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岱年：进取而非保守是儒家的基本精神

（1）为儒学护法

相比之下，张岱年先生的儒学观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张先生一贯以来的唯物主义立场，使人们或许忽视了他对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儒学观的重新定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对此陈来有一种深刻的认识。他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讨论中，对有关儒家的各种流行的误解和不妥当的观点，广泛地进行了评论和纠正，在很多地方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批驳。我们知道，张先生并不赞成‘儒学复兴论’，他自己明确表示他不是‘新儒家’，他也一贯明白指出儒学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在80-90年代的文化论争中，在促进正确认识儒家思想的优点和现代意义方面，在反驳和澄清有关儒学认识的种种错误观点方面，张先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是其他人所不能相比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文化思潮中，张先生在实际上扮演了儒学的护法的角色。真切了解这一点，对全面认识20世纪后期的文化讨论和张先生在文化讨论中的角色与作用，以及张先生晚年的思想特点，都是十分重要的。”[20]

其实，在许多讨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文章中，张先生同样认为缺乏民主和科学的传统是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些罪过应加到儒学，或者孔子头上。他反对极端的尊孔，但也反对五四以来对儒家的全盘否定，认为应对儒学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做全面的分析。他说：“过去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大搞‘尊孔’；五四运动之后，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十年动乱时期，更有人以谩骂的方式大肆‘反孔’。时至今日，这些陈迹都已云消雾散了。我们以为，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或者说应该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或者说也应该过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研孔、评孔，对孔子进行研究，进行分析，进行评论。”[21]

这种研孔、评孔的过程，首先是对批林批孔时期的一些错误结论的清算。

1977年，张岱年先生撰写了《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思想上的路线斗争—批判“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的谬论》一文，他强调，“讨论儒法关系，首先必须明确儒和法的含义。儒家和法家都是中国古代具有确定含义的学派。”[22]1980年张岱年先生写了《孔子哲学解析》，其目的是要对儒家进行正本清源式的研究，他说：“我们现在哲学史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是全面地客观地评价孔子。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确曾起过严重的消极作用，而在若干方面也未尝没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对于孔子，应该进行全面的辩证的解析。”[23]提出关于孔子哲学思想的十个要点，即：1、述古而非复古，2、尊君而不主独裁，3、信天而怀疑鬼神、4、言命而超脱生死，5、举仁智而统礼乐，6、道中庸而疾必固，7、悬生知而重闻见，8、宣正名以不苟言，9、重德教而轻刑罚，10、整旧典而开新风，这些要点的标题显示出，张先生认为孔子的对许多问题的见解都包含了两个方面，需要加以辩证的理解。[24] 1983年张先生又写了《论孔子的哲学思想》。

80年代初张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孔子的思想有积极性，也有消极性。然而，他坚决反对将孔子看作是一个保守，主张复辟的人，而是认为孔子决非复古主义者，孔子反对君主独裁，继承并整理了古代文化，在提炼公共生活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仁的学说，对中国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孔子与中国文化》一文显然是针对《孔丘其人》一文而作，因为他所试图反驳的结论主要是那篇文章所主张的。比如《孔丘其人》一文中说：“在孔老二心目中，周朝奴隶制的一切，从井田到法律，从音乐到酒杯，都是尽善尽美、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新兴地主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任何一项革新，对于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涌现的一切新生事物，孔老二都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学生冉求去帮助革新，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发展，他就恶狠狠地要门徒‘鸣鼓而攻之’；晋国铸了刑鼎，破坏了奴隶制的贵贱秩序，他诅咒人家要‘亡国’；甚至在他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还拚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再三请求讨伐。

孔丘如此仇视新事物，以种种努力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简直达到了发狂的地步。孔老二这个‘复礼’狂，正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25]

张岱年不同意将儒家的政治观念看做是保守的，他说：“多年以来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孔子在伦理学说、教育思想方面有所创新，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属于守旧派，他一生不得志，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十年动乱时期，‘批孔’、‘批儒’，更指斥孔子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复古派、复辟狂。时至今日，这个问题须加以认真考察，分辨清楚。”[26]

当时人们认为孔子守旧和保守的理由是四条，（1）孔子反对三桓僭越，（2）要讨伐陈恒杀君，（3）反对鲁用田赋，（4）反对晋铸刑鼎。张先生认为这些理由是不成立的。“孔子反对这些，是否一定是顽固守旧呢？这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当时各国诸侯大夫都从事与僭越，这是大势所趋。但这类僭越行为对于人民有没有好处呢？事实上那只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从宁俭勿奢的观点来反对僭越，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田氏篡齐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春秋末年陈恒杀君，据《左传》的记载，仅仅属于权利之争，并无革命意义。孔子反对陈恒杀君，也难以断定其为反动的。孔子反对鲁用田赋的理由是反对增税，他的主张是：‘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这反对增税的言论，虽然不合乎经济发展的形势，但不能说是反动的。”[27]

很显然张岱年先生的反对与梁漱溟先生之不同意批林批孔时期的一些基本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并不完全拘泥于“现代与传统”决然二分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之中，而是着力从中国历史自身的传统去解释儒家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张先生对五四时期几种主要的否定中国文化的观点都进行了分析。他说：“我们应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承认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如李大钊、陈独秀等的巨大贡献，但也应该认识当时一些言论的难以避免的局限。毛泽东说：‘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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