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文本的这一形式特征对于传统的“论语学”的发展而言具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论语”命名的意义。关于《论语》之名义，历来说法不一。（１）、《论语》是孔门弟记录所闻孔子之“善言”，如刘向《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邢疏曰：“直言曰言，答述曰语，散则言语可通，故此论夫子之语而谓之善言也。”这种对《论语》之名的道德化解释很显然是受汉代儒学“经学”化的影响所致，不足为信。（２）、《论语》乃指有条理之语而言，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此说最为牵强，正如杨伯峻先生所驳：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外，别人说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同上，第25页]（３）、孔子与弟子讨论文义之书。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说：“《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杨伯峻先生认为这更是一种“后出的主观看法”[同上，第26页]。（４）、孔子言论之辑录。此说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说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而非“讨论”之意。我认为，以上诸说中，（１）、（２）之说不足为凭，但（３）也未必是一种“后出的主观的看法”。因为，无论是意见（３）还是意见（４），皆肯定的一点是：《论语》是以记载孔子与其弟子相互问答为主体的文本，但因为孔子死后，“门人”所辑有所不同，这使得彼此之间一下子就达成一种普遍的文本共识有一定的困难，它需要彼此协商和讨论，班固所谓“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指的是在“门人”各自所辑的孔子言论基础上通过讨论而产生的一种文本共识，所以，《论语》的“论”应是讨论之“论”，不过不是指孔子与其弟子之间就“文义”进行的讨论，而是指孔子门人之间就“文本”进行的讨论。

其次，它可以帮助我们搞清楚《论语》作为一种文本的形成过程。关于《论语》的文本共识之达成是“论语学”中一个关键而又为传统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我们知道，孔子一生收徒甚众，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之说，根据《韩非子·显学》篇所说，孔子没后，儒学内部发生分化，“儒分为八”，有所谓“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等，其中“孙氏之儒”的代表人物荀子甚至公然批评思孟学派，谓其“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成为孔子以后儒家思想的另一颇具影响的派别。而儒学内部之所以产生这种激烈分化，一方面固然与时代的发展需要儒学本身不断更新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孔子“门人”所本的孔子言论之不同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可能达成一种《论语》的文本共识？

应该肯定的是，尽管孔子死后儒家内部的分化乃是一种必然的事实，但这并不妨碍各派之间达成一种编纂一部孔子言行录的文本共识。因为，无论是哪家哪派，为其思想有所张本故，都有编纂《论语》的愿望和要求；而且，在仁知分殊的情况下，受孔子“述而不作”和“欲无言”的思想风格影响，在采用“问答”体这样一种文本形式来编纂孔子言行录这一问题上，各派之间也容易达成共识。因为，问答体的《论语》文本形式对读者而言有着其它文本所不具有的理解开放性，正是由于同一孔子的话有可能支持各种不同的思想与观点，这使得由不同学派组成的编辑者对材料不会过分地较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材料的取舍上他们没有争论。事实上，哪些是孔子说过的话，哪些话孔子并没有讲过，这是编者们争论最多的、且最为头痛的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难题呢？简单地说，主要依靠“在场”者的证实，即任何提交于编辑的“夫子言行”须有“旁证”方可。而我们知道，“在场”有“群体在场”和“个体在场”两种情形，前者是指谈话必须有第三者在场，这第三者或参与了对话，或只是听众；后者则指对话仅限于两人之间。本来，“群体在场”和“个体在场”都具有直接的客观性，但从编辑学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编辑来自于不同学派的情形下，由于“个体在场”缺乏第三者的“旁证”力度，因而这类孔子的言行就很难为编辑们所认同而进入《论语》这一文本里，换言之，孔子与某个学生之间的单独谈话就有可能因其客观性不足而被排斥于《论语》之外。也正是这一点使《论语》这一文本的篇幅在数量上难以达到可观的程度。自汉以来，人们对于《论语》仅有２０篇或２１篇始终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秦始皇焚书所致，最初的《论语》在篇章数目上应大大超过我们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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