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战争的性质问题上，反对不义之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为了实现迅速扩充土地和人口等物质财富目的的方式之一。孔子认为，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而区分的标准是：是否为保卫国家？是否为扶危扶颠？孔子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故称赞冉有率鲁军用矛于齐师，取得战争的胜利，为“义也”（《左传·哀公十一年》）；与之相反，当冉有要帮助季氏侵略颛臾这样的小国时，孔子则指责冉有：“危而不扶，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最终的结果将是祸起于“萧墙之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论语·季氏》）。所以，孔子指出，作为统治者对待战争之事尤其要慎重，“子之所慎：斋、战、疾”（《论语·述而》），而作为军事的直接指挥者也要“临事而惧”，有一种战略眼光，不能一味地逞匹夫之勇，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再次，在治军问题上，主张治军以礼，反对“不教而战”。孔子认为：礼作为国家之纲纪，是任何社会组织形式所不可或缺的，军队也是如此，“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礼记·仲尼燕居》）卫灵公曾就军事问题请教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但《史记·孔子世家》载季康子问冉有：“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说：“学之于孔子。”这表明孔子是学过军事的，而此处为何却说“未之学也”呢？实际上，我认为，冉有从孔子处所学到有关军事问题的知识，主要限于一些治军之道的原则性论述，于具体的陈兵打仗事宜，孔子是否有所研究，从孔子所教弟子的“六艺”中即包括军事内容（射、御）来看，孔子应该是懂军事的。而此处孔子之所以告诉卫灵公自己不懂军事，是因为在孔子看来，军旅之事最重要的就是以礼治军，而卫灵公恰恰所缺的就是这方面。此乃因问而作答也，是有的放矢之语。

从以礼治军出发，就必然要重视军队的教育问题。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之弃。”（《论语·子路》）不教而战，这是草菅人民，孟子后来发展这一思想为：“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孟子·告子下》）至于教育的内容，除了“六艺”中的射、御等与军事相关的技术外，孔子更重视对军队的道德教育。因为，军队是培养勇士的地方，“勇”是士兵的基本品质之一，而一个人的勇敢源自于什么呢？孔子认为：“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可见，勇主要是来自于对“义”的追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勇，既可能受制于求“利”的驱动，还可能受制于人为的煽动，孔子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勇敢有可能助纣为虐，所以，勇敢必须以道义为基础。而孔子所谓“义”，一方面是指仁义，“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另一方面是指礼义，“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只有懂得“义”，战士们不仅勇敢，而且还会“死而无怨”。

总之，孔子是反对战争的，尤其是反对不义之战，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孔子认为可以“去兵”。孔子把“和为贵”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最高原则，这对于今日世界的和平建设仍是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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