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时有代表性的一些观点，分别做了批评，比如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李大钊、陈独秀、杜亚泉等），中国人的生活是向内的，西洋人的生活是向外的。（杜亚泉等）中国文化是精神的，西方文化是物质的。（李大钊等）。

“试先就所谓‘主静’、‘主动’之说加以分析。中国古代确有‘主静’的哲学家，如老子、庄子，魏时的王弼，北宋的周敦颐。但是也有主动的哲学家，如墨子，清初的王夫之、颜元。而大多数哲学家是主张‘动静合一’的。”[29]“至于认为东西文明‘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尤为不切实际。还有人认为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洋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更是违实之谈。按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都有较高的成就，中国古代思想家更强调精神生活的价值，应该承认中国确实有自己的精神文明；但是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人所共知的四大发明即属于物质文明，能说中国缺乏物质文明吗？……应该承认，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具有‘精神的’和‘物质的’两个方面。”[30]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尤其批评了将中西之别看成是古今之异的观点。当时常乃悳发表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说：“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在文明的特点。”“现在一般所谓的东洋文明，实在就是第二期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却是第三期的文明。”（《国民》第二卷第3号，1920年10月1日）

“这种观点也是不全面的，仅承认文化的时代性，而没有见到文化还有民族性。例如西方中世纪的文化与中国中古时代的文化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而各自显示了不同的内容，这就表现了民族性的差异。应该承认，文化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中西文化之间，既有古今之异，又有中外之殊。”[31]

张先生又写了《谈孔子评价问题》《关于孔子哲学的批判继承》等文，在写于1982年《谈孔子评价问题》一文中，张先生开始具体描述孔子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史的正面价值。他说：“孔子有哪些主要的贡献呢？第一，孔子是第一个从事大规模讲学的教育家，在客观上为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开辟了道路。第二，孔子提炼并宣扬了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公共生活规则的处世格言，提出了以‘泛爱’为内容的仁说。第三，孔子重视人的问题而不重视神的问题，提倡积极有为的乐观精神，要求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崇高理想，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奠定了基础。”[32]

而在80年代后期以后，张先生更重视阐发孔子思想中的积极性内容。张先生晚年所强调孔子的主要贡献是：积极乐观的有为精神，对道德价值的高度重视，开创了重视历史经验的传统，奠定了汉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基础。[33] 从而肯定了在孔子思想中的积极方面是主要的。

（2）积极进取是儒家的基本精神

张岱年先生对儒学所做的分析，关键之处在于他要确立一种观念，即儒家不是一种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恰恰相反，积极进取才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并且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他特别看重《易传》的观念，并从“生生不息”和“刚健有为”中构造儒家精神的内涵：

首先，他认为儒家强调变革，反对墨守成规。他说：《系辞》提出“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重要命题，“日新”即新而又新，“生生”即生而又生。“生生之谓易”是《易传》提出的关于变易的界说。《系辞》强调“生”，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谓“生”，即产生发生之义。“《易传》重视‘日新’、‘生生’，因而在政治上也强调变革，肯定变革的必要。《系辞》云：‘变而通之以尽利’，‘功业见乎变’。《彖传》赞美汤、武革命：‘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卦》）孟、荀都是盛赞汤、武的。《易传》也高度赞扬汤、武，这是先秦儒家的一贯观点。”[34]

其次，“刚健”，“自强”是儒家的核心。他说：儒家虽然提倡温良恭俭让，但也宣扬积极进取的精神。孔子自述生平的态度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孔子一生积极活动，以致于被当时的隐士们讥讽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宪问）

孔子对待狂狷的态度，也是宁狂不狷。“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

儒家还称赞“刚毅”“弘毅”，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重重乎！死后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张先生特别从《周易大传》提倡“刚健”观念和“自强不息”的原则。〈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言》云：“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并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积极进取的精神是不可能存在如此长的时间的。

张岱年特别认为了解儒学，不能停留在表面的语句，不能完全拘泥于圣人之“迹”，而应透过这些“迹”发现“道”，因此他认为要区分浅层儒学和深层儒学。张先生认为将儒学的思想分为浅层的思想和深邃的思想。他指出维护等级区分，只是儒学的浅层思想。而儒学的深层义蕴，他借用了“奥义”一词，认为这些思想是“一般人所不易理解的，对于文化思想的发展却起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35]

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这样一句话“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这样的结论出现在谶纬盛行的汉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公羊学的发展本身就要依靠这种“微言大义”的支撑。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公羊学是儒学中最具有革命因素的内容。张先生借用这样的语句来阐发儒家之“奥义”目的也是为了能更好地揭示儒学与现实的中国相关的内涵。他说“儒家学说中确实具有一些微言大义，‘微言’即微妙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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