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答”的意蕴

《论语》这样一种以“问答”为主体的文本形式同孔子思想之间有何内在的关联呢？关于这一问题，以往学者鲜有论及。这也是传统“论语学”之不能走向纵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此问题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论语》的文本形式与孔子“述而不作”思想有直接的关联。我们知道，孔子的文化观是复古主义的，他自称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也（《论语·述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孔子的这种复古主义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文化保守主义，孔子曾明确讲：“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论语·宪问》），他之所以“信而好古”，那是在他通过对夏商周三代礼仪的比较之后形成的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样一种价值判断与选择（《论语·八佾》），所以，“述而不作”之“述”并不等于“接受”，而一种“选择”，并不一种简单地对古代文化尤其是周礼的“传述”行为，而是一种在思想方面的“继承”、在意志上的“承当”和在行为上的“践履”，用《中庸》的话来说，“述”就是“述事”，“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可见“述”概念具有“知行合一”的内涵。

孔子的“述而不作”思想又是同他反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与“述”相对待的“作”概念在内涵上虽与今天所讲的创造之义相近，但在孔子的思想语境中，“作”的内涵特指一种无继承的标新立异而言，子曰：“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可见孔子并不反对“作”，而是反对“不知而作”，即在孔子看来，“作”要以“知”为基础，不“知”则不能也不应去“作”。而所谓“知”，也就是了解，是一种理性自觉，“知”的对象既有现实的存在，但更主要是以礼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这就是说，“作”作为一种创新必须以继承即“知”为前提与基础，正因为如此，孔子的“述而不作”作为一种看待古典的方式，本身就是某种新的东西。因为过去的东西因为被意识到而发生变化。通过将传统转化为自觉的原则，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哲学。所以，我认为，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精髓并不是要反对创新，而是强调继承在创新中的基础地位。

“作”的前提是“知”，而一旦真正“知”了传统礼乐文化的精髓，孔子认为，“作”的必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因为，在孔子看来，春秋时期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虽然是以“礼崩乐坏”为表征，但这并不意味着礼乐便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实际上，“礼崩乐坏”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了解礼乐文化的精髓而固执于礼乐的形式主义所致，因此，挽救礼乐文化没落的出路并不在礼乐之外，而在于礼乐文化本身。为实现这一目标，孔子将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对古文化的搜集整理上，成为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删《春秋》，正《礼》《乐》，辑《诗》《书》，传“述”古文化的要义；在教学活动中，更是以阐“述”古文化为主要内容，如在“陈元问伯鱼”事中，陈元以为，作为先生的儿子，伯鱼当有所“异闻”，但伯鱼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也只是孔子平常教导弟子们的《诗》《书》之类，而并无特别的教诲（《论语·季氏》）。由此可见，孔子的教育活动完全是按他自己设定的原则即“述而不作”来进行的，其教育的中心内容也主要是放在对古文化的理解与实践上。对于这一点，孔子是极为重视的，他反复向弟子们强调：“予欲无言”，对此，子贡不理解，曰：“子如无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我们知道，“立言”本为后世儒生所特别重视的“三不朽”之一，但孔子却不屑为之。这是因为孔子认定古文化的价值就像自然之“天”一样，具有真理的恒定性和绝对性，是人力所不能加损的，春秋社会的“礼崩乐坏”只是遮蔽太阳的乌云，终将消失。所以，“士”的使命就在于重现古文化的光辉，以挽救现实的危机。由于孔子的这一文化态度，孔子最终没有像墨子、老子一样留下系统地阐述自己思想的“立言”之作。至于《春秋》，孟子认为是孔子所“作”，实际上只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编著”，它是孔子根据鲁史删削而成，只是因为孔子所为，开中国古代私人修史之先河，于当时之礼制有所不当。是以，孔子深感不安，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由于孔子没有留下“作”品，在孔子的学生们看来，先生在平常的教学、生活实践中的话语就代表了孔子的思想。如何真实地再现这些话语便成了孔子以后儒生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如上所述，孔子死后，儒学的内部分化有可能使《论语》的文本形式出现多样化的情形，这使得达成一种文本共识存在着许多的困难。并且，后人也有可能产生更进一步的怀疑是：我们现今所见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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