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

两千五百年前，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黄河流域的华夏族遭遇到第二次“洪水时代”。那人欲的洪流“浩浩怀山襄陵”1，吞没了当时的文明世界。在各文明民族中，注重历史与经验的华夏族最先在心智上发育成熟。随着理性的成长，周人所信仰的“临下有赫”2的上帝逐渐失去了仲裁万物作福作祸的威权。《诗》上说，“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丞民，其命匪谌。”3那象父母一样严格地督导着世人的“上帝”实是万物的主宰在华夏族童稚的心灵上的投影——童年的“人”还无法割断这条心理上的脐带。睿智的三代“哲王”以神道教化人民，“非以明民，将以愚之”4，在淳朴的民性的基石上确立了伟大的礼乐制度。华夏族古老的一神信仰也和所有其他的一神教一样内在地孕育了信仰和理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随着理性的成长愈演愈烈。

到了西周末年，“临下有赫”的“上帝”终于“退隐”了——日益成长的理性已经不再信赖任何外在的权威，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理性自身。利欲熏心的权势者深信赋予其权力的乃是其心中不可遏制的权力意志。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又都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权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5象征着“周文”的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此时已经幻为美好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霍布士所说的“人与人争”的可怕的自然状态。那是一个“文明”退位、“伪文明”得道的时代——人心中原始的动物本能获得了解放，披着“文明”外衣不动声色地将人类召回文明创辟之前的黑暗世界。无明，黑沉沉的无明笼罩着当时的世界。

困惑是孕育一切哲学思想的母体。“礼崩乐坏”的衰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人的本质是什么？文明的本质又是什么？蜕化的原因何在？怎样安顿理性时代的天人关系？只有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才会将人们通常以为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文教问题的问题看作哲学思想的问题。如果无法解答这些可以撼动整个文明的基础的问题，进而革新过时的天道性理，古老的华夏族文明可能会随许多死去的文明一起沦为历史的名词。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思想体系正是在对前面三个问题深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时代的天道性理，从而为华夏族文明的未来发展开启无限的生机。

对人性即人的本质的思考构成整个儒学思想体系的基石。关于这个问题儒家也有一个自己版本的“创世纪”：人原是一团浑沌无明的生命，和禽兽一样按神订立的法则在伊甸园中繁衍生息；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没有幸也没有不幸。神吩咐人说：“园里的果子你全都可以吃；但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千万不要吃，因为吃了就一定死。”胆大妄为的人没有听神的话。有一天，他见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美丽悦目，就摘下吃了。人的眼睛突然开了，第一次看见神的尊容，也看见自己裸露的身体。他自觉羞耻，便用无花果树编衣敝体。这时，人的心中开始升起不断超越自身的高贵的生命意志——“仁”。正是这生命意志规定了人之为“人”。“仁”教“人”反出神的伊甸园，用双手开辟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地——“文明”。从此“人”有了快乐也有了痛苦，有了幸也有了不幸。

“文明”有三千幻相，“自由”乃其无相之相。从其创辟之日起，“人”与神之间永恒的战争就拉开了序幕。“必然”是神的国土，象大海一样浩瀚无涯；“自由”是人的领地，象海上的孤岛巍然屹立。“人”在“仁”的引领下终于挣脱了生存竞争的法则，使“自由”的领地不断向神的国土延伸。在斗争中盲目的“仁”逐渐发育成熟；当它达到自我意识的时候，就化生出理智的力量和节制的精神——“智”。“智”是“仁”的对立面，也是“仁”的完成；它教“人”忖度神的规矩，有条不紊地规划将来，从而将“自由”的领地伸展至其极限。

在神的国土中，“文明”好似一座坚固的堡垒，带给它的居民安全、舒适和温馨，也在同时麻醉了他们心中生生不息的“仁”。当“仁”终于昏昏入睡的时候，“人”就开始忘乎所以，再也回想不起当初创辟“文明”的艰辛。而这一切正是狡黠的神期盼已久的；他趁机悄悄地发动“人”心中潜伏的动物本能，重新将人类置于铁腕之下。此时，“仁”所化生的“智”沦为“计”，堕入无明之中。“计”自以为“智”，浑不知自己只是“智”的拙劣的摹本。它和“智”一样可以教人创建伟大的事功，只是将这事功筑于神的国土，而非“人”的领地；就象沙上的城堡，一阵风刮来就坍倒了。当神将逋逃在外的“人”重新召回伊甸园中，昏睡的“仁”忆起旧日的光景，终于苏醒过来。

人类的历史就在“欲”与“仁”、“必然”与“自由”不断斗争不断消长的过程中艰难地向前延伸。所以《论语》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6在华夏族的幼年时代，“仁”曾以那个年龄的“人”可以理解的语言为之布道设教，依托着“上帝”羞羞答答地彰显自身。“……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怀多福”7乃其权教。“终日乾乾”的华夏族先民怀着深沉的忧患，筚路蓝缕，缔造了伟大的文明和文化，从而剥夺了他们所“昭事”的“上帝”的权力。而到春秋之时，古代世界的幼稚的天道性理在日益成熟的“理性”的眼里顿失昔日的神采；人欲的洪流冲决一切文明的堤防，泛滥无所归依——“中国不绝如线”8。此时，一向深藏不露的“仁”终于十字打开，通过一位伟大的教师向世人现身说法。儒学创始人孔子生于鲁昌平乡陬邑，“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9正是这巨人以其无比的智慧和毅力为悄悄来临的“理性时代”创立了全新的信仰体系，代替退隐的“上帝”抚慰狂躁不安的人类，终于平治了那浩浩滔天的洪水。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0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信仰体系皆在其创始人那里明确了作为其根本教义的天道性理的义理规模，儒家似为唯一的例外。以绍述圣人为己任的历代思想家无不竭思尽虑，孜孜以求夫子所未言之“性与天道”。殊不知正在这不言之中孕育了宗教思想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伟大的革命。子贡曾向老师闻询天道的究竟。“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1孔子这里讲的是理性的“人”应当如何看待“天道”的问题。我们知道幼年的人类生活在一个由原始宗教的天道观编织的意义圆足的童话世界之中，在那里他们的灵魂得以安顿；而当古代世界的“上帝”被迫退隐之后，尚未在心理上断奶的“人”竭思尽虑，仍然希冀凭其“万能”的“理性”补好这个精神宇宙的“黑洞”－－而在那个时代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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