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塾，开中国历史私人办学之先河，打破了传统教育“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促进了学术的下移；他“有教无类”，接受弟子不分门第贵贱，打破了传统教育为贵族所垄断的格局，是中国历史上平民教育的开创者；他以成就“君子”为办学的宗旨，以“文、行、忠、信”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根据学生不同的心理差异，因材施教，注重启发式教学，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有启发意义的教学和学习的原则和方法。孔子一生于教育事业可谓是殚精竭虑，“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确是夫子一生真实生活的写照。孔子不仅为当时社会培养大批的人才，所谓“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而且其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史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明世宗时，定孔子谥号为“至圣先师”。随着儒家思想的国际化，孔子的教育思想也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被列为世界上十位最伟大教育家之一。

一、 “君子”教育

诚如蔡尚思先生所云：“一切学校，总是以培养和造就人材为指归，这在古今中外是一致的。问题在于要培养和造就什么样的人材，这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人们就有着很不一致的看法。”[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第183页]那么，孔子的教育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材呢？简言之，就是“君子”。

孔子曾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由这句话可知，当时的学子们的求学目的至少有两种：一是“谋食”，一是“谋道”。前者是一种物质意义上的追求，后者则为精神上的追求。从孔子所反复强调的“君子谋道不谋食”来看，“谋食”恰恰是当时人们最主要的关怀。而就“谋食”的方法而论，可以有两种渠道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一是“耕种”，直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一是“出仕”，即通过奉禄间接地实现自己的物质财富需求。从职业分殊的观点来看，“耕”作为一种“谋食”之道，属于体力劳动的范畴，即“劳力者”，而“仕”则属于脑力劳动的范畴，即“劳心者”。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此论虽带有阶级的偏见，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脑力劳动即“劳心”作为一种复杂劳动，需要劳动者本人付出比体力劳动更高的学习成本，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不“学”，是不可能当官的（贵族的世袭除外），即使是“学”，也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够当官，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学至大成乃仕，是‘学而优则仕’也。”而要学至“大成”，依《礼记·学记》所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可见，至少需要九年的时间学习才可以“大成”。从孔子所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来看，要学会和掌握当时的“为政”本领，九年还不够，至少需要十五年，甚至更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耕”就不存在“学”的问题，特别是春秋之际，作为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农业技术的创新需要人们更新观念，通过学习来掌握和接受新的农业耕种技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孔子的学生樊须就曾向孔子请教过稼圃之术。可以说，樊须是儒家弟子中第一个希望将农业技术搬进课堂的儒家知识分子。但是，这一请求为孔子坚决拒绝。孔子承认，在掌握农业技术知识方面，他不如“老农”，更重要的是，孔子认为，稼圃之术并不属于“君子之学”的内容，它是“小人”的学习内容，作为“士”既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去学习它。

孔子认为，儒家之学乃“君子之学”。但是，“君子”也有两层意蕴：第一，“君子”是指“劳心者”而言，即统治者或仕官。这既是“君子”范畴的本义，也是孔子“君子之学”的应有之义。因为，孔子认为，学“君子”，就是要学习做官的本领，孔子自己讲：“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出仕做官这是孔子及儒家弟子的人生理想之一，孔子还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朱子注曰：“为学之久，而不求禄，如此之人，不易得也。”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士子们为学是急于求仕的。而子张更曾直率地问孔子如何才能得到官职和奉禄，而孔子则告诉他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可见孔子也是深得为官之道。正因为当时的学子们把学习的目的定位于“干禄”之“君子”上，所以，他们的行为也就是一种“谋食”之举。也正是针对上述这一情况，孔子提出了“君子”的第二层意蕴，即“君子”是指“谋道”之士。这就是说，“君子”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干禄”，而是为了知“道”，“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不是为了满足外在物质利益需求，而是为了内在的道德需要提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关于这一点，孔子曾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朱子认为，孔子这一区分实际上在于“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在于“义与利之间而已”（《论语集注》）。换言之，“君子儒”是“谋道”者，而“小人儒”仅是“谋食”者。从知“道”到将“道”内化为主体的需要之中即“得道”即“德”，这一过程中是主体的安身立命过程即“内圣”过程，孔子认为，这才是“君子之学”的主要目的所在。

当然，“谋道”作为“君子之学”的指归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与“谋食”相冲突，也并不意味着孔子主张君子“不谷”。实际上，孔子是主张“学而仕”的，这一点已如前述。但是，孔子认为，只有学有“大成”者才能“仕”，即“学而优则仕”。这里所谓“大成”或“学而优”，我认为，就是指知“道”而言。《礼记·学记》所谓“大成”者，是指“知类通达”而言，其中之“类”则是指一种横向的普遍性而言，而“达”，依孔子“下学而上达”之意，则是指一种对纵向的超越存在的了解而言，而普遍性和超越性正是“道”之为“道”的特征所在。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可见知“道”并不是容易之事。既然已经知“道”，则从政便是一种“弘道”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如孔子认为，通过教育将孝悌之道的风气推广开来，也是“为政”的方式之一，不一定非得做官才算是“为政”（《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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