，期间将近百年。
直到今日，“左氏学”终于最后完成。
从完整的“左氏学”的成书经过及义例看，其成就是很高的。疏、注兼治，例精义博，且以汉诂为宗，一扫空言说经之弊。在疏证过程中，与其他清代学者一样，重点放在“专释训诂名物典章”，贯彻了“诂定而义以显”的朴学宗旨。这固然是由于刘氏本人肆力为之几十年，也是他善于吸取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实事求是，不以己蔽人。
通过刘氏《疏证》及吴氏续作，使我们更深入了解，汉注《左传》之不同于杜注者。盖东汉经学趋于平实，而魏晋乃中国学术思想之转换时期，由实入虚，由质转文，于是杜注才有以下诸失：一、不重视《春秋经》之朴素书法；二、有关史实，礼质之疏忽。刘氏《疏证》引贾、服说，以正杜失，对于后人之治古史者，颇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