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梁文便将重点切入关于“复辟”、“倒退”的批驳上，认为劳心、劳力之分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时而言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我们不能以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来要求几千年前的孔、孟。“时下流行的批孔言论，总是指斥孔孟代表着一种‘复辟’‘反动’‘倒退’的运动；这在表面上似乎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而言，其实往往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而不自知。如像大骂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即为一好例。在我们今天正向着泯除劳心劳力的阶级分别前进，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信乎要求劳心劳力合一，那是不错的。但你不能以此责备数千年前的古人。”[10]

“克己复礼”是“复辟”论的主要论据，也是批林批孔时期的关键词，但梁先生赞同康有为“托古改制”的解释，认为孔子因为以仁释礼，强调礼的内在情感呈现，因此，不能据此推出孔子搞复辟的结论。他说：“时下批孔运动是由批林引起来的。因‘克己复礼’像是林彪念念在心的大事，时论便集中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认为孔子是要复周礼，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林贼搞复辟不搞复辟不足论，误以为孔子怀抱复古倒退思想则不容不辩。”[11]接着他举出三个理由认为孔子不是复辟倒退的人。

其一，克己复礼主要是就个人自己的生活修养而问，不涉及社会制度。孔子的回答也是就各人的不同特点而发，完全不涉及社会制度，因此把复礼解释为复周代之礼，完全不对。

其二，孔子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主张礼要以情理作为其内容，而反对拘泥于表面的繁文缛节。

其三，孔子是钦佩周公，但他做损益，完全是行托古改制[12]

即使是对于三纲五常，梁先生也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有其内在的根据，它存在，而且存在如此长的时间，表明他符合社会的需要。“如果孔孟之道就是吃人的礼教，吃人礼教就是孔孟之道，则数千年来中国人早就被吃光死光，又岂能有民族生命无比绵长，民族单位无比拓大之今日？”[13]

因此，梁先生认为，儒家代表着中国历史上的革新力量，并非是不知变通的抱残守缺之人。“试数看以往历史上革新变法的人物孰非读孔孟书的儒士。今必以腐儒、陋儒，那些偏执欠通之人代表儒家，以复辟倒退、反动等罪名加于儒家，岂足以服人？”[14]

针对当时认为妨碍或缓和阶级斗争而进行批判的“中庸之道”，梁先生也进行了辩驳。“像所谓‘中庸之道’，一般均理解为折衷主义，不斗争而调和，即其一例。然而细审原书‘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话，见得中庸不是浮浅的事，不是折衷调和的意思。听说陈伯达曾用辩证观点或辩证法来解释中庸，完全是附会胡说。”[15]

二， 现代化语境中的“落后”、“保守”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展开，比较独立的学术研究才得以逐步恢复。对于孔子的研究和评价也开始逐步脱离完全政治化和妖魔化的境况。1978年10月21日至30日山东大学以“孔子和儒学的评价问题”为主题召开了《文科理论讨论会》，可以说是大陆上一连串儒学学术会议之始。参加者有庞朴、杨向奎、钟肇鹏、张恒寿、楼宇烈、孙思白和蔡尚思等人。这是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首次大型会议，不少与会者仍沿以往习惯，套用阶级斗争观念，大谈孔子的阶级立场，以及孔子和封建主义的关系等等；不过已经有许多学者认为“不应全盘否定孔子，对孔子必须一分为二。”[16]而1978年8月庞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掀起了大陆上重评儒学的序幕。许多著作和文章陆续发表，其中代表性的文章还有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代表性的著作有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钟肇鹏的《孔子研究》。

然而在国家的重心逐渐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同时，儒家虽然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的窘境，但是很快面临着新一轮的“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之中。长期的政治斗争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要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当时的理论界一方面要为中国的落后寻找观念上的原因，同时也需要为现实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寻找合法性的依据，文化热便是在这样的需求下产生的，但是无论是哪种目标，在启蒙话语中，都将儒家做为罪魁祸首。首先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被认为是受儒家“超稳定结构”的影响。其次，现实中的政治经济改革的阻力也被认为是来自于我们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因此儒家是与现代化相冲突的。

启蒙学者所持儒学与现代化冲突论，表述方式各不相同，但基本上是延续了五四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激烈批判的态度，权威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刊载张士楚所撰《近年来我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概述》一文对十大冲突论作了更具学术性的概括。即：“(1)建立网络型的要求同传统文化教育中大一统观念的冲突；(2)贯穿于网络型社会结构之中平等原则同中国传统文化中贵贱等级原则的冲突；(3)法治要求和人治传统的冲突；(4)现代民主制度与家长宗法观念的冲突；(5)个性全面发展与共性至上的群众原则冲突；(6)创造需求和保守心理的冲突；(7)开放和封闭的矛盾冲突；(8)竞争与中庸信条的矛盾冲突；(9)物质利益原则与伦理中心原则的矛盾冲突；(10)社会消费需要和文化传统中崇俭反奢原则的冲突。” 权威性讨论会的观点在权威性的刊物发表，在全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7]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的各派学者普遍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即使是对中国传统持有同情态度学者也是试图证明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是能开出现代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而反传统的学者则接受马克斯?韦伯关于在心理习惯上接受了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人不可能接受现代性价值体系的观点，认为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及其展关形态与现代化完全不具共同性，作为反映农业文明价值取向的儒家文化与作为体现工业文明价值取向的现代文化是完全异质的和根本对立的两种文化体系。即使是主张以心理结构来分析孔子的仁学体系的李泽厚，也接受这种传统与现代对峙的思想架构。他说：“正是这个专制主义，禁欲主义、等级主义的孔子，是封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人格化的总符号，它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直到今天，也仍然有不断地、彻底地肃清这个封建主义的孔子余毒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它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严重障碍。不清醒地看到这个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的严重缺陷和弱点，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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