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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本，即使作为先秦儒生的一种文本共识可以成立，但是它的真实性如何保证呢？我认为，如果局限于传统“论语学”的框架内，这个问题是根本没法回答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与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相联系，也许可以获得一定的解释。因为，“述而不作”作为孔子的一种文化教育态度曾在孔子的学生中引起过不安，子贡之问——“子如无言，则小子何述焉？”便代表了孔子后学的这种思想焦虑。由于存在这样一种焦虑，所以，孔子的学生对于孔子的思想也只能采取“述”的方式，任何企图将孔子思想描述成某一个系统的武断做法都是与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要求相违的，这一点恰恰是《论语》作为文本的真实性的重要保障。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庸》与《论语》的文本形式，尽管它们同为儒家后生之作，但很显然，《中庸》对孔子思想的阐述是抽象的、系统的，而《论语》的描述则比较具体，显得有点零乱；前者的论述固然使孔子的思想显得更为精致和完善，但恰恰是这种精致与系统的文本风格，它反倒不若后者更接近孔子思想的原貌，更符合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风格。因此，《论语》作为文本实际上也是孔子学生对先生思想的一种“述而不作”。
第二，《论语》的文本形式与孔子的民主教育思想有关。春秋之际，虽然政治上“礼崩乐坏”，王室衰微，但在学术思想文化方面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与自由，其中尤其是“私学”的兴起，打破了“学在王府”的文化教育垄断局面，使得文化的解释权不断下移并朝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受这一文化氛围的影响，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对古文化所作的传“述”或阐释便体现为一种民主教育思想，而这种民主教育思想体现在教学过程就是以“问答”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孔子认为，“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人人都是古文化复兴的承担者，在真理和知识面前，人人平等。而在对古文化的理解上，师生之间的教与学是一个“相长”的互动过程，老师并不具有话语的绝对权威性，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则改之。”（《论语·述而》）从这种平等的立场出发，“相长”的过程必然是一个“问答”的过程。孔子特别重视“问”，他说：“吾有知乎？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问，是获得知识的途径，故师生之间、朋友之间要经常地“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学而》），方能有所长进，故《论语》通篇就是由“问答”构成的。又，孔子十分重视问答对于思维的启发作用，“子贡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子贡的这种举一反三深获孔子嘉许，虽然在孔子学生中，颜回最受孔子推许，但孔子认为“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论语·先进》），即在孔子看来，颜回因不善于提问，故对人难以有所启发。
孔子对问答或对话的重视，还体现在他把“问”当作一种道德品格来提倡上。这就说，问答不只是致知的手段，同时也是品格的提升。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有人就说：“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孔子听了以后说：“是礼也”（《论语·八佾》），意即“问”本身就是礼的要求与表现形式之一。更重要的是，问，是道德修养的方法之一，如子路问孔子：“如何斯可谓士矣？”，子曰：“切切亻思亻思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亻思亻思，兄弟怡怡。”?穴《论语·子路》?雪所谓“切切亻思亻思”就是指相互批评而言，而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质疑，就是问。没有问，朋友之间虽然一腾和气，但实际上彼此无所裨益，故“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穴《论语·子路》?雪，问是士君子的品格之一；更进一步，“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穴《论语·子张》?雪问，是为仁的途径之一。可见，孔子对于问的理解，并没停留于致知的层面，而是将之与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这一点与古希腊智者苏格拉底对“问答”的注重有所区别，后者更重视的是一种“提问的能力”，而孔子则更倾向于把提问当作一种品格来对待，如孔子的学生曾子指出：“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穴《论语·泰伯》?雪此处“吾友”即指颜回，颜回虽不属于善于提问的人，但属于具有“不耻下问”之德性的人，所以为孔子所特别看重。而孔子自己是“问”的身体的力行者，他不仅喜欢问别人，也喜欢别人向他自己提问，尤其是喜欢别人的质问——带有批评性的问题。孔子同他的学生经常在一起各言其志，互相批评，如子路就曾三次直言不讳地批评孔子?穴《论语·阳货》、《论语·雍也》?雪。对学生的批评，孔子认为这是自己的幸运所在，“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穴《论语·述而》?雪这一点也反映出孔子开明的民主精神和坦荡的人格胸襟。
总之，“问答”在孔学的意蕴，不只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表现，它同时就是思想本身。在问答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灵光，而且还有问答者在人格和学术上的平等，在心灵上的相互敞开与互相激荡。因此，以问答形式构成的《论语》文本，不惟是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要求，同时更是孔子思想的反映。所以，我认为，把《论语》当作孔子思想的真实映本，无论在考据学上还是在逻辑学上都是可信的。
三、“一以贯之”
哲学源自于问题，而形成于系统。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哲学思想文本或我们有关哲学的印象总是与“理论化、系统化”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同样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所产生的、对后世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如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和孔子等，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对话或问答为其思想的主要表达方式，作为其思想的载体即文本，都与《论语》有着共同性，即都是一种对话录或问答录。这种文本与我们平常对哲学文本的印象多少有些格格不入，并由此导致我们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的系统性产生怀疑。所以，《论语》的文本风格与孔子思想的系统性关系问题，是解释学语境下的“论语学”的另一核心问题。
首先，哲学产生问题，问答具有哲学的生成意义，《论语》的文本风格作为孔子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上同时也是孔子哲学思想的产生方式之一。如上所述，“问”，在孔子看来，是一种致知的途径，但孔子的作“答”却往往是“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同为孔子的学生，问的是同一个问题，有时甚至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下问同一个问题，孔子所作的回答也不尽相同，这种现象在《论语》这一文本中是十分普遍的。即以“仁”为例，《论语》中孔子对于仁的说明就有近百次之多，但每次阐释不完全一致，使得仁的内涵与外延宽泛不定，模糊不清，有的定义甚至还可以作相互对立的理解，如“克己复礼为仁”与“仁者爱人”两个命题，完全可以作出截然相反的解释。对于文本中的这种现象，应该怎样理解呢？笔者认为，孔子对于问题的回答或阐释，都是处在一定的场景，针对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而在《论语》的文本构成中，恰恰是把许多的对话场景或语境给省略掉了。这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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