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有了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华夏族文明和华夏族国家终于熬过了“上帝退隐”造成的阵痛，顽强地延绵至今。在孔子编订的六艺之中，《诗》、《书》、《礼》、《乐》属于殷周文明之旧典，《大易》、《春秋》则代表了“仁”与理性时代的“人”订立的新约。《易》原为备于王宫的三代卜巫之书，由孔子之《易传》而获得全新的内涵，形成与《春秋》外王之学相配套的内圣工夫。作为新王官的《大易》以“仁心”取代耆草以为“穷神知化”之媒体。“徒善不可以为政”29，这“仁”只能是达到自我意识的完成的“仁”——“智”。在“智”看来，大凡人事现象只有在变化不羁的时间流程里方显其真相，从中可以察照事态未来发展之几。仁以为己任的“超人”总是“见几而作，不俟终日”30，以其高度的心灵弹性与时俱化、不滞与物。这是一个身处“据乱世”的君子应当具备的心理素质。然万变不离其宗，如果“人”不幸而堕入权力斗争的魔道，唯利是图、与物浮沉，《易》教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此即“易之失贼”31及“易为君子谋”32的道理。职是之故，与《易》教相应的《春秋》教最重“华夷之辩”。“华夷之辨”不在种族血统而在文化理想之有无——自觉地恪守崇高的理想并以之为向导努力超脱自然法则的国家或民族为“中国”；反之，放纵本能、唯利是逐，将其命运拱手交给“上帝之手”的国家或民族为“夷狄”。一个人要先立乎其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要先立乎其大——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正因其立志要成为“中国”。它永远将崇高的文化理想视为指导国家行为的南针，高尚其志，逐步带动尚未开化的“夷狄”走上“仁”所指引的道路——所谓“齐一变至鲁，鲁一变至道。”33在沧海横流的乱世，“中国”只有损其文致，返质用忠，充分释放生命力以适应残酷的自然法则；而在丧乱之后，必定“隆礼义”以胜残去杀，逐步化解生存竞争的积习在人民心理深层的惯性。人类的历史之所以异于动物界的时间流程，就在于高贵的“仁”永远也不会容许主宰随心所欲地行使其法则。当“人”终于达到“仁”的自觉之时，历史的发展就开始步入人文演化的全新的轨道——在“据乱世”，人类“内其国而外诸夏”34，其动物本能通过种族矛盾表达自身；在“升平世”，人类“内诸夏而外夷狄”35，其动物本能通过文化冲突表达自身；而到了“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36，终于实现了“大一统”。人类的自然本能化除净尽之时，也就是“天下归仁”之日；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才完成了自身，从主宰那里获得完全的自由。“仁的王国”的来临不是因为仁慈的上帝赦免了“人”的“原罪”，而是因为高尚其志的人类以其自作主宰之意志战胜了自己的“原罪”。文明的进步永远以“人”把握自身命运的能力为其标度，动物本能所化生之物质成就实无与焉——主宰能予之，主宰能取之，一如镜花水月。只有不懈地积善成德，才能促使“仁的王国”早日来临。鲁哀公十四年春，当孔子将儒学运动的宗旨阐发无余之际，传说中象征着“仁义”的麟兽出现于鲁国的大野，这位伟大的教师记下了《春秋经》的最后一条——“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以为祥瑞。
注释：
1、《尚书·陶谟》
2、《诗·大雅·皇矣》
3、《诗·大雅·荡之什》
4、《老子·六十五章》
5、《史记·太史公自序》
6、《论语·为政》
7、《诗·大雅·大明》
8、《公羊传·僖公四年》
9、《史记·孔子世家》
10、《论语·公冶长》
11、《论语·阳货》
12、苏轼《前赤壁赋》
13、《论语·为政》
14、《墨子·公孟篇》
15、《论语·颜渊》
16、《论语·子罕》
17、《论语·颜渊》
18、《孟子·公孙丑上》
19、《论语·颜渊》
20、《史记·孔子世家》
21、《史记·孔子世家》
22、《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23、《史记·孔子世家》
24、《春秋繁露·竹林》
25、《史记·太史公自序》
26、《孟子·离娄下》
27、《论语·季氏》
28、《春秋·隐公十四年》
29、《孟子·离娄下》
30、《易·系辞》
31、《礼记·经解》
32、《张子正蒙·大易篇》
33、《论语·雍也》
34、何休《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隐公元年”
35、同上
36、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