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所以求“安”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最终归宿。当然，这种“安”既有主体本身的内在之“安”，也还有外在于主体的社会客体之“安”。孔子认为，主体内在之“安”以“安”于“道”为最，它主要是通过“修己”之学即“内圣”功夫来达成。但求个体的内在之“安”即“独善”并不是孔子仁学的唯一目的，在“仁者，爱人”的命题中，“立人”、“达人”与“兼善天下”等，乃是孔子所力求实现的理想目标之一，孔子说：“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但是，“安人”和“安百姓”应当采取何种方式来进行呢？这便涉及到孔子及儒家的“外王”之道，即为政之道。孔子的为政之道主要包括“为政以德”的王道政治、“无讼”主义的法制思想、“富民教民”的经济之道和“义战”“慎战”的军事之道等方面。

一、为政以德

“王道政治”是孔子为政之道的理想政治模式。而所谓“王道政治”，是指依王者即统治者之“道”而进行的政治活动。这里的“王道”一词，既指“王之道”即王的统治方式，包括政治制度安排、政治运作方式等，同时又指“王”之所以能“王天下”的内在根据。不过，在中国传统政治学中，“王道”一词是孔子及儒家用来特指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的概念，而这种理想的政治模式又主要是指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为代表的治国之道，孔子称之为“先王之道”（《论语·学而》）。由于孔子主张“从周”，故其“先王之道”具体来说是指“文武之道”而言。与孔子言必称“周公”不同，孟子则“言必称尧舜”，并提出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孟子·公孙丑下》），认为自尧舜到汤、由汤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其间皆为五百年，并且存在着一以贯之的“道统”。那么，孔子和孟子所谓之“王道”有哪些特定的政治内涵呢？

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先王之道”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礼乐政治文化。对此看法，孟子表示赞同，说：“有人于此，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此说是以“具体性”即孝悌来突出“普遍性”即先王之道。这是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故孝悌是礼仪体系的根本部分，也是传统政治的基础。而说得更明白的则是《礼记·乐记》：“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总之，可以肯定的是，以礼乐为三代文化特别是周文化的象征，这是孔子及之后思想家的一个共识。

但是，如果仅仅从礼乐制度方面来认识“先王之道”，这还只是一种表面的认识，因为，“王道”之所以为“王道”，就在于它是一种“王天下”之道，而任何统治者要想“王天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靠一种制度安排来维护，而在于它是否创制出了一套尽可能符合社会正义的制度体系，或者更进一步说，这种制度创设是根据什么政治理念来进行的，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依据何在？而一旦我们将问题深入到这一层次，则意味着前述将“先王之道”定格于礼乐制度上，还只是一种对“王道”的外在描述，而非是对“王道”的内在触及。那么，“王道”的内在方面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蕴呢？关于这一问题，《尚书·洪范》早有界说，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可见，“王道”在本质上是指一种大公无私、正直无偏之道。换言之，“王道”之所以为“王道”，就在于它是基于这样一种伦理道德基础的政治制度安排。但是，何谓“无党无偏”？“党”，实际上就是指为了某种私利而拉帮结派的行为，所谓“结党营私”是也；而“偏”，不正之意，指在处理问题或制度安排过程中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而偏向于其中的某一方。但是，我们知道，在三代的政治设计中，果真存在过一种“无党无偏”的“王道”政治么？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尚书》所谓“正直”的“王道”又是指什么而言呢？实际上它是指一种以“敬德保民”为特征的政治理念。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在周革殷命的过程中，周代的统治者意识到“民”是一个“王”是否能“王天下”的关键因素，故而“王道”政治的核心是如何得“民心”。而要得民心，就必在政治制度安排上对民众的利益有所照顾或考虑，《泰誓》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所以相上帝，宠绥四方。”即君王及官僚体系的产生，都是上天为了保佑下民而设。《泰誓》甚至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等。这些都表明：在周代的思想家看来，“民意”或“民心”与“天意”或“帝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样，“王道”政治的合法性就在于它是否有充分的民意性。这种政治民本主义思想为后来的历代儒家所继承，如孔子：“仁者，爱人”，其中之“人”，就包括或主要是指“民”而言；如孟子：“得于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民为贵，社稷次，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如荀子：“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略》）如董仲舒：“天之生民非为王也，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等等。由上可知，孔子及儒家所谓“王道”实际上是一种“得民”之道。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王道”政治并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因为，“民本”的含义虽是“以民为本”，但不是“由民作主”，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便充分地表白了这种民本主义的政治本质。

“王道”政治是以“得民（心）”为主要价值取向，然而，怎样才能得民心呢？孔子认为，欲得民心，首先是要恢复“礼治”，即“为国以礼”（《论语·先进》），“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这是因为，西周以来，特别是春秋之际，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之中，而这种状态也就是一种“无道”即“王道”失落的表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可见，孔子所谓“有道”，就是欲恢复由“王”来行“礼乐征伐”之权的“道”，也就是礼治。那么，在春秋之际要恢复礼治即“王道”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呢？孔子认为，虽然“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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