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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论语》研究的书可谓林林总总，有专家的解读也有普通读者的体会，新近出版的《名家评说孔子辨析》可谓是《论语》热中的理性声音。
《名家评说孔子辨析》一书包括“孔子其人”、“《论语》其书”、“岐说辨析”等部分，本报选编其中几个章节，以供读者研习参考。
“野合而生孔子”
孔子父亲叔梁纥，母亲颜征在。叔梁纥是名武士，《左传》中记载了他的两次战功。由于叔梁纥在两次作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膂力，所以曾一时“以勇力闻于诸侯”。但没有得到提升，只具一个“武士”身份和陬邑大夫的低级官职。
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女九人，没有儿子。后“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孔子家语·本姓解》)叔梁纥官职虽低，但作为一个陬邑大夫，放在今天，起码也算是个科级干部，在乡间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人，所以对只有伯尼这样一个瘸子的儿子，心里总不是滋味。于是，在他步入老年时，又向颜家求婚，企望生出一个正常的儿子。这样，叔梁纥大概在66岁左右同颜征在结婚。
关于孔子父母的结合，以及孔子的出生时间，历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争论。对出生时间问题，现已经基本一致了，大都认为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夏历8月27日。而对《史记·孔子世家》中的“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而得孔子”仍在争论。
这里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野合”对于孔子的诞生，由于他后来的名声和地位，自然也有许多神话传说，如晋代崔豹《古今注》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五老列于庭，有麟吐玉书于阙里。”崔述曾斥“此说至为无稽”。由于“野合”而生孔子，是出自汉代司马迁之手，又在其权威的史书《史记》中记载，所以在较长时间内，人们对此，只能去理解，甚至作猜测。唐代司马贞《史记索引》说：颜征在乃“从父命为婚”，“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称野合，谓不合礼仪”。不少人大体认同这一说法。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中说:“用含义模糊的‘野合’二字描述这种不合礼仪的结合，是寓有隐讽之意的。因为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是野外，一种是粗野不合礼仪，历来多作后者解。”还有一种解释，称之为“野外幽会说”。如张秉楠《孔子传》认为，所谓“野合”，是男女借在祭祀之机在河边欢会或山间幽会。还有其他不同的认识，主要的就是上述两种解释。
看来，不同的认识都是围绕“野”字阐发的，因而对“野”的字义及当时婚姻制作综合性历史分析，应当是正确理解认识“野合”的有效办法。先秦时期，“野”字之义本指郊外，引申之即是粗野、粗朴、粗简的意思。至于当时婚姻制度，有学者指出，孔子时代虽已有“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诗经·齐风·南山》)的要求，但是社会尚有古婚制遗存，男女婚姻结合相对来说是比较自主的。如《左传》昭公十一年载:“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综合分析“野”字涵义及当时婚姻制度，不难看出，上述幽会说及粗野不尽合礼仪说都是较为可信的。只是有学者认为，男女趁节日于河边或山间幽会虽为当时习俗，但叔梁纥年龄已60多岁，又身为地方长官，实在难有参与的可能。而对粗野不合礼仪说，也应作更为确切的解释：叔梁纥是年老纳妾而非青壮娶妻，按当时情况，不违大的礼则就行了，不必要办得多么隆重、复杂，因而所谓“不合礼仪”也显带后世观念色彩，因为查不出当时有什么年龄差异方面的婚姻礼则限制。所以，对“野合”之义，不如直接解释为：当时叔梁纥与颜征在是一种年龄很悬殊、形式很简朴的婚姻结合。而年龄悬殊、形式简朴之“野”，不一定不合当时“礼仪”。
“和为贵”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这句是记录有子的话，他说:“礼在用时，以做到恰到好处(和)最为珍贵。以前帝王的治国之道，这一点做得最为完美，所以无论做大事小事都应遵此原则。这当然也有行不通的时候。而在这种情况下，若还一味在那里以和求和，而不是以礼节制，也是不可的。”
“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早在甲骨文、金文中就多次出现。《尚书》中表述“和”的用词很多，如“协”、“谐”、“燮”等。《论语》中也多次讲到和，涉及天人关系、人际关系。
“和”何以为“贵”？从哲学上讲应有以下含义：
1.“和”讲诸事、诸物的关系。事物存在差别、矛盾，是“和”的前提。冯友兰先生说:“在中国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譬如一道好菜，必须把许多不同的味道调和起来，成为一种统一的、新的味道；一首好乐章，必须把许多的声音综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统一体。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中国现代哲学史》)由此看来，“和”，首先是事物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的表现。
