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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相传也是春秋时左丘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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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也是优秀的散文典范。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它之被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据《汉书》所记，始于汉哀帝时的刘歆。按儒家经学传统，先师所言为“经”，后师所言为“传”，以“传”解“经”，为汉代官学通例。此书被认定为解《春秋》之“传”，便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实际上，此书乃是一部自成一家的编年体史书，不能说它是“依经作传”，但其记事之详赡多有助于说明《春秋》。因此，也不能说它与《春秋》毫无关系。
《左传》相传也是春秋时左丘明作，但历来对此多有异说。现在看来，《左传》作者实难确指。它与《国语》一样，并非成于一人之手。但它既以《左氏》为名，或与“左氏”有某种关系。说它的大部分史料可能出于左丘明的传诵，大概是比较可信的。
《左传》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14年（前453），比《春秋》增多27年。它大约成书于战国初，与《国语》之成书同时或稍后。二书在思想倾向上也基本一致。不过，《左传》比《国语》有新的发展。民本思想更加鲜明、突出。
首先，在《左传》的记事中，明确地表达了民重于天、神的观念，提出了民为神之主的见解，并以不少生动史实，表达了民重君轻、民为邦本的观点，体现了在《国语》基础上的进步。这样的观点，与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思想，已经较为接近了。
春秋时期，神权政治日趋没落，人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这在《左传》的记述中有充分反映。如季梁鲜明地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年）闵子马作出了“祸福无门，唯人所召”的论断（襄公二十三年）；子产更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昭公十八年）。这些见解无疑是对天命神权思想的背离，意味着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左传》的进步思想倾向。
在春秋时期严酷的现实斗争中，不仅神权衰落，君权也大受冲击。“民”的力量得到充分显示，地位大大提高。一些比较明智的政治家逐渐认识到了“民”在取得和维护政权中的举足轻重作用。在《左传》的记述中，对此有较为真实而深刻的反映。如邾文公就认为“利于民”比“利于君”更重要，并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文公十三年）又如师旷论卫人出其君乃是君之过，他说：“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公十四年）这样的清醒认识，分明是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并吸取现实斗争的深刻教训。
其次，《左传》非常强调重视民心的向背。春秋时期激烈的斗争现实和无数血的教训，使当时一些具有明见达识的政治家、思想家悟出了得民则兴、失民则亡这一真理。《左传》通过大量史实的记叙，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证明。据《左传》所记，民心的向背不仅是统治者个人成败的决定因素，而且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亡。《左传》作者以倾向鲜明的笔触揭示了这一点，正是民本思想的突出表现。
《左传》的民本思想还表现为对民意的尊重和对舆论的重视。《左传·襄公31年》记子产不毁乡校，认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更借史嚣之口，明确提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观点，强调尊重民意、重视舆论的重大意义。此外，作者还在史实的记述中不时引用一些当时广为传诵的民谣、民谚，借以表达民情。这种作法，并非单为猎奇，而实由于民间谣谚在一定程度上确乎可以反映民意。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又每每称引孔子之言以为褒贬，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打上了儒家的思想烙印。与此同时，对于时代变革，《左传》维护旧的礼制，宣扬血缘宗法，故对当时一些顺应历史潮流的革新措施不满。如鲁宣公15年（前594）“初税亩”，鲁昭公4年（前538）“郑子产作丘赋”，鲁昭公6年（前536）“郑人铸刑书”，鲁昭公29年（前513）晋国“铸刑鼎”等，作者在记叙中或直接斥之为“非礼也”，或引述他人之言予以抨击，露出了鲜明的保守立场。此外，作者一方面本于“实录”精神，无情揭露了暴君的丑行，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弑君”。这不仅是维护旧礼制的必然表现，而且也反映了进步倾向与保守思想的矛盾。
通观《左传》，又不难发现，此书对鬼神、占卜、报应之事屡屡称道，不厌其烦。这无疑是落后、迷信思想的反映。其所以如此，大概因为《左传》与《国语》一样，原来都出于宫廷史官的传诵。“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司马迁《报任安书》），这就难怪要对此类事津津乐道了。
