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孔子思想，首先面对的困难是资料问题。因为，孔子不像后世的思想家，尤其是不像今天的思想家，动辄以大部头的著作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并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孔子主张“述而不作”，喜欢把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与思索直截了当地“告诉”别人，而不转借于文字之繁。这样，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对孔子思想进行研究所凭借的资料并不是孔子本人的著作，而是孔子的学生或后人的一种记载与传述。据传，孔子删节过“六经”，以至于后人有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的说法，但我们今天所见之先秦儒家经典其实并非孔子的“著作”，它们顶多只能算是孔子的一种“编著”。当然，“编著”也是思想家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方式，编什么内容？或根据什么标准来编辑？这都与思想家主体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如《诗经》，《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盛，至幽厉之缺。”孔子自己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可见，孔子确是编定过《诗经》，而且其编辑的标准是礼义。再如《春秋》，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史删削而成，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而“春秋笔法”作为孔子品评历史人物的一种方法，便充分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取向，司马迁认为：“《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然而，这些都毕竟不是孔子自己的著述，因而它们是否可以作为孔子思想的直接载体，在史学界一直是存疑的。

一、 传统“论语学”的出路

既然如此，那么，孔子的学生或后人的有关“夫子言行”的记载是否可信呢？我们知道，在所有有关“夫子言行”的记录之中，以《论语》的可信度最高，影响最大，因而其成为我们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是自然的。但是，正如刘蔚华先生所说：“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绝非单由一部《论语》所能造成的，而是各种典籍中有关孔子思想言行的材料堆积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孔子而后，不载‘夫子言行’的典籍，几乎是很少的。”[见郭沂校补：《孔子集语校补》序，齐鲁书社，1988年，第1-2页]是以在汉代，有关孔子的言行资料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论语》，另一类为《逸论语》，前者为汉博士所习，后者则为民间所传。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谓：“张禹《鲁论》所无，则谓之《逸论语》。”《逸论语》多为采集于其他典籍中的孔子言论汇编，其中以明代潘士达的《论语外编》和清代孙星衍的《孔子集语》最为祥实。《逸论语》虽然对于“孔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很显然，它们是难以具备信史价值的，故我们将之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资料时，必须十分慎重。

《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是我们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杨伯峻先生说：“如果说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依赖的材料。”[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31页] 但从史料学的角度看，《论语》作为一种文本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象之一。因为，《论语》作为文本并非出自于孔子自己之手，它的成书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曹聚仁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中认为，《论语》的原始集结在先秦不是一部而是有多种本子存在，孔子三千弟子中至少七十二贤人皆有一本有关孔子言行的记录册，即七十二种不同的《论语》。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后，至西汉，《论语》还有《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和《河涧论语》等不同版本，这说明《论语》作为文本确实存在着史料的真伪问题需要人们去予以甄别。这一点也是“论语学”得以兴起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自汉代以来，以《论语》为研究对象的“经学”一直是官方的显学之一，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提出了“论语学”的概念，３０年代周予同先生著《群经概论》，论述了“论语学”的沿革。“论语学”在古代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汉学”和“宋学”两个阶段，“汉学”以名物训诂为主，包括汉代的“经学”和清代的考据学，“宋学”则以义理发挥为务，主要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近代“论语学”的发展除继续汉学、宋学之传统外，又将西学融入其中，其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传统“论语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论语》的编纂、成书的年代、版本的变迁、篇章次第与结构、文字训诂、名物考释、注译传播及学派风气等方面，涉及到历史学、文字学、版本学、校雠学及哲学、文化学等学科，取得了十分丰厚的成就，根据统计，自汉代以来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有关《论语》的考释之书，见于史载或流传下来的就不下３０００种，这些著作为我们以《论语》为主要资料来研究孔子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我认为，传统“论语学”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这就是：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未能注意到：《论语》这样一种颇具特色的文本形式本身同孔子思想之间到底有何内在的联系？我认为，注意到这一问题有可能是“论语学”在方法论上的一次变革，因为，它意味着《论语》作为文本已不再是“考据”的对象，而是“解释”的对象，作为后者，《论语》的“文本”形式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版本”问题，而是一个文本建构者同思想者即孔子之间关系问题，或者说，由这样一种解释学角度出发，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是《论语》的版本形式对于了解孔子思想来说何者更为“真实”，而是《论语》这样一种文本形式是如何反映孔子思想的。

那么，《论语》这样一种文本形式到底有何特征呢？简单来说，《论语》是一个以“问答”为主要构成的文本。匡亚明先生说：“一部《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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