2.“和”要求准确把握现实，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使“发而皆中节”。李泽厚先生说:“和是恰到好处，即‘恰切’、‘恰当’为‘和’、为美，这也就是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3.“和”又是经过处理后的结果或状态，最理想的便是尽善尽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韶》，据说是舜时音乐，舜由尧禅让而居位，《武》则不同，《武》是颂扬周灭殷之武功与政绩的，其内容多表彰武功之盛。在孔子看来，周之以武力得天下从德性上讲要比尧、舜禅让略逊一筹，故《武》虽在艺术表现效果上达到了“美”，但未尽德之“善”。
4.“和”才富有生命力。《国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从以上讲《韶》、《武》事例看，“和”应有相对性。但只要事物趋于“和”，便可由一般的“和”趋向“大和”，从尽美未尽善向尽善尽美发展。
5.“和”扩展到社会学领域，应以礼作调节。“礼”与“和”有种内外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关系。“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所以制礼作乐就是为了理顺人际，促进和谐，所以称“斯为美”，然而礼作为已较固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又不可随意变更，这样才能有社会的稳定。若只为一时一事之“和”(知和而和)，而“不以礼节之”，必然会造成以小和损大和，使和的可“贵”作用不能充分体现。
学者们认为，《论语》中这种“和为贵”的思想，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历史思想文化资源，对于当今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建设不无裨益。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和谐社会，起码应包括以下基本内涵：1.社会资源兼容共生。民族、党派、阶层、行业是国家重要的社会资源。2.社会结构合理。这包括人口结构、阶层结构、民族结构、职业结构、地区结构、家庭结构、个人收入结构等。社会结构失衡，必然导致差别拉大、社会张力拉大、社会矛盾加剧。3.人们心理平衡，行为规范。这要求始终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仁爱是前提，道德是基础，此虽属人间美好的东西，但法有刚性，德有柔性，二者结合，方有弹性，从而形成社会控制的防火墙，形成社会发展的支撑点。古代思想家多只从道德的角度来认识问题，而现在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只有在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才会真正达到“和”的世界，感到“和”的可贵。
“为政以德”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王文特在《〈论语〉可以这样读》里说:“德是会意字。甲骨文左旁是‘彳’，右边是一只眼加上一条垂直线，表示目光直射。行动正直，目不斜视，就是德。金文‘目’下加‘心’，是说目正、心正才是德。小篆右上改为直，直心为德，所以以前德字可写作上直下心。”
北辰，北极星。共即拱。《尔雅·释天》:“北极谓之北辰。”《乐府诗集·登歌》:“群星拱极，众川赴海。”
此章初看来文字并不十分艰涩，但在理解上分歧却很多。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倡导“无为而治”。程颐说:“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范祖禹说:“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繁，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包咸注:“德者，无为，北辰之无移而众星拱之。”这显然受道家思想影响。
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在讲“君逸臣劳”。君是北辰，臣是众星，众星拱围北辰，星转多而北极星动少。日本物茂乡《论语微》说:“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劳而治，故有北辰之喻。”这又似受法家思想的影响。
关于“德”，有的解释为“德性”，即“人之品德”，认为全句主要讲做政治领袖要修养德性，“以一己之品德，为一切领导之主动”，以感召臣民，使其如众星般拱绕之，拥戴之。也有的解释为德政，认为全句的意思是:“国君用道德教化治理国家，就好像北极星处在它所在的位置上，而众多的星星环绕在它的周围。”(《孔子批判》)
这些认识尽管存有不少分歧，但对核心问题的认识却是统一的：此言为君之道，指的是政治领导层核心人物，应该知其所处与所为。
孔子尊君思想很重，一般不从个人道德角度贬低君王。在孔子看来，“天生民而立之君”，主要是为行礼乐征伐以安天下，个人“生有盛德”固然重要，但君之德应主要表现在治国安邦、使民受惠上。
那么，怎样的德政才能产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效果呢？综合《论语》所述，大致有以下几点：
1.行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即尧舜文武周公之道。《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先王之道的美妙处、精华处、实质处就在于能恰切地以礼协调人际关系，使社会和合。
2.“以礼让为国”。有学者认为，孔子政治视野中的“礼”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①遵礼而行。②尚德不尚武。③先礼后刑。④以德服人，以礼教化。
3.重民、保民、养民、惠民。重民思想是我国先秦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孔子一直把济众惠民视为君德最为可贵之处。
4.居敬行简。
有的学者说，孔子所倡导的德政，本质上还属于人治，这种说法应当肯定。但其“为政以德”理论于后世也确实起过提醒君主修德、施德的谕示作用。(《名家评说孔子辨析》韩喜凯著齐鲁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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