《左传》之文，洋洋大观，历来备受推崇。就散文艺术而论，《左传》确已趋于成熟、完善，无论叙事、写人、记言，都有不少新的成就，达到了它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刘勰称之为“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文心雕龙·史传》）；刘知几赞之为“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是不无道理的。
《左传》散文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长于叙事。《春秋》虽也记事，但文笔过于简略，往往三言两语，好似记录“流水帐”，故后人有所谓“断烂朝报”之讥。《左传》则不同。其叙事虽也尚简，但“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文约而事丰，简明而生动。与《春秋》的记事相较，实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国语》，虽与《左传》有相似之处，但它以记言为主，记事则颇零散，不如《左传》构思之工巧和结构之严谨。
《左传》叙事精妙优美，达到了微而显、婉而辩、精而腴、简而奥的辩证统一。诸如《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5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30年）、《晋灵公不君》（宣公2年），以及原来分散记叙，后世选家辑为一篇的《晋公子重耳之亡》（僖公4、5、23、24年）、《子产治郑》（襄公30、31年）等等，都是历代传诵的散文名篇。它们在叙事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尤为出色的是，《左传》特别善于描写战争。这是它高超的叙事艺术的集中体现。春秋战国之际，兼并战争频繁。作者生当战乱之世，耳濡目染，习于战争，故善于描述战争。《左传》之写战争，不仅结构完整，情节精彩，而且运笔灵活，不板不滞。它并不拘泥于正面的战斗场面描写，而重在描述战争的来龙去脉和胜败的内外因素，揭示其前因后果、经验教训，因而显得波澜起伏、多彩多姿。这样的战争描写，前所未有。比较典型的实例如记齐、鲁长勺之战（庄公10年）。此文与《国语·鲁语上》所载“曹刿问战”一段文字内容大体相同，但两相比较，可见《左传》之文不仅记战时之情，而且记了战前之问和战后之论。《国语》则仅记战前之问，且较冗长、芜杂，不及《左传》所记之精练、扼要、细致、传神。《左传》描写战争的卓越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左传》散文艺术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善于写人。虽然《左传》是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的编年史，并非自觉地以描写人物为中心，但它毕竟涉及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全书有姓名可稽者，几近3000之众。其中形象较为鲜明，具有一定个性的人物，为数不少。作者往往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描述，刻画一个个各具性格特征的动人形象。如胸怀大志、坚定沉着、深谋远虑的晋文公重耳，志在“救世”、勇于革新的政治家子产，老谋深算、虚伪奸诈的郑庄公，野心勃勃、强横“汰侈”的楚灵王，学识超群、稳健保守的叔向，德高望重、明达机智的晏婴，勇于进取的吴王阖庐，忍辱负重的越王勾践等等；都是《左传》中颇有特色的人物形象。
《左传》散文艺术的又一突出成就是工于记言。春秋时期,列国之间斗争复杂；外交活动空前频繁；行人往来聘问，不能不特别讲究外交辞今。《左传》大量采录了这些精彩的外交辞令，再加润色，就更为丰富。《左传》之所以能够深受历代推崇，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言之有“文”。《左传·襄公25年》引孔子之言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此所谓“文”，即指语言要有文采。正如刘知幾所说：“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史通·言语》）“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史通·申左》）。《左传》所载外交辞令，确乎言简而意深，委婉而有力。这些外交辞令，在当时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都曾经实实在在地发挥过作用，无不是经受过实践检验的言辞。又经一番加工，于是千古传诵。
《左传》不仅是杰出的历史著作，被誉为“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刘知幾《史通·烦省》），称为“史之极也”（朱彝尊《经义考》卷169引贺循语），为历代史家所景慕、崇奉；而且是光辉的散文典范，为后世文人所激赏、取法。陆游说：“前辈于《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通读暗诵。”由此可见《左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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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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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左传》相传也是春秋时左丘明作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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