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回到“子思”去，首先要对仁、礼的关系进行重新理解和阐释，使儒家仁学和礼学有机地统合在一起。本来孔子提出仁与礼，就是着眼于二者的统一，想要以仁说明礼，以礼落实仁。但是由于孔子的礼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特别是包含了身份等级的内容，内在、主体性的仁如何与外在、等级性的礼相统一，便成为孔子着力探索，也是孔门后学不断争论的问题。在七十二子那里，形成“主内”与“务外”的分歧，到了子思的时代，则出现了“仁内义外”说，试图在承认内外差别的基础上将仁、义（礼）统一在一起。然而此后孟子主要发展了“仁内”的思想，提出“仁，人心也”以及“养浩然之气”、民本、仁政等思想学说，使先秦儒学中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的思想得到了弘扬；荀子则主要继承了“义（礼）外”的思想，提出“隆礼重法”、“合群”“明分”、“化性起伪”等命题，探讨了礼在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修身中的作用和地位。从此孟、荀兵分两路，各取一端，“孟子多言仁，少言礼”，“荀子多言礼，少言仁。”[44]儒家仁学与礼学不是得到统一，而是进一步分化。然而竹简“道始于情”、“礼作于情”的命题提示我们，礼不仅仅是外在的习俗和规范，同时还有人性的内在根据，是源自于情，产生于情；礼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明分”、“别异”，同时还在于使社会中不同身份的人达到和谐、有序，“礼之用，和为贵”也。所以如何继承孟子思想的积极成果，借鉴荀子思想的合理内核，突出仁的主体性、内在性，剔除礼等级、尊卑的内容，保留其差序、和谐的积极形式，发展仁学，改造礼学，建立仁、礼统一的思想学说，便成为儒学在当代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回到“子思”去，在实践和功夫论的层面上，则是要处理内在扩充和外在培养，也就是“为德”与“为善”或“自诚明”与“自明诚”的关系。与提出仁、礼的道德原则相应，孔子在道德实践上也是内在体验与外在培养并重，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便是说从内心思考、体验仁，便会得到仁；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则是强调内在德性的获得需要通过实践外在的礼仪。本来内在扩充与外在培养是一体之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但如何从理论的高度对二者关系做出说明，道德实践是应从“洒扫、应对、进退”入手，还是“守约”，首先确立道德主体意识，仍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子游、子夏那里，演变为关于“本”、“末”的争论；子思则提出“为德”与“为善”以及“自诚明”与“自明诚”二元的实践方法，并试图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然而此后孟子主要侧重内在扩充，主张“先立其大者”，“自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主要发展了“为德”与“自诚明”的思想；而荀子则注重外在培养，提出“化性起伪”，“积礼义”，主要发展了“为善”的思想。孟、荀虽然从不同的方面深化、发展了儒学的实践方法，但由于其各执一偏，使得儒学的全面性、丰富性却大有减损。所以发展儒学，重构儒家道统，就必须孟、荀并重，内外并举，统合孟、荀的实践方法。而通过对竹简以及《孟子》“天下之言性”章的解读，[45]可以发现这种统合的可能性本来是实际存在的。这就必须回到古人即生言性的传统，把性不是看作非抽象的实体和本质，而是动态的活动和过程，是生命之成长的倾向、趋势和活动，此性虽是先天之性，是生之理，但需要经过后天的塑造和培养，需要“动性”、“逆性”、“节性”、“厉性”、“出性”、“养性”、“长性”；同时后天的塑造、培养也必须顾及先天本性，需要“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在先天的性情与后天的塑造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而孟子主张“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反对“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实际上正是延续了这一传统。孟子也不是不要后天的塑造与培养，而是主张后天的塑造与培养应当“以利为本”，应当顺应、有利于先天的本性为根本。只不过孟子多谈道德人性，少谈自然人性，所以在修养、实践方法上，也是较重视内在扩充，而对外在礼仪、后天培养重视不够，有所欠缺。荀子虽重视礼义，重视外在践履与培养，但他把情性看作是消极、负面的，是与礼义对立的。后天教育并非是顺情性，而是“化性起伪”，是“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所以恰恰是“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因此，如何弥补孟子思想方法的缺失，纠正荀子思想方法的偏差，统合孟、荀，创立内外兼备的功夫论与实践方法，便成为儒学创新、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课题。

回到“子思”去，在人性论的层面，则是要统合仁性、知性、情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建构丰富、完整的人性论结构。孟子重仁性，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性，故肯定人性积极向上，“万物皆备于我”，“人皆可以为尧舜”，“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着力讴歌人性的至真至善至美。荀子重情性，尤重其中之欲性，更进而发现人生而“好利焉”、“疾（注：同‘嫉’）恶焉”、“好声色焉”，视此为社会争夺、暴乱的根本原因，故倡性恶，揭示了人性之消极、阴暗面，要求“化性起伪”、“矫饰其情性”。孟、荀所论，是针对人性的不同层面甚至是不同的问题，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互补。如学者所言，“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46]所以孟子虽言性善，认为“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但“我固有之”的善性可以陷溺、流失，故又有“求放心”之说；荀子虽倡性恶，认为“人情甚不美”，但又说“凡以知，人之性”，肯定人有知性，人依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学习先王“仁义法正之理”，便可“化性起伪”，“涂之人可以为禹”。孟、荀言性虽殊，但又有相通、互补之处。既然孟子性善论是以善为性论，在理论上便不应反对人性中同样也有恶。相反，只有承认人性中还有向下、堕失的力量，也就是“陷溺其心者”，其人性论才能更为完备。孟子没有对此展开深入论述，给予充分关注，“但见人有恻隐辞让之心，不知人亦有残暴争夺之心也。”[47]只强调了人性积极、向上的方面，忽略或少谈人性消极、堕失的方面，其论性不能不说是“不备”。荀子虽正视了人性的消极、阴暗面，强调了“礼义法正”以及“累德积义”、“积善成德”的重要性，是其可取之处。但忽略了人性的丰富、完整性，忽略了人还有仁义之性，特别是放弃了古人自超越层面以言情性的传统，其论性不能不说是“不明”。所以合理地安排仁性、知性、情性，统合孟子性善与荀子性恶论，建构完备的人性学说，才是儒学发展的康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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