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张岱年先生的反对与梁漱溟先生之不同意批林批孔时期的一些基本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并不完全拘泥于“现代与传统”决然二分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之中，而是着力从中国历史自身的传统去解释儒家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张先生对五四时期几种主要的否定中国文化的观点都进行了分析。他说：“我们应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承认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如李大钊、陈独秀等的巨大贡献，但也应该认识当时一些言论的难以避免的局限。毛泽东说：‘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外；所谓好的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8-78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毛泽东主席这段对于五四运动的批评是完全中肯的。”[28]
对当时有代表性的一些观点，分别做了批评，比如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李大钊、陈独秀、杜亚泉等），中国人的生活是向内的，西洋人的生活是向外的。（杜亚泉等）中国文化是精神的，西方文化是物质的。（李大钊等）。
“试先就所谓‘主静’、‘主动’之说加以分析。中国古代确有‘主静’的哲学家，如老子、庄子，魏时的王弼，北宋的周敦颐。但是也有主动的哲学家，如墨子，清初的王夫之、颜元。而大多数哲学家是主张‘动静合一’的。”[29]“至于认为东西文明‘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尤为不切实际。还有人认为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洋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更是违实之谈。按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都有较高的成就，中国古代思想家更强调精神生活的价值，应该承认中国确实有自己的精神文明；但是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人所共知的四大发明即属于物质文明，能说中国缺乏物质文明吗？……应该承认，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具有‘精神的’和‘物质的’两个方面。”[30]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尤其批评了将中西之别看成是古今之异的观点。当时常乃悳发表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说：“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在文明的特点。”“现在一般所谓的东洋文明，实在就是第二期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却是第三期的文明。”（《国民》第二卷第3号，1920年10月1日）
“这种观点也是不全面的，仅承认文化的时代性，而没有见到文化还有民族性。例如西方中世纪的文化与中国中古时代的文化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而各自显示了不同的内容，这就表现了民族性的差异。应该承认，文化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中西文化之间，既有古今之异，又有中外之殊。”[31]
张先生又写了《谈孔子评价问题》《关于孔子哲学的批判继承》等文，在写于1982年《谈孔子评价问题》一文中，张先生开始具体描述孔子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史的正面价值。他说：“孔子有哪些主要的贡献呢？第一，孔子是第一个从事大规模讲学的教育家，在客观上为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开辟了道路。第二，孔子提炼并宣扬了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公共生活规则的处世格言，提出了以‘泛爱’为内容的仁说。第三，孔子重视人的问题而不重视神的问题，提倡积极有为的乐观精神，要求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崇高理想，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奠定了基础。”[32]
而在80年代后期以后，张先生更重视阐发孔子思想中的积极性内容。张先生晚年所强调孔子的主要贡献是：积极乐观的有为精神，对道德价值的高度重视，开创了重视历史经验的传统，奠定了汉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基础。[33] 从而肯定了在孔子思想中的积极方面是主要的。
（2）积极进取是儒家的基本精神
张岱年先生对儒学所做的分析，关键之处在于他要确立一种观念，即儒家不是一种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恰恰相反，积极进取才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并且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他特别看重《易传》的观念，并从“生生不息”和“刚健有为”中构造儒家精神的内涵：
首先，他认为儒家强调变革，反对墨守成规。他说：《系辞》提出“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重要命题，“日新”即新而又新，“生生”即生而又生。“生生之谓易”是《易传》提出的关于变易的界说。《系辞》强调“生”，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谓“生”，即产生发生之义。“《易传》重视‘日新’、‘生生’，因而在政治上也强调变革，肯定变革的必要。《系辞》云：‘变而通之以尽利’，‘功业见乎变’。《彖传》赞美汤、武革命：‘天地革而四时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