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干春松　

在所有的后发国家中，“现代与传统”这个主题不断以不同的问题得以呈现。就中国而言，这个主题以“中西体用”、“国民性”、“科玄论战”、“古今”、“洋中”、“儒家资本主义”等等不断变换，但核心问题依然是一以贯之的，即中国古典的社会形态和知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的形态，是与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不同的“传统”，因此，作为中国古典价值体系的核心的儒家思想，始终不免于被视为“现代”的对立面，阻止着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进化”，因此，在标准的现代性话语中，儒家始终是“古代”、“落后”，代表着中国沉重的负担。所以近代中国的一个独特景观是爱国主义甚至“民族主义”均以否定自己的传统作为奋斗目标。正因为如此，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1]

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其攻击的矛头就是儒家，即所谓“打倒孔家店”，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有一种被符号化的过程。罗志田认为近代知识阶层对儒家的批评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儒学再造”过程，也就是借批孔教会这样的名义，将儒家描述成一种“迷信”，进而成为当时所盛行的“进步”和“科学”的对立面。说：“然而，尽管正宗的儒学或时人所说的‘国学’恰不欣赏‘子不语’，许多反孔反儒的新学家总是将两者并联起来视为一体，等于是传统的‘再造’，则其批判打击的‘传统’实已具有一定的虚悬意味。新文化人其实是有意识地对中国社会某些特定面相进行‘主动’观察，故多见所谓的‘乌烟瘴气’，并将‘怪力乱神’的猖獗看作以‘孔家店’为代表的传统之余威不绝，具有诡论意味的是，这些反孔教的趋新人物力图打击此种旧文化‘妖焰’的复炽，却不啻继承了儒家的正统精神。”[2]

这种简单化的倾向几乎为当时的激烈批评传统的人士所共有，比如将礼治看做是专制，将学习儒家经典看做是仕途的敲门砖，似乎有一些道理，但全是情绪而非学理的，这一点连新文化人士也明确承认是有意为之。因而他们所采取的语言均为激烈而夸张的，这一点尤以陈独秀和吴稚晖等人为最突出。比如，陈独秀等启蒙人士则努力将孔子与“复辟”、“倒退”联系起来，他说：“若尊孔而不主张复辟，则妄人也，是不知孔子之道也。”[3]而这种话语随着科学主义和社会发展史观的确立，似乎成为一种定论，因此，孔子成为“复辟”、“开历史倒车”的人。

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结论一直被中国共产党所坚持，且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传统的观念和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观念均被禁止传播，而儒家则一直被看做是“旧”的典型而被清理。批评儒家的言论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潮中，被进一步放大和夸张，而孔子本人由于与林彪捆绑在一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

引子：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

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真正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政治运动的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材料所证实。比如利用批“周公”来隐射周恩来，但一般认为主要还是要借此证明在经受了林彪事件冲击后，“文化大革命”依然具有其合理性。这一点当时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说得明白：“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4]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运动发动者希望通过这场近乎“焚书”“坑儒”的运动来消除知识分子心中依然留存的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影响。任剑涛说：“‘文化大革命’，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建立于彻底地以新的政治理念取代传统权威的意图之上的思想重建运动。从性质上看，它是一场在对峙传统经典与现代性追求的前提条件下，由政治领袖亲自发动的思想--政治运动。从思想的视角分析，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功过清算运动中，有的人将之称为‘大革文化命’，这里的文化，就主要是指的古典文化。这种表述，确实简单明白地刻画了这场运动的文化意欲。从政治的视角观察，文化大革命旨在树立起新思想的政治权威。作为一场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它的社会动员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方式是现代的。结果也还真是严重破坏了传统，而使得中国人对于"现代"的接受，稳固地建立在蔑视传统的基础之上。而且，制约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所谓与两个传统的决裂--与传统的所有制的决裂，与传统的观念的决裂，也凸显了运动的思想指向。……

因此，像批林批孔那样，将思想清算与政治清洗合二为一的社会事件，才变得可以理解。本来，批判林彪，仅仅只是从政治层面着手，就是可以达到政治清洗的目的的。但是，1950年代以来的思维习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只是一场简单的政治清洗运动。它必须要有深层次的思想运动来为其奠基。这样，才可能达到强化政治认同的目的。于是，经典再次落到被政治利用的可悲境地。孔丘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林彪的政治搭档与思想伴